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與不變(代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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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部曲》問世之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和我商量,計劃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編輯出版,包括三部長篇小說《敵人》、《邊緣》、《欲望的旗幟》和全部中短篇小說(分為三輯:取名《褐色鳥群》、《雨季的感覺》、《蒙娜麗莎的微笑》)。

    除了《戒指花》、《不過是垃圾》、《蒙娜麗莎的微笑》等作品寫于2000年之後,這些作品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上個世紀的舊作。

    編訂、翻閱這些舊作,雖說敝帚自珍,但多少有點陌生感了,也時時驚異于自己寫作在幾十年間的變化。

     以前常有一種看法,以為作家的變與不變,主要是源于時代本身的急劇變化。

    列夫·托爾斯泰,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納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

    即以喬伊斯而論,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較一下,似乎有點讓人不敢相信這兩部作品出于同一個人之手。

    喬伊斯生活在風雲變幻的世紀之交,對于時代的變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強烈的革新小說技法的主觀動機,這種變化,我們很容易理解。

    順便說一句,就算沒有後期的《尤利西斯》等現代主義作品,喬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

    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學史上也形成了一個小傳統。

    美國當代年輕作家耶茨所繼承的,正是這個傳統。

    至于納博科夫,他一生輾轉于俄國的聖彼得堡和德國、法國、美國之間,生活動蕩不甯,需時時适應新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小說風格不斷出現變化也在情理之中。

    但也有不怎麼愛變的作家。

    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對穩定,寫作風格沒有出現過劇烈的變化和調整。

    海明威是一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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