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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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食罪人。
那些食罪人通過吃故去親人的食物，以此分擔逝者的罪孽。
魔怪和恐怖故事就像一個籃筐，所用的根根藤條就是各色的恐懼。
作家從你身邊走過，你從他手裡的籃筐裡取出任意一種杜撰的恐懼，然後添加上你自己真實的恐懼——至少曾經是這樣。
早在20世紀50年代，湧現出一大批關于巨型蟲的影片——《它們！》，《末日的開始》，《緻命的螳螂》，等等。
随着此類電影的不斷發展，幾乎可以肯定，這些醜陋的巨型怪物其實就是在新墨西哥州以及偏遠的太平洋環礁區域進行的原子彈試驗的産物（最近的電影《派對海灘的恐懼》，可以添加一個副标題：《海灘上演的末日戰争》，罪魁禍首是核反應堆的廢料）。
總的來看，這些巨型蟲電影無一例外地沿用同一套路，從格式塔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表現了整個國家對曼哈頓計劃所預示的新世紀的恐懼。
随後，電影《我是一個小狼孩》的出現，标志着新一代“少年”恐怖片的誕生，而史詩《外太空的小訪客》和《隕星怪物》則将這一主題推向了巅峰。
《我是一個小狼孩》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史蒂夫·麥昆的沒有胡須的人，在一群小朋友的幫助下，與一種稱為“果子凍”的變異物種展開一場惡戰。
在那個年代，每一家周刊至少都會登載一篇有關青少年犯罪的文章，從這個意義上說，少年恐怖電影反映了全國人民對萌芽狀态下的青少年反叛運動的擔憂。
當你在屏幕上看見邁克爾·蘭頓變身為一個穿着中學字母校服的狼孩，你立刻聯想起你的女兒，擔心此時跟她約會的那個開着大馬力跑車的家夥也是一個狼孩。
對于年輕人來說（我那時也是他們中的一分子，我有切身經曆），美國國際電影公司在其租用的制片廠裡生産出的怪物，使他們有機會接觸某個比他們自己還要醜陋的生物。
和《我是一個少年弗蘭肯斯坦？》中那個曾經是中學生的走路踉跄的鬼怪相比，臉上那些青春疙瘩豆又算得上什麼呢？這個系列的電影同時也表達了青少年内心的感受：他們受到了父母、長輩的愚弄和貶低，這是不公正的；他們的父母“根本不理解”他們。
那些電影極具公式化（無論是否改編成了電影，恐怖小說也大都如此），很明顯，那種固定的模式表現了一代人的偏執和妄想——毫無疑問，部分的原因歸咎于他們父母親閱讀的文章。
在電影中，某種可怕的渾身長滿疣狀贅生物的東西正威脅到埃爾姆斯韋爾。
孩子們知道，因為，飛碟已經在情人巷附近降落。
在第一集中，那個長疣的怪物襲擊了一輛小型運貨車，殺死了上面的一個老人（不負衆望，老頭這一角色再次由小伊利沙·庫克扮演）。
在接下來的三集中，孩子們試圖說服他們的家長，讓他們相信，那個怪物的确已經潛入。
“趕快離開這裡，否則，我把你們全部關起來，因為你們違反了宵禁令！” 埃爾姆斯韋爾警察局局長沖孩子們高聲嚷道。
緊接着，怪物悄悄地進入大街，所到之處，皆成廢墟。
最後，多虧了足智多謀的孩子們，怪物才得以被消滅。
當演職員表出現在屏幕上的時候，孩子們正聚集在一家他們喜歡的場所，盡情地喝着巧克力麥芽酒，跳着吉特巴舞。
可惜，音樂不夠經典。
在一個系列中，感情的宣洩就有三次獨立的機會——對于一批通常十天内制作完成的低成本電影來說，算是不錯了。
可是，因為那些電影的編劇、制片和導演刻意追求那種效果，結果，反而失敗了。
恐怖故事存在于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的節點上，那裡，意象和寓意自然而然地就産生了，而且，具有排山倒海之效應。
在《我是一個小狼孩》和斯坦利·庫布裡克的《發條橙》之間，在《少年魔鬼》和布萊恩·德·帕爾馬的《魔女卡麗》之間，存在着直接進化、演變的關系。
偉大的驚悚小說大都富有某種寓意，有的時候，寓意是作者的刻意所為，像《動物農場》和《1984》；有的時候，它是不經意間發生的——J.R.R.托爾金一遍遍地發誓說，魔都的黑暗之王絕不是喬裝打扮的希特勒，可是，此類主題的評論和論文如雨後春筍……正如鮑勃·迪倫所說，一旦擁有了刀和叉，你總得找點兒什麼切一下、割一下。
愛德華·阿爾比、斯坦貝克、加缪、福克納等人的作品——涉及憂慮和死亡，有時也有恐懼，但是，通常，這些主流作家采用的是更為常見、更為貼近現實生活的創作手法。
他們作品的背景局限在理性世界的範圍之内，他們創作的是些“可能發生”的故事。
他們乘坐的地鐵，穿行于外部的世界。
還有另一些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又是福克納，以及詩人T.S.艾略特、西爾維亞·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他們的故事發生在具有象征意義的無意識之地。
他們乘坐的地鐵，駛進了心底的世界。
然而，對于恐怖作家而言，如果他已經做足了準備，差不多可以說，他始終處于連接以上兩個世界的中間地帶。
當他發揮到極緻的時候，我們會産生一種似夢似醒的詭異感覺，那個時候，時空在拉伸，在扭曲，我們捕捉到了某些聲音，可又無法辨别準确的意思
那些食罪人通過吃故去親人的食物，以此分擔逝者的罪孽。
魔怪和恐怖故事就像一個籃筐，所用的根根藤條就是各色的恐懼。
作家從你身邊走過，你從他手裡的籃筐裡取出任意一種杜撰的恐懼，然後添加上你自己真實的恐懼——至少曾經是這樣。
早在20世紀50年代，湧現出一大批關于巨型蟲的影片——《它們！》，《末日的開始》，《緻命的螳螂》，等等。
随着此類電影的不斷發展，幾乎可以肯定，這些醜陋的巨型怪物其實就是在新墨西哥州以及偏遠的太平洋環礁區域進行的原子彈試驗的産物（最近的電影《派對海灘的恐懼》，可以添加一個副标題：《海灘上演的末日戰争》，罪魁禍首是核反應堆的廢料）。
總的來看，這些巨型蟲電影無一例外地沿用同一套路，從格式塔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表現了整個國家對曼哈頓計劃所預示的新世紀的恐懼。
随後，電影《我是一個小狼孩》的出現，标志着新一代“少年”恐怖片的誕生，而史詩《外太空的小訪客》和《隕星怪物》則将這一主題推向了巅峰。
《我是一個小狼孩》講述的是一個名叫史蒂夫·麥昆的沒有胡須的人，在一群小朋友的幫助下，與一種稱為“果子凍”的變異物種展開一場惡戰。
在那個年代，每一家周刊至少都會登載一篇有關青少年犯罪的文章，從這個意義上說，少年恐怖電影反映了全國人民對萌芽狀态下的青少年反叛運動的擔憂。
當你在屏幕上看見邁克爾·蘭頓變身為一個穿着中學字母校服的狼孩，你立刻聯想起你的女兒，擔心此時跟她約會的那個開着大馬力跑車的家夥也是一個狼孩。
對于年輕人來說（我那時也是他們中的一分子，我有切身經曆），美國國際電影公司在其租用的制片廠裡生産出的怪物，使他們有機會接觸某個比他們自己還要醜陋的生物。
和《我是一個少年弗蘭肯斯坦？》中那個曾經是中學生的走路踉跄的鬼怪相比，臉上那些青春疙瘩豆又算得上什麼呢？這個系列的電影同時也表達了青少年内心的感受：他們受到了父母、長輩的愚弄和貶低，這是不公正的；他們的父母“根本不理解”他們。
那些電影極具公式化（無論是否改編成了電影，恐怖小說也大都如此），很明顯，那種固定的模式表現了一代人的偏執和妄想——毫無疑問，部分的原因歸咎于他們父母親閱讀的文章。
在電影中，某種可怕的渾身長滿疣狀贅生物的東西正威脅到埃爾姆斯韋爾。
孩子們知道，因為，飛碟已經在情人巷附近降落。
在第一集中，那個長疣的怪物襲擊了一輛小型運貨車，殺死了上面的一個老人（不負衆望，老頭這一角色再次由小伊利沙·庫克扮演）。
在接下來的三集中，孩子們試圖說服他們的家長，讓他們相信，那個怪物的确已經潛入。
“趕快離開這裡，否則，我把你們全部關起來，因為你們違反了宵禁令！” 埃爾姆斯韋爾警察局局長沖孩子們高聲嚷道。
緊接着，怪物悄悄地進入大街，所到之處，皆成廢墟。
最後，多虧了足智多謀的孩子們，怪物才得以被消滅。
當演職員表出現在屏幕上的時候，孩子們正聚集在一家他們喜歡的場所，盡情地喝着巧克力麥芽酒，跳着吉特巴舞。
可惜，音樂不夠經典。
在一個系列中，感情的宣洩就有三次獨立的機會——對于一批通常十天内制作完成的低成本電影來說，算是不錯了。
可是，因為那些電影的編劇、制片和導演刻意追求那種效果，結果，反而失敗了。
恐怖故事存在于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的節點上，那裡，意象和寓意自然而然地就産生了，而且，具有排山倒海之效應。
在《我是一個小狼孩》和斯坦利·庫布裡克的《發條橙》之間，在《少年魔鬼》和布萊恩·德·帕爾馬的《魔女卡麗》之間，存在着直接進化、演變的關系。
偉大的驚悚小說大都富有某種寓意，有的時候，寓意是作者的刻意所為，像《動物農場》和《1984》；有的時候，它是不經意間發生的——J.R.R.托爾金一遍遍地發誓說，魔都的黑暗之王絕不是喬裝打扮的希特勒，可是，此類主題的評論和論文如雨後春筍……正如鮑勃·迪倫所說，一旦擁有了刀和叉，你總得找點兒什麼切一下、割一下。
愛德華·阿爾比、斯坦貝克、加缪、福克納等人的作品——涉及憂慮和死亡，有時也有恐懼，但是，通常，這些主流作家采用的是更為常見、更為貼近現實生活的創作手法。
他們作品的背景局限在理性世界的範圍之内，他們創作的是些“可能發生”的故事。
他們乘坐的地鐵，穿行于外部的世界。
還有另一些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又是福克納，以及詩人T.S.艾略特、西爾維亞·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頓——他們的故事發生在具有象征意義的無意識之地。
他們乘坐的地鐵，駛進了心底的世界。
然而，對于恐怖作家而言，如果他已經做足了準備，差不多可以說，他始終處于連接以上兩個世界的中間地帶。
當他發揮到極緻的時候，我們會産生一種似夢似醒的詭異感覺，那個時候，時空在拉伸，在扭曲，我們捕捉到了某些聲音，可又無法辨别準确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