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二章

因此鄙視她嗎？四年前有人在埋葬我妻子骨灰盒的地方留下一束神秘的鸢尾草，我是否知道那個人就是她？我能否想象，我發表在六個國家的流亡者報刊上的每一首詩她都能夠背誦？我能否想象，遍布我所有小說的數千處動人細節她全都記得，比如野鴨的呱呱叫聲（《塔瑪拉》中）“在一個人臨終時仿佛有俄國黑面包的滋味，因為他小時候曾把黑面包分給鴨子吃”，還有那副象棋（《兵吃後》中）缺了一個馬，“代替它的是一枚籌碼，仿佛一個孤兒，來自另一副不為人知的棋局”。

     以上這些持續了好幾個下午并且得到非常巧妙的提煉，而到了二月底一份《紅禮帽》完美無瑕的打字稿裝在精緻的信封中，由她親手（又是她）送到《帕特麗雅》雜志社（巴黎最重要的俄文雜志），此時我覺得自己已經陷入一個煩人的羅網。

     對于美麗的柳芭，我不僅從未體會到任何欲望的痛苦，甚至正在由麻木冷淡變為徹底反感。

    她投來的目光越溫柔，我的反應就越不像紳士。

    在她的溫文優雅中暗藏粗俗的鋒芒，她整個性格中充斥着這種變了味的親切。

    我發現了一些令人可悲的東西，并且越來越厭惡，比如她的氣味，将一種非常昂貴的香水（我猜是“愛慕”）随意灑在俄國少女不常洗澡的身體上，蓋住自然體味：一個小時左右“愛慕”香氣猶存，但之後被隐藏的部分開始頻繁出擊，而當她擡起手臂戴帽子的時候——不過沒關系，她是個好心人，我希望她如今是一位幸福的祖母。

     如果我詳述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同年三月一日），那我就是個無賴。

    隻要說這一點就夠了：我口授濟慈《秋天頌》的俄語譯詩，當念到“到處飄浮輕霧，瓜果都已成熟”時，她放聲痛哭，然後涕淚交加地傾訴起來，一直把我折磨到晚上八點鐘。

    她終于離開之後，我又犧牲一個小時寫了一封長信告訴她不要再來了。

    順便提一下，那是她第一次在我打字機上留下一頁沒有打完的紙。

    我把它取下，數周之後我又發現它夾在文件裡，于是慎重地保存好，因為最終是由安妮特完成這項工作的，有幾個拼寫錯誤，最後幾行還有删除的痕迹——以及提請注意的組合斜線，類似于雙劃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