第一部分 第十一章

大詩人鮑裡斯·莫羅佐夫，一個灰熊般和藹的男人，被問及在柏林朗誦詩歌的情形，他答道：“Nichevo”（意思是“馬馬虎虎”，也隐含着“還算不錯”），然後講了一件關于德國流亡作家聯盟新任主席的并不令人難忘的滑稽事。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士對我說，她特别欣賞兵和後的那番關于丈夫的大逆不道的對話，還問我他們果真會把可憐的棋手扔出窗外嗎？我回答說會的，但不是在下一期，而且不會就此消失：他将永遠活在自己的棋局中，活在未來注釋者的多重驚歎号裡。

    我還聽到——我的聽力幾乎和我的視力不相上下——大家談話的片斷，比如：“她是個英國女人，”坐在五排椅子之後的一位來賓對另一位來賓低聲解釋。

     記錄所有這些也許過于瑣碎，除非意在将它們作為流亡者每一次類似聚會的平常背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條提醒語不時閃動在行話和閑話之間——随口引用的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詩句，是摯愛而熟悉的永恒存在，是不為人知的藝術高峰，以蓦然響起的華彩天籁，以榮耀與甜蜜、以無迹可尋的水晶鎮紙投射在牆上的一抹彩虹，來裝點悲怆的人生。

    那正是我的艾麗斯無法理解的。

     再回到那些瑣事：我想起當時我提到發現《塔瑪拉》“譯文”中一處愚不可及的錯誤，把大家逗得開懷大笑。

    其中一句vidnelos'neskol'kobarok（能看見幾艘駁船）被譯成lavueétaitassezbaroque（風景是非常巴洛克式的）。

    著名批評家巴錫列夫斯基，一個敦實的金發小老頭，穿着皺巴巴的棕色套裝，笑得大肚子亂顫——但随後他面露懷疑和不悅。

    茶會過後他突然過來和我搭話，粗魯地認定那個誤譯的例子是我捏造的。

    我記得我這樣回答，果真如此的話，那麼他本人很可能也是我的杜撰。

     我們步行回家的時候，艾麗斯抱怨說她再也不想學着用一勺甜膩膩的土莓醬把一杯茶攪渾。

    我說我有意願忍受她存心流露的島國褊狹心理，但懇求她别再àlaronde宣布：“請不用管我：我喜歡俄語的語調。

    ”那根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