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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先說說我的妻子吧。

    我的妻子,學前教育專業的碩士,一家奶制品跨國公司的部門經理,從德國回來了。

    她計劃在上海逗留一周。

    這些年,她一直在國外漂泊。

    先是列甯格勒(後來人們叫它彼得堡),随後是赫爾辛基、哥德堡、伊斯坦布爾、伯爾尼,足迹橫跨歐亞大陸。

    她走到哪裡,我的信就追到哪裡。

    我從監獄中被放出來以後,給她寫信就成了唯一的樂趣。

    那些信最終都被退了回來,信封上俄文、德文、瑞典文的告白翻譯出來差不多是同一個意思:查無此人。

    她消失了整整九年。

    九年,用于忘掉一個人,不多也不少。

    可是,她在一天下午突然從圖賓根打來了電話,說,我要回來了。

     如果我沒記錯,她今年應該是三十五歲。

    按照我的想法,這恰好是一個人開始死亡的年齡。

    我的好幾位朋友都是在這個年紀選擇了自動消失。

    我也曾想到過效法他們,但勉強活下來,結果竟然也不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

    用我一位愛饒舌的朋友的話來說,活着,但不存在。

     總之,我的妻子是回來了。

    據說,她在國外的日常工作是飼養奶牛。

    除了不能讓奶牛做廣播體操外,原先準備對付學齡前兒童的專業知識,用來取悅那些花紋斑駁的畜生倒也能湊合。

    她已經無法适應這裡的生活。

    “這是什麼國家?”這句話她常常挂在嘴邊。

    她加入了德國國籍,這樣說話就多了一點底氣。

    仿佛她曾經熱愛過的祖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在圖賓根,連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規則,可是在這裡,你走在馬路上,似乎随時都可能被疾馳而來的汽車撞翻,還得提防騎車人嘴裡飛出的濃痰。

    ”我要是請她上街吃頓飯,她的話就更多了,“那種地方怎麼能去?要知道,上菜的侍者那黑黑、油油、肥肥的大拇指是整個地泡在湯裡的呀!”好在她在上海隻待一周。

    對于我們要辦的那件事,一百六十八個小時已經足夠了。

     我要講的故事,其實與我的妻子沒有多少關系。

    隻不過,它确确實實是她在上海逗留的這段時間裡發生的。

    說起來有點離奇,如果不是我親曆親聞,我大概也不會相信它是真實的。

     現在,我必須提到另一個人。

    他叫楊菲,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

     在我的妻子的眼中,楊菲可算得上一個國寶級的稀有生物。

    在這個亂七八糟的世界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種緯度或标高,可以用來檢測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質量。

    她常說,要是楊菲有一天也變得心事重重,這個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藥了。

    後來的事實表明,她的話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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