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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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點左右。
随着暮色降臨，室内的空氣變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種結結巴巴的聲音給我管教的對象讀契诃夫的幽默小說，可幾乎連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開燈：這哥兒倆有一種孩子不應有的奇怪的節省癖，一種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腸，黃油，電，還是各種款式的汽車，他們都知道确準的價格。
我高聲朗讀《低音提琴羅曼司》，一方面枉費心機地想娛悅他們，一方面又為自己，也為可憐的作者感到恥辱，這時候，我知道他們意識到了我與模糊萬象的暮色的鬥争，并且在冷冷地等着看我會不會堅持到街對面房子裡的第一盞燈亮起來樹立榜樣。
我成功了，燈光就是給我的獎賞。
我正要給自己的聲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最熱鬧的段落了），門廳裡的電話突然響了。
整套房子就我們仨，哥兒倆忽地跳起來，争先恐後朝那個丁零零的鈴聲跑。
我坐着沒有動，書攤開在腿上，沖着沒有讀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
原來是我的電話。
我在一把咯吱作響的藤椅上坐下，把聽筒貼到耳朵上。
我的學生站在旁邊，一左一右，不動聲色地瞅着我。
“我正在過來的路上呢。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你會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會被辜負的。
”我樂呵呵兒地說，“可您是哪位呀？” “你聽不出我是誰？這更好——到時候給你一個驚喜。
”那聲音說。
“可我倒想知道說話的是誰呀。
”我不依不饒地笑着說。
（後來我回想起自己那種頑皮到家的語氣隻覺得恐怖與羞愧。
） “到時候就知道了。
”那聲音幹脆地說。
這會兒我還真就撒起了歡兒。
“可為什麼呀？為什麼呀？”我問。
“真有意思……”我意識到自己是沖着一片真空說話，便聳了聳肩，把電話挂了。
我們又回到了起居室。
我說：“喂，我們剛才讀到哪兒了？”随後，找着了地方，接着往下讀。
然而，我有種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覺。
我機械地高聲朗讀，心裡直納悶兒這位來客會是誰呢。
一個剛剛從俄國來的什麼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聲音一一過了一遍——哎呀，真還沒有多少——不知什麼原因，過到一個名叫烏沙科夫的大學生時，我停下了。
我回想起在俄國僅上過的那一年大學，我在那裡孤獨難耐，這段記憶把這個烏沙科夫像一件寶貝一樣珍藏着。
在談話中間，我若露出一臉心照不宣的夢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讓我們快快樂樂》這支喜氣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學生時代，那就意味着我想起了烏沙科夫，盡管，天知道，我跟他隻閑聊過兩三次（談的是政治還是别的什麼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記了）。
不過，他在電話上顯得那麼神秘莫測，也不大可能啊。
我猜得入神，時而想是一名共産黨特務，時而又想是一位需要個秘書的性格乖僻的百萬富翁。
門鈴響了。
哥兒倆又橫沖直撞地沖進了門廳。
我放下書，慢騰騰地跟在後邊。
他們興高采烈、熟練靈巧地拽着小鐵門栓，撥弄了兩下某個附加的小機關，門便開了。
一番奇怪的回憶……就算現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經變了，但每當我喚起那段奇怪的回憶時，我的心就一沉，就像個從牢房裡出來的危險的罪犯。
就在那會兒，我的一堵生命的牆全部坍塌了，悄然無聲，就像默片上那樣。
我明白大禍就要臨頭了，但無疑我還是滿臉堆笑，如果我沒有說錯，那是一臉的谄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注定是一場空，雖然早已料到那樣的一場空，但還是努力把姿态完成（在我心裡勾起了“起碼的禮貌”那種說法的餘響）。
“手放下。
”客人劈頭就是這麼一句，眼睛瞅着我主動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經開始沉向了一個深淵。
難怪剛才我沒有聽出他的聲音來。
電話上傳出來的将一種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種生硬的特質，其實是一種一反常态的盛怒，一種我頭一回在人的聲音裡聽到的粗響。
那一幕像一個造型一樣滞留在我的記憶中：燈火輝煌的門廳；我不知道怎麼處置自己那隻被拒絕了的手；哥兒倆一左一右，四隻眼睛盯的不是來客，而是我；來客自己則穿着一件帶時髦肩章的橄榄綠雨衣，臉色蒼白得仿佛被攝影師的閃光燈照癱瘓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張大，修剪整齊的小胡子像個黑色的等邊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滿了毒液。
然後是一種幾乎覺察不到的動作：雙唇分開時吧唧一聲，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随之輕輕抽動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離不開那根手杖了。
“怎麼啦？”我問，“咋回事兒？準是有誤會……
随着暮色降臨，室内的空氣變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種結結巴巴的聲音給我管教的對象讀契诃夫的幽默小說，可幾乎連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開燈：這哥兒倆有一種孩子不應有的奇怪的節省癖，一種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腸，黃油，電，還是各種款式的汽車，他們都知道确準的價格。
我高聲朗讀《低音提琴羅曼司》，一方面枉費心機地想娛悅他們，一方面又為自己，也為可憐的作者感到恥辱，這時候，我知道他們意識到了我與模糊萬象的暮色的鬥争，并且在冷冷地等着看我會不會堅持到街對面房子裡的第一盞燈亮起來樹立榜樣。
我成功了，燈光就是給我的獎賞。
我正要給自己的聲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最熱鬧的段落了），門廳裡的電話突然響了。
整套房子就我們仨，哥兒倆忽地跳起來，争先恐後朝那個丁零零的鈴聲跑。
我坐着沒有動，書攤開在腿上，沖着沒有讀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
原來是我的電話。
我在一把咯吱作響的藤椅上坐下，把聽筒貼到耳朵上。
我的學生站在旁邊，一左一右，不動聲色地瞅着我。
“我正在過來的路上呢。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你會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會被辜負的。
”我樂呵呵兒地說，“可您是哪位呀？” “你聽不出我是誰？這更好——到時候給你一個驚喜。
”那聲音說。
“可我倒想知道說話的是誰呀。
”我不依不饒地笑着說。
（後來我回想起自己那種頑皮到家的語氣隻覺得恐怖與羞愧。
） “到時候就知道了。
”那聲音幹脆地說。
這會兒我還真就撒起了歡兒。
“可為什麼呀？為什麼呀？”我問。
“真有意思……”我意識到自己是沖着一片真空說話，便聳了聳肩，把電話挂了。
我們又回到了起居室。
我說：“喂，我們剛才讀到哪兒了？”随後，找着了地方，接着往下讀。
然而，我有種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覺。
我機械地高聲朗讀，心裡直納悶兒這位來客會是誰呢。
一個剛剛從俄國來的什麼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聲音一一過了一遍——哎呀，真還沒有多少——不知什麼原因，過到一個名叫烏沙科夫的大學生時，我停下了。
我回想起在俄國僅上過的那一年大學，我在那裡孤獨難耐，這段記憶把這個烏沙科夫像一件寶貝一樣珍藏着。
在談話中間，我若露出一臉心照不宣的夢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讓我們快快樂樂》這支喜氣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學生時代，那就意味着我想起了烏沙科夫，盡管，天知道，我跟他隻閑聊過兩三次（談的是政治還是别的什麼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記了）。
不過，他在電話上顯得那麼神秘莫測，也不大可能啊。
我猜得入神，時而想是一名共産黨特務，時而又想是一位需要個秘書的性格乖僻的百萬富翁。
門鈴響了。
哥兒倆又橫沖直撞地沖進了門廳。
我放下書，慢騰騰地跟在後邊。
他們興高采烈、熟練靈巧地拽着小鐵門栓，撥弄了兩下某個附加的小機關，門便開了。
一番奇怪的回憶……就算現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經變了，但每當我喚起那段奇怪的回憶時，我的心就一沉，就像個從牢房裡出來的危險的罪犯。
就在那會兒，我的一堵生命的牆全部坍塌了，悄然無聲，就像默片上那樣。
我明白大禍就要臨頭了，但無疑我還是滿臉堆笑，如果我沒有說錯，那是一臉的谄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注定是一場空，雖然早已料到那樣的一場空，但還是努力把姿态完成（在我心裡勾起了“起碼的禮貌”那種說法的餘響）。
“手放下。
”客人劈頭就是這麼一句，眼睛瞅着我主動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經開始沉向了一個深淵。
難怪剛才我沒有聽出他的聲音來。
電話上傳出來的将一種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種生硬的特質，其實是一種一反常态的盛怒，一種我頭一回在人的聲音裡聽到的粗響。
那一幕像一個造型一樣滞留在我的記憶中：燈火輝煌的門廳；我不知道怎麼處置自己那隻被拒絕了的手；哥兒倆一左一右，四隻眼睛盯的不是來客，而是我；來客自己則穿着一件帶時髦肩章的橄榄綠雨衣，臉色蒼白得仿佛被攝影師的閃光燈照癱瘓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張大，修剪整齊的小胡子像個黑色的等邊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滿了毒液。
然後是一種幾乎覺察不到的動作：雙唇分開時吧唧一聲，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随之輕輕抽動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離不開那根手杖了。
“怎麼啦？”我問，“咋回事兒？準是有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