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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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着香槟，為瑪莎突然百依百順而興高采烈時，瑪莎就走到隔壁房間的窗戶前，拉開窗簾，在那裡站一會兒，手裡舉着閃閃發光的笛形細長酒杯。
那就是信号。
弗朗茲處在靠近花園栅欄的位置，從那裡他能清晰地看見瑪莎站在爐火很旺的矩形凹處。
瑪莎讓窗開着，然後重新回到客廳卧榻德雷爾的身邊。
德雷爾也許坐在那裡，已經衣冠不整，喝着香槟，吃着巧克力。
弗朗茲立刻在黑暗中跳過栅欄門（“跳過栅欄門很容易。
當然，門上有尖鐵，可你是那麼優秀的運動員”），迅速穿過花園，小心翼翼地走，别留下任何洩露秘密的腳印，從落地窗進屋，她會讓落地窗半開着。
客廳的門也會開着。
弗朗茲從客廳門檻處連開六槍，就像美國電影那樣。
為了造成假象，在離開前，他應該從死者身上拿走錢包，也許還要從壁爐架上拿走兩件法國古董銀質蠟燭架；随後，從原路返回。
與此同時，她奔上樓去，寬衣就寝。
這就是整個行動過程。
弗朗茲點點頭。
另一個計劃是這樣的：她單獨與德雷爾去鄉間。
兩人進行一次長途跋涉。
他喜歡徒步旅行。
她和弗朗茲事先選好一個絕好的僻靜處（“在樹林裡，”弗朗茲說，他想象自己在一個昏暗的松樹和橡樹林裡，想象樹林覆蓋的山上有個古老的地牢，童年時他經常想起這些地方）。
他提着左輪手槍等候在大樹後面。
當他們再次把他殺死時，弗朗茲就朝她的一隻手上開一槍（“對，這是必要的，親愛的，都是這樣幹的，必須看上去像我們遭到了強盜襲擊”）。
弗朗茲應該拿走錢包（事後他應該把皮夾連同蠟燭架一并還給她）。
弗朗茲點點頭。
這兩個計劃是基本的。
其他計劃僅僅是這一主題的變異形式。
那麼多小說家相信，如果細節設計周密，那麼情節和人物就會水到渠成。
瑪莎小心翼翼策劃夜襲别墅計劃和樹林搶劫計劃（不幸的是，這兩個計劃經常會混淆起來）。
結果弗朗茲被證明是意想不到的最幸運的禮物：他能夠圖解似的清楚想象他的行動，還有瑪莎的行動，事先還得将這些行動與那些時間、空間、事由等概念協同考慮。
在這清晰明了和靈活機動的計劃中，隻有一件事始終不變，不過，瑪莎對該漏洞卻視而不見。
其盲點就是受害者。
受害者在遇害之前沒有顯露出任何生命的迹象。
如果還有哪一點事先沒有想到，那就是在安葬屍體之前，必須要移動和處理它，它似乎比活着的時候更加活躍。
弗朗茲的思緒圍繞着這一固定點像雜技演員那樣展開敏捷的思索。
所有必要的動作以及它們的後續發展都一一作了周密考慮。
那個目前叫做“德雷爾”的東西與未來的“德雷爾”之間的不同就像一根直線與一根橫線的差異，一種角度和視角的不同——僅此而已。
瑪莎并非故意鼓勵弗朗茲朝着這些抽象概念去思考，因為她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德雷爾事先不會察覺，沒有時間捍衛自己。
至于其他細節，她展開了非常生動、現實的想象：想象外甥用槍瞄準她丈夫時，德雷爾會如何聳起眉毛，如何開始哈哈大笑，以為手槍是玩具，如何帶着笑聲進入另一個世界。
為了消除一切危險，她把德雷爾想象成一種商品，已經包裝好，捆紮好，随時準備發送。
她并沒意識到這樣做會使弗朗茲下手方便得多。
“聰明的孩子，”她哈哈大笑，在他的臉頰上親吻一下，“機靈，你真機靈，親愛的。
”在瑪莎贊揚聲的鼓勵下，弗朗茲提供了一份估算單（不幸的是這份估算單後來不得不被燒毀了）：從栅欄到窗戶的步數，走這段距離需要多少秒，從窗戶到客廳大門的距離，從大門到扶手椅的距離（在他們的計劃中，在某個時刻要讓德雷爾從沙發移至扶手椅），從懸空舉起的左輪手槍到恰當安置的那顆腦袋背後的距離。
當德雷爾真的坐在那把扶手椅中，在四月陽光的照耀下閱讀周日的報紙時，瑪莎的發髻裡插着一把梳子，身穿一套高級定制的粉紅色新衣，與不穿外套的弗朗茲忙着在花園裡來回踱步，湯姆跟在他們後面，口裡叼着一個黑球。
他倆沿着别墅的圍牆一直走到客廳的窗前，然後回到邊門，邊走邊數着步子，記住步數，演練前進和撤退的方法。
德雷爾雙手叉腰，走出客廳，來到露台，随後立刻來到花園，加入他們一起散步，幫助他倆讨論怎樣重新鋪設石闆路，怎樣重新設計花圃；其實，瑪莎和弗朗茲也在煞費苦心地計劃花園小路和花圃的重新規劃。
當他倆單獨在那間乏味但鐘愛的小租房裡時，他們繼續計劃着，卧床上方還挂着那幅沒有售出的大乳頭奴隸姑娘畫，以及一把裝在框子裡的嶄新、昂貴、閑置的網球拍。
是時候考慮弄手槍了！剛到這一階段，他們就遇上了一個荒唐的障礙。
他倆确信，為了購買左輪手槍，必須弄到特許證。
瑪莎和弗朗茲都根本不知道如何弄到這張特許證。
他們必須得打聽，也需要去警察局，這也許意味着不得不填寫并簽署申請單。
很顯然，現在比起武器被派上用場，弄到武器的可能性要渺茫得多。
瑪莎不能忍受這種自相矛盾的荒謬說法。
她不把弄武器當作一回事，卻在執行這個計劃時遇到了各種同樣不可逾越的困難。
比如，那個花匠——他也是個警衛（可以收買？可以施以麻醉藥？）——是個頭腦冷靜、身強體壯的老惡棍；他目光銳利，一眼就能識别入侵者，他捏死毛毛蟲的方法很特别，他用長着鐵指甲般的食指和大拇指那麼特别可怕地一捏，毛毛蟲就會尖叫一聲，流出不少黏液，弗朗茲第一次親眼目睹那種綠色絞刑，他像女孩一樣尖聲高喊。
還有那個警察，他經常沿街巡視，好像在散步一樣。
森林計劃中也出現不少錯誤估計和漏洞：短途去格呂内瓦爾德旅行之後，弗朗茲報告說，那裡野餐的人比松樹還多。
柏林市郊還有許多其他樹林，但是得想出辦法把德雷爾弄到那裡去才行。
妥善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之後，獲得武器的問題也似乎不再那麼難以解決：柏林北部也許有些友善的槍支經銷商，他們不在乎有沒有許可證。
一旦有了槍，機會肯定就在他們一邊，他們的目标就會在恰當的時刻處在恰當的位置。
于是，瑪莎很滿意，因為她傳達了自己對各種正确關系的感覺（“要緊的事情先做”、“如果你有兩個鼻子，那麼你應該滿足于隻有一個眼睛”，這些都是她特别喜愛的諺語）。
于是，獲得一支可靠的小型左輪手槍的時候到了。
她想象弗朗茲如何——動作緩慢、身材修長、生性腼腆的弗朗茲——穿梭于各個槍支商店，熱情的銷售員如何突然開始問他一些需要謹慎回答的問題，那個白癡店員日後如何記得弗朗茲的玳瑁眼鏡和他細長、潔白、幼稚的雙手做出的各種解釋性的手勢，那支槍被使用和埋掉之後，如何被某個愛管閑事的偵探查獲……那麼，如果她去購買武器呢？……也許，她認為湯姆患了狂犬病，她想殺了它，事實上隻是練練槍——女人也能學會精确射擊。
突然，一個新異的形象在眼
那就是信号。
弗朗茲處在靠近花園栅欄的位置，從那裡他能清晰地看見瑪莎站在爐火很旺的矩形凹處。
瑪莎讓窗開着，然後重新回到客廳卧榻德雷爾的身邊。
德雷爾也許坐在那裡，已經衣冠不整，喝着香槟，吃着巧克力。
弗朗茲立刻在黑暗中跳過栅欄門（“跳過栅欄門很容易。
當然，門上有尖鐵，可你是那麼優秀的運動員”），迅速穿過花園，小心翼翼地走，别留下任何洩露秘密的腳印，從落地窗進屋，她會讓落地窗半開着。
客廳的門也會開着。
弗朗茲從客廳門檻處連開六槍，就像美國電影那樣。
為了造成假象，在離開前，他應該從死者身上拿走錢包，也許還要從壁爐架上拿走兩件法國古董銀質蠟燭架；随後，從原路返回。
與此同時，她奔上樓去，寬衣就寝。
這就是整個行動過程。
弗朗茲點點頭。
另一個計劃是這樣的：她單獨與德雷爾去鄉間。
兩人進行一次長途跋涉。
他喜歡徒步旅行。
她和弗朗茲事先選好一個絕好的僻靜處（“在樹林裡，”弗朗茲說，他想象自己在一個昏暗的松樹和橡樹林裡，想象樹林覆蓋的山上有個古老的地牢，童年時他經常想起這些地方）。
他提着左輪手槍等候在大樹後面。
當他們再次把他殺死時，弗朗茲就朝她的一隻手上開一槍（“對，這是必要的，親愛的，都是這樣幹的，必須看上去像我們遭到了強盜襲擊”）。
弗朗茲應該拿走錢包（事後他應該把皮夾連同蠟燭架一并還給她）。
弗朗茲點點頭。
這兩個計劃是基本的。
其他計劃僅僅是這一主題的變異形式。
那麼多小說家相信，如果細節設計周密，那麼情節和人物就會水到渠成。
瑪莎小心翼翼策劃夜襲别墅計劃和樹林搶劫計劃（不幸的是，這兩個計劃經常會混淆起來）。
結果弗朗茲被證明是意想不到的最幸運的禮物：他能夠圖解似的清楚想象他的行動，還有瑪莎的行動，事先還得将這些行動與那些時間、空間、事由等概念協同考慮。
在這清晰明了和靈活機動的計劃中，隻有一件事始終不變，不過，瑪莎對該漏洞卻視而不見。
其盲點就是受害者。
受害者在遇害之前沒有顯露出任何生命的迹象。
如果還有哪一點事先沒有想到，那就是在安葬屍體之前，必須要移動和處理它，它似乎比活着的時候更加活躍。
弗朗茲的思緒圍繞着這一固定點像雜技演員那樣展開敏捷的思索。
所有必要的動作以及它們的後續發展都一一作了周密考慮。
那個目前叫做“德雷爾”的東西與未來的“德雷爾”之間的不同就像一根直線與一根橫線的差異，一種角度和視角的不同——僅此而已。
瑪莎并非故意鼓勵弗朗茲朝着這些抽象概念去思考，因為她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德雷爾事先不會察覺，沒有時間捍衛自己。
至于其他細節，她展開了非常生動、現實的想象：想象外甥用槍瞄準她丈夫時，德雷爾會如何聳起眉毛，如何開始哈哈大笑，以為手槍是玩具，如何帶着笑聲進入另一個世界。
為了消除一切危險，她把德雷爾想象成一種商品，已經包裝好，捆紮好，随時準備發送。
她并沒意識到這樣做會使弗朗茲下手方便得多。
“聰明的孩子，”她哈哈大笑，在他的臉頰上親吻一下，“機靈，你真機靈，親愛的。
”在瑪莎贊揚聲的鼓勵下，弗朗茲提供了一份估算單（不幸的是這份估算單後來不得不被燒毀了）：從栅欄到窗戶的步數，走這段距離需要多少秒，從窗戶到客廳大門的距離，從大門到扶手椅的距離（在他們的計劃中，在某個時刻要讓德雷爾從沙發移至扶手椅），從懸空舉起的左輪手槍到恰當安置的那顆腦袋背後的距離。
當德雷爾真的坐在那把扶手椅中，在四月陽光的照耀下閱讀周日的報紙時，瑪莎的發髻裡插着一把梳子，身穿一套高級定制的粉紅色新衣，與不穿外套的弗朗茲忙着在花園裡來回踱步，湯姆跟在他們後面，口裡叼着一個黑球。
他倆沿着别墅的圍牆一直走到客廳的窗前，然後回到邊門，邊走邊數着步子，記住步數，演練前進和撤退的方法。
德雷爾雙手叉腰，走出客廳，來到露台，随後立刻來到花園，加入他們一起散步，幫助他倆讨論怎樣重新鋪設石闆路，怎樣重新設計花圃；其實，瑪莎和弗朗茲也在煞費苦心地計劃花園小路和花圃的重新規劃。
當他倆單獨在那間乏味但鐘愛的小租房裡時，他們繼續計劃着，卧床上方還挂着那幅沒有售出的大乳頭奴隸姑娘畫，以及一把裝在框子裡的嶄新、昂貴、閑置的網球拍。
是時候考慮弄手槍了！剛到這一階段，他們就遇上了一個荒唐的障礙。
他倆确信，為了購買左輪手槍，必須弄到特許證。
瑪莎和弗朗茲都根本不知道如何弄到這張特許證。
他們必須得打聽，也需要去警察局，這也許意味着不得不填寫并簽署申請單。
很顯然，現在比起武器被派上用場，弄到武器的可能性要渺茫得多。
瑪莎不能忍受這種自相矛盾的荒謬說法。
她不把弄武器當作一回事，卻在執行這個計劃時遇到了各種同樣不可逾越的困難。
比如，那個花匠——他也是個警衛（可以收買？可以施以麻醉藥？）——是個頭腦冷靜、身強體壯的老惡棍；他目光銳利，一眼就能識别入侵者，他捏死毛毛蟲的方法很特别，他用長着鐵指甲般的食指和大拇指那麼特别可怕地一捏，毛毛蟲就會尖叫一聲，流出不少黏液，弗朗茲第一次親眼目睹那種綠色絞刑，他像女孩一樣尖聲高喊。
還有那個警察，他經常沿街巡視，好像在散步一樣。
森林計劃中也出現不少錯誤估計和漏洞：短途去格呂内瓦爾德旅行之後，弗朗茲報告說，那裡野餐的人比松樹還多。
柏林市郊還有許多其他樹林，但是得想出辦法把德雷爾弄到那裡去才行。
妥善解決上述這些問題之後，獲得武器的問題也似乎不再那麼難以解決：柏林北部也許有些友善的槍支經銷商，他們不在乎有沒有許可證。
一旦有了槍，機會肯定就在他們一邊，他們的目标就會在恰當的時刻處在恰當的位置。
于是，瑪莎很滿意，因為她傳達了自己對各種正确關系的感覺（“要緊的事情先做”、“如果你有兩個鼻子，那麼你應該滿足于隻有一個眼睛”，這些都是她特别喜愛的諺語）。
于是，獲得一支可靠的小型左輪手槍的時候到了。
她想象弗朗茲如何——動作緩慢、身材修長、生性腼腆的弗朗茲——穿梭于各個槍支商店，熱情的銷售員如何突然開始問他一些需要謹慎回答的問題，那個白癡店員日後如何記得弗朗茲的玳瑁眼鏡和他細長、潔白、幼稚的雙手做出的各種解釋性的手勢，那支槍被使用和埋掉之後，如何被某個愛管閑事的偵探查獲……那麼，如果她去購買武器呢？……也許，她認為湯姆患了狂犬病，她想殺了它，事實上隻是練練槍——女人也能學會精确射擊。
突然，一個新異的形象在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