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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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款,到我家裡來取貨。

    他說,他之所以決定接下這對喇叭線,是因為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喜歡這款線的中文譯名:紅色黎明。

    它會使人在聽音樂時,聯想到一輪紅日噴薄而出的壯美。

     唉,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很容易犯迷糊。

    我跟大校剛一見面,居然對着這樣一位素不相識的現役軍人,大倒起苦水來,把我和丁采臣之間的音響買賣,絮絮叨叨地跟他說了一遍。

    我知道這樣做,把自己的軟弱可憐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是一件很丢臉的事,但不知怎麼搞的,我根本無法克制自己,就像他就是上帝因顧憐我的不幸而派來的一位男性天使。

     雖然我不斷地暗示對方,丁采臣是一個讓人感到恐懼的人,有點深不可測。

    但他把槍拍在餐桌上那件事,我思慮再三,還是沒敢說出口。

    沈大校高大威猛、表情剛毅,就連臉上的那幾個坑坑窪窪的麻點,看上去也給人很強的安全感。

    他十分耐心地聽完了我的唠叨,很不屑地朝我笑了笑,甕聲甕氣地道: “崔師傅,你老兄,有點神經過敏啊!聽了半天,我怎麼沒覺得這事有什麼恐怖的地方啊?對方出于經濟或其他原因,延遲付款,甚至拒不付款,是常有的事。

    沒什麼了不得的,實在不行,還可以打官司啊。

    這樣,你如果打電話找不到他,那就不妨開車去一趟,找到你說的那個姓丁的,當面把這件事問個明白,總比你在這兒無端折磨自己要好得多。

    ” 他大概看出了我臉上露出的膽怯,随後又半開玩笑似的加了一句: “你們這些人,就愛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

    如果你真的擔心會出現什麼意外的話,我明天派兩個扛槍的戰士,跟你一起去如何?”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不過,他的一番告誡,也多少堅定了我心中的一個念頭,那就是:要想順利地拿回那筆錢,除了再去一趟盤龍谷之外,似乎也确實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萊恩·哈特

早晨出發的時候,天空沉黑沉黑的,下着小雨。

    說是雨,又有點像雪。

    那雨滴和雨絲,滞重而透亮,刺人肌骨,仿佛随時都會變成紛紛揚揚的雪花。

    汽車進入平谷山區時,雨忽然下大了,密如貫珠的雨點,在空曠無人的高速公路上,騰起了漫天的水霧。

     一般來說,在初冬時節的北京,出現這麼大的暴雨,是十分罕見的。

    那些喜歡杞人憂天的學者或教授們,一定又要大做文章了吧。

    你知道,任何自然界的災異,或者季節和氣候的反常,都可以被他們看成這個世界即将完蛋的象征。

    他們成天在網上指東說西,似乎人人都是治理國家的行家裡手。

    他們的言論,有點像紊亂的内分泌,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冒傻氣;又有點像是出疹子,一陣冷,一陣熱的,你要是當真把它當着勸世良言來琢磨,嗨,還真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比如說,他們總愛成天嚷嚷着,汶川地震是三峽大壩蓄水所緻;東南亞的海嘯是由于海洋溫度的急遽升高;海底的沼氣一旦噴發,将會殺滅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

    既然如此,那咱就低碳吧,可你要是讓他們少用兩度電,少開兩天車,那簡直就像是要了他們的命。

    除了抱怨,反正他們什麼事都不會去做。

    如果夏天蚊子少了,他們會說,哎喲喲,如今這個世界,已經堕落到連蚊子都羞于活下去的地步了呀;如果蚊子多了,他們又會說,媽呀,這個世界,恐怕也就适合蚊子這樣的動物生存繁衍了。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有一個剛從圖賓根回國的素食主義者,專門研究什麼“聯合摩擦”的,也是我的客戶之一,竟然認為導緻全球氣候變暖的罪魁禍首,既不是汽車尾氣,也不是什麼工業污染,乃是源于奶牛放屁或打飽嗝。

    他動不動就喜歡用“乃是”這個詞,不知是什麼道理。

     盡管他們說得頭頭是道,我認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扯淡。

    就算他們說的是真的,那跟我這樣一個眼看就要被姐姐趕出門去,無處安身的窮人,到底有什麼關系呢?毀滅就讓它毀滅好了。

    我沒有餘力來關心這些大事。

     我腦子裡隻有一個卑瑣的念頭,那就是如何順利地拿到丁采臣給我的那二十六萬,然後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搬到農家院去,以便保住我那點可憐的信用。

    不管怎麼說,在常保國那樣一個人渣面前失去信用,對我來說,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我把汽車停在了丁采臣家的院子外面。

     我沒有立即下車,因為我聽見了丁采臣家傳來的悠揚的音樂聲。

    那聲音,似乎在明白無誤地提醒我,既然采臣還在聽音樂,那就說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切都安好如初。

    那飽滿通透的鋼琴聲,當然是從我那對AUTOGRAPH音箱中發出來的,這一點,我完全能夠分辨得出來。

    接着,我很快就判斷出,那是吉利爾斯演奏的勃拉姆斯的《第二鋼琴協奏曲》,而且是一九七二年與約胡姆合作時的錄音。

    在世界上所有的鋼琴協奏曲當中,勃拉姆斯的這首“第二”在我心目中首屈一指的地位無人能夠動搖。

    它是我的“安魂曲”。

    在我看來,就連貝多芬那首樂迷們頂禮膜拜的《皇帝》,也完全無法與它相提并論。

    我坐在車上聽完了這首曲子的第三樂章,晦暗的心情随之變得明亮起來。

    車外呼呼地刮着幹烈的北風,卻無法冷卻音樂帶給我的溫暖。

    在那一刻,它使我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糟糕的處境,喚醒了我心底裡那壓抑已久的職業自豪感: 如果一個人活了一輩子,居然沒有機會好好地欣賞這麼美妙的音樂,那該是一件多麼可憐且可悲的事啊! 還是像上回一樣,我沿着不時濺出泥漿的磚石小徑,繞到這棟别墅的北面,按響了木門框上的紅色門鈴。

    微弱的鋼琴聲忽明忽暗,一直在持續,但半天無人出來應門。

    我隻得又摁了遲疑不決的第二次和孤注一擲的第三次。

    終于,在别墅東側的半截樓梯上,那扇大門往外推開了。

    一個裹着頭巾的婦人,披着一件條黑底碎花的絨布棉襖,打着一把豆綠色的雨傘,從屋裡走了出來。

     那塊綢質的頭巾,把她的臉嚴嚴實實裹住了,隻在眼睛部分留下了一條縫。

    她的裝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保守的阿拉伯婦女或者蒙面的車臣恐怖分子。

    說實話,當她一邊打量着我,一邊朝我慢慢走來的時候,我的心還是忍不住抖了兩抖。

     隔着木栅欄院門,我向她說明了來意,并介紹了我跟丁采臣音響交易的整個過程。

    我故作輕松地提醒她,她此刻正在欣賞的音樂,正是從我專門為她家配置的音箱中發出來的。

    還算好,在經過明顯的猶疑之後,那扇木門終于打開了。

     在居室門口換鞋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的襪子沒有換,那雙爛皮鞋又進了水,溢出來的氣味已經很難用“臭”這個字來形容了。

    我害怕腳上的味道會熏着她,沒有選擇拖鞋,而是從鞋架上取下一雙在室内穿的懶漢布鞋,希望它多少可以幫我遮一遮陣陣襲來的惡臭。

     可那個女人立刻阻止了我。

    她嘟嘟囔囔地提醒我,門邊有拖鞋。

     我擔心身上的雨水弄髒了她們家的沙發,特别是由于剛才換鞋時不愉快的一幕,我決定站着跟她說話。

     我問她,采臣是不是出去了。

    這時,婦人已經走到了落地窗邊上的音響前,關掉了“蓮12”的電源。

    屋子突然安靜了下來。

     “他不在了。

    ” 我又問她,采臣什麼時候能回來,我可不可以在這兒等他。

     “他不在了。

    ”她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

    即便是在室内,她也沒有取下蒙在臉上的綢巾,讓我覺得很不自在。

     如果你當時也在場,聽到她在重複“他不在了”這句話的時候,心裡會不會冷不丁“咯噔”一下,進而去猜測所謂的“不在”到底是他媽的什麼意思?你會不會在心裡一邊覺得難以置信,可仍然會忍不住暗暗揣測:莫非,那個丁采臣,那個随随便便就可以将手槍拍在餐桌上的丁采臣,那個讓蔣頌平提到名字都會發抖的神秘家夥,這會兒,已經,他媽的,已經死了呢? 你算是猜對了。

     她告訴我,大約在一個星期之前,丁采臣從東直門一棟三十多層的寫字樓頂端——手裡甚至還端着一杯咖啡,跳了下來,死了。

     就這麼簡單。

     很顯然,丁采臣的死訊所帶給我的震驚,已經暫時性地壓倒了我對于那二十六萬揪心的渴望,促使我将自己的煩心事抛在一邊。

    我随手從茶幾上抓過一張《新京報》,攤開它,墊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這個女人,在跟我講述丁采臣的死況時,那種輕描淡寫的語調,多少有點幸災樂禍的意味,讓我對她的身份也産生了極大的疑慮。

    我在心裡提醒自己,在這個時候,直接詢問她和丁采臣的關系,恐怕有些唐突。

    因為過于謹慎,我在無意間犯下了一個更大的錯誤。

    在一種頭皮發麻的亢奮和驚悸中,我悄悄地猛吸了一口氣,這樣對她說: “不好意思,也許我不該這麼問,您臉上,為什麼要蒙着那塊頭巾?” 她明顯地愣了幾秒鐘,随後道:“我也不想這樣。

    如果你不害怕的話,我現在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怎麼樣?你要想好。

    ” 說實在的,我一時沒聽懂她的話。

    你知道,當時,我的腦子裡甚至出現了一個最大膽、同時也是最荒唐的念頭:這個人其實就是丁采臣本人,他學着女人的腔調說話,故意在臉上蒙塊頭巾,僅僅是為了跟我開個玩笑…… 我當時是怎麼回答的,現在早已想不起來了。

    我僅僅記得,那女人稍稍偏轉了一下身子,将那塊棕色的綢巾取了下來,然後,猛地一下,就朝我轉過身來。

     那是一張被嚴重毀損的臉。

     如果你有幸看到那張臉,一定會和我一樣,立刻就能判斷出,導緻這張臉徹底變形的,并非是硫酸一類的腐蝕液體,而是鋼刀! 橫七豎八的傷口已經結痂,在她臉上布滿微微隆起、縱橫交錯的疤痕。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來描述這張臉。

    它仿佛在我眼前無聲地複現出,她在遭到襲擊或者殘忍的蹂躏時,那粗野而令人發指的一幕。

     如果你小時候接種過牛痘的話,一定能大緻想象出,皮肉被劃糟後的結痂,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在左眼下方,靠近顴骨的地方,有一個三角形的窟窿,雖然經過修複和植骨,還是留下了一個明顯的、癟塌塌的凹坑。

    右臉那條巨大的刀疤,斜斜地直達耳根,皮膚縫合後留下了密密的針腳和線影,粗一看,就像是臉上趴着一條正在甩尾的蠍子。

    鼻翼的一半永久地失去了,修複後留下了一個粗率的圓洞。

     後來,我知道,這部分鼻翼的消失,不是由于利刃的砍削,而是源于牙齒的直接咬齧。

    事後,這部分組織沒有被找到,隻能證明施暴者之一把它咽進了肚子裡。

    同樣被咬掉的還有一小塊嘴唇。

    即使她抿住嘴,兩顆牙齒也會直接暴露在外。

    這張醜陋而令人厭惡的臉,與她白皙,細長的脖子連在一起,讓人聯想到一朵正在開敗的山茶花:花葉和花枝生機勃發,青翠欲滴,可花朵早已爛黑如泥。

     “您剛才說,您是為這套音響來的,”她說,“難道他沒付您錢嗎?” “付了一部分。

    十三萬吧。

    ”我有些尴尬地朝她笑一笑。

     “那麼,總價是多少錢?” “三十九萬。

    ” “哦,原來是這樣。

    我明白了。

    ” 我一時拿不準,究竟應該如何對付這張臉。

    你知道,在那種情況下,盯着她看固然不太禮貌,可把目光挪開,故意不去看她,也會讓對方心生不悅。

    好在她再次側過身去,将視線投向窗外。

     雨還在淅淅嗒嗒地下着,風也是越刮越大。

     “您看這樣行不行?您隻要把那十三萬退回來,可以随時把這套音響帶走。

    ”過了好半天,她冷漠地說了這麼一句。

     我不得不嚴肅地提醒她,從表面上看,她的這個說法公平合理。

    但從我的角度,那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你不妨替我想想,僅僅為了從通州的賣主手裡購買那台“蓮12”,我就已經花掉了全部的積蓄。

    換句話說,如果我接受她的建議,且不說我心心念念的農家院的房子頓時成為泡影,也不管混蛋常保國與我商定的搬家期限正在一天天逼近,好吧,先不談這些煩心事,如果我按她說的,給她退回十三萬而取回我的音響的話,那豈不是就等于說,我白白忙乎了兩個多月,一無所獲不說,還白白搭進去六萬八千元,買了一台我自己根本用不着的“蓮12”,換了你,你會答應嗎? 因此,為了讓她準确地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我覺得,似乎很有必要将我姐姐逼我搬家這件事跟她說一說,以激發起她的同情心。

    我認為自己已經把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可這個女人還是有些似懂非懂。

    當然,我不能指望她這樣一個身份的人,會為我這樣一個窮光蛋去設身處地。

     “您如果肯留下這套音響,對我來說,那是再好不過了。

    他知道我喜歡聽音樂,才會在自殺前,向你訂下這套音響。

    我可不是什麼發燒友!平常我用來聽音樂的,不過是一對普通的電腦音箱。

    可我第一次聽你這個箱子,立刻就深深地喜歡上了它。

    你這套音響,真是有點,唉,那聲音,怎麼說呢,有點色。

    如果你想要把它拿走,我還有點舍不得呢。

    你看這樣行不行?錢,你一點都不用發愁。

    他死後,公司的賬戶被凍結了,但那是暫時的。

    也許是因為沒有還清的債務,也許是公司正在清點他的遺産。

    我自己手頭一時拿不出那麼多錢來給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證,一旦他的賬目清理完畢,我會立刻給你付清剩餘的錢。

    也可以額外付你一點利息。

    你現在手頭畢竟已經有了十三萬,對不對?不妨租個房子,搬進去先住着。

    你覺得呢?” 看來,也隻能這樣了。

    其實,不瞞你說,我心裡也是這麼盤算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在三天以内就要找到合适的房子,把家搬過去,對我來說,時間是緊了一點。

    聽到我的顧慮之後,她轉過身來,朝我笑了笑(如果那種口型的機械變化也可以被稱為“笑”的話): “實在不行,我還有一個辦法。

    如果你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也可以搬過來,在我這先對付幾天。

    反正我一個人,也住不了這麼大的房子。

    ” 聽得出,她是在開玩笑。

     即便她說的是真的,我恐怕也忍受不了那張臉。

    在她說這番話的時候,我腦子裡忽然出現了的一個新念頭,讓我的心裡輕松了許多,就像我手裡捏着一張随時可以兌現的大額支票。

     我想起了老朋友蔣頌平,想起了他多年前對我說過的一句話。

     臨走之前,我向她提出了一個一直盤踞在心中、卻又不敢貿然出口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丁采臣一時想不開,尋了短見? “他呀,倒也不是想不開。

    ”她立即糾正了我的話,就像是談論一個陌生人一樣,淡淡地道,“要我說,他這次跳了樓,倒是想開了呢。

    他早該如此。

    ” “我是說,我有點不敢相信,像丁采臣這樣的人,也會自殺……” “嗨,就連韓國總統,不也自殺了嗎?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她不屑地感歎了一句。

    随後,她為我打開房門,看着我換鞋,似乎忽然想起一件什麼事來。

     “您知不知道,在哪可以買到萊恩·哈特的唱片?我指的是,他用羽鍵琴彈奏的《哥德堡變奏曲》。

    ” 聽她這麼問,我稍稍有點意外。

    畢竟,這張唱片在發燒界十分冷門,在中國,也許隻有極少數的發燒友有幸聽過。

     “市面上怕是很難找到了。

    不過,我家裡倒是有一張。

    你可以給我寫一個地址,我明天就讓小紅馬給你快遞過來。

    ” 她道了謝,找來紙和筆,給我留下了她的通訊地址。

    為了便于聯絡,她還往我的手機上打了一個電話。

     在和蔣頌平見面之前,我對這位“發小”還抱有很大的幻想。

    我打算一見到他,就立刻向他提出以下兩個請求,供他挑選: 第一,請他先借我二十多萬,如果順利的話,加上丁采臣預付的十三萬,我明後天就可以把家搬到農家院去。

     第二,幹脆說服蔣頌平接下那套音響系統。

    當年,我從牟其善家中買下這對寶貝時,一直瞞了他六七年。

    後來他知道此事後,曾經醋意十足地對我說,如果不是因為鬧痢疾,那對AUTOGRAPH本來就應該是他的。

    他也曾向我提出過,用兩倍的價格,從我手裡買下這對音箱。

     不論蔣頌平選擇其中的哪一項,我的難題都将獲得圓滿的解決。

    考慮到蔣頌平在二十五年前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認為自己是有把握的。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

    當時,我還在紅都服裝店當學徒。

    蔣頌平把他們郵電學院的一位校花弄大了肚子,心急火燎地趕到了服裝店的成衣車間,把我拽到廁所的門口,跺着腳,哭喪着臉,讓我無論如何幫他想個辦法,讓校花的肚子恢複原狀。

     在那個年代,單單未婚先孕一類的爛事兒,就已經超出了我的道德底線,更何況,頌平時常帶來向我炫耀的固定女友,并不是這位校花。

    說實話,我有點為難。

    不過,我對校方在獲悉這種事情後會如何懲罰頌平,也有着十分清晰的概念。

    畢竟,他當時已經是中共的一名預備黨員了。

    所以,我隻有把我的自命不凡的道德扔到一邊,當即決定,帶他們連夜趕往蘇北的鹽城,找我舅舅,幫校花打胎。

     為了做到萬無一失,頌平竟然提出了一個讓我瞠目結舌的荒唐的要求:由我來扮演校花的男友。

    他的理由是,我不過是一個社會上的小混混,并不隸屬于任何組織或機構,萬一事情敗露,也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政治後果。

    ” 很顯然,他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我決定幫人幫到底,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議。

     在舅舅的妥善安排下,校花的刮宮手術十分順利。

    舅媽每天都喜滋滋地給校花熬雞湯,給她補養身子。

    而舅舅則拿出他差不多兩個月的工資,給“外甥媳婦”買了一件昂貴的呢子大衣,算是見面禮。

    頌平照收不誤,據說是“臨大事者不拘小節”,而那位校花第二天就将呢子大衣穿在了身上,在鏡子前搔首弄姿。

     由于頌平還在讀書,手頭并不寬裕,我幾乎承擔了這次旅行的所有費用,包括順道遊覽揚州的門票和食宿花銷。

     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蔣頌平摟着他那昏昏欲睡的女友,一字一頓地對我說出了這樣的一番話: “兄弟,我欠你一個天大的人情。

    請你記住,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邁不過去的坎兒,找到我老蔣,哥們會豁出性命來,以死相報。

    ” 第二天,我一連給他打了七八個電話,他都沒接。

    到了下午,我在闵莊路服裝大廈的一個會議室裡找到了他。

     頌平被迫中斷了董事會,出來跟我說話。

    因為質量問題,從天津港剛剛退回來的一批貨,弄得他焦頭爛額。

    因此,他的臉色不佳是可以理解的。

    他鐵青着臉,極為暴躁地讓我“有屁快放”。

     這可不是我平常熟悉的蔣頌平,我的心一下子就亂了。

     蔣頌平皺着眉頭,勉強耐着性子聽我說明了來意,就用那種我聽上去十分陌生的口吻,對我大聲斥責道: “我說你煩不煩?你是真傻呀,還是他媽的缺心眼?你有什麼必要将丁采臣預付你十三萬的事,告訴那個女人?丁采臣他媽的不是死了嗎?這種事又沒有字據,你不說,她怎麼會知道。

    你一聲不響地把那套音響拉回來,平白多得這十三萬,随便到哪兒去租個房子,有什麼不好?你現在倒好,跑來跟我借錢,我還正托人找關系向銀行貸款呢!别說我現在沒錢,就是他媽的有錢,我也不能借給你呀。

    我問你一句話,我們到底還是不是兄弟?” 你知道,我當時被他的這番話給徹底搞傻了。

    這句話,本來應該由我來問他才對啊!可我還是忍氣吞聲地沖他點了點頭。

     “那就對了。

    你我兄弟之間,怎麼能動不動就談借錢的事呢?人親财不親,這是規矩啊!規矩你懂不懂?本來是心照不宣的,你非要逼得我給你說破了,有意思嗎?” “可我,我現在已經,怎麼說呢,有點走投無路了呀!”我腦子裡一片空白,不敢指望他還能記得在火車上說過的話。

     “你說話時走走腦子好不好?你走投無路,跟我他媽的有關系嗎?新鮮!逼你搬家的是我嗎?幹嗎不去找你那神經病的姐姐?” “好吧,您去開會吧。

    ”我被他的一番混賬話氣得渾身發抖,不知不覺中,已經把“你”改成了“您”。

    我接下來所說的話,也已經完全不受理智的支配:“好吧,您忙您的。

    再見。

    從今往後,咱倆橋歸橋,路歸路,就當……” “什麼?你說什麼?你把這句話,再給我說一遍!”蔣頌平那張臉,忽然間變得十分陰險而醜陋,把我着實吓了一跳。

    他的輕蔑,從牙縫中擠出來,令人望而生畏,“你是在威脅我,對嗎?你誰啊?你以為你他媽的是誰啊?你要跟我斷絕關系,是不是?你以為我稀罕嗎?我什麼時候虧待過你?嗯?我給你介紹了多少客戶,你賺的每一分錢都有老子的心血,知道嗎?你别忘了,你現在身上穿的這件襯衫,還是我蔣某人送的!他媽的,好心喂了驢肝肺!” 一定是蔣頌平的高聲叫罵驚動了辦公室裡的人,他沒把話說完,兩個助手就從屋裡蹿了出來,把他連拽帶推,拉回到屋子裡去了。

    他們一邊憎惡地瞪着我,一邊勸頌平:“少跟這種人一般見識!” 回到家中,我就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衣服都沒脫,就倒在床上蒙頭大睡。

    一閉上眼睛,滿頭滿腦都是蔣頌平的影子。

    我看見童年時代蔣頌平,滾着一隻小鐵環,一手提着那條破棉褲,沿着光線暗淡的椿樹街,一遍又一遍,無聲地朝我走過來。

    都說沖動是魔鬼,你能夠想象,那會兒我躺在床上,對自己剛才的不理智,是多麼的後悔和厭惡啊!我仿佛覺得這個世界,突然間變得空闊而無趣。

    我知道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畢竟,這麼多年來,我心裡真正在意的,也就這麼一個朋友啊。

     就這樣,在附近工地上有節奏的打樁機的轟鳴聲中,我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腦子裡一刻不停地盤算着,要不要脫下身上的那件Tommy牌襯衫,放把火,把它燒掉。

    不過,我想得最多的仍然是,要不要立刻起身,趕到頌平的住處,向他道歉,請他原諒。

     等到我被手機鈴聲吵醒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

     “崔先生,我想告訴您,您不用費心給我快遞那張唱片了。

    我剛才在網上找到了萊恩·哈特那張CD的音頻資料。

    已經下載了,正在聽。

    ”她說,“您聽得見嗎?” 我的腦子有點發懵。

    過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電話是從薊縣的“盤龍谷”打來的。

    萊恩·哈特的琴聲,感覺上,就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有點不太真切。

    我聽了一小會兒,迷迷糊糊地提醒她,如果沒什麼别的事,我就要挂電話了。

     “您現在在幹嗎?”她又問。

     “什麼都不幹。

    ”我懶得搭理她。

    我忽然瞅見暖氣片上烘着一件舊襯衫,也是蔣頌平送的,心頭猛地就是一緊。

     “我是說,您那兒,能夠看得見天空嗎?” “您什麼意思?”我從床上爬起來,舉着手機,走到了卧室外的陽台上。

     “看到了嗎?”她問道。

     “什麼東西?” “你看天上。

    ” 雨早就不下了,刮了一天的西北風也已經停了。

    越過那片光秃秃的樹林,你可以看見天空的西南方向,出現了大片大片絮狀的高積雲,有點像棉花糖,又有點像花椰菜,被夜空那湛藍的底色襯得绮麗而神秘。

    我注意到,澄澈的天空中,還有一個帶柄的晶瑩剔透的大勺子,那大概就是傳說中的“北鬥七星”了。

     她是想讓我看雲呢,還是看北鬥七星?我不敢肯定,也沒有心思去問她。

    她那不合時宜的浪漫也讓我厭煩透頂。

    她問我好不好看,我實在找不到話說,就耐着性子敷衍她說,實在是好看極了。

    随後,我點上了一支煙。

     她又問了問我租房子的事。

     她說,如果我明後天能找到稱心的房子,那就算了。

    要是實在找不到合适的,而我在年前又必須搬家的話,可以搬到她那兒對付一陣子。

    聽得出,這一次,她沒在開玩笑。

    她還說,自從丁采臣死後,她沒有一天能睡着覺。

    她把家裡所有的鏡子都用布罩上了。

    長時間的失眠已經讓她出現了幻覺:她每次照鏡子,都能看見丁采臣的正在逃離的人影。

    幽光一閃,立刻就不見了。

    每次都能看見他沒有來得及消失的一截褲腿,還有他腳上穿着的懶漢鞋。

    這種感覺,就好像他既未死去,也從未離開那處房子。

    隻不過,她看不見他而已。

     她還告訴我,她所在的那個小區,隻有周末時才會有人住,左右隔壁的房子都還空着,一到晚上,整個山坳裡,黑黢黢的,有點瘆得慌。

     聽得出,她确實有點兒害怕。

     “如果您受不了我這張臉,我可以把它蒙上。

    ”最後,她這樣說道。

     挂斷電話之後,我望着那難得一見的清澈天空,發了半天呆。

    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有點鼻子發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300B

第二天下午,我給搬家公司打了電話。

     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我把家搬到了盤龍谷。

     當天傍晚,我回到石景山的家中,把房門鑰匙親手交到了姐姐的手中,她沒問我去了哪裡,卻哭着要來與我擁抱。

     我躲開了。

     第二年十月,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

    我們沒有辦理結婚證書。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

    她說,我随便叫她什麼都行。

    我試着叫她玉芬,她居然也樂于答應。

     我曾問過她,丁采臣到底是不是黑社會?她未置可否地回答說,是不是黑社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經死了。

    忘了他吧。

    我又問她,黑社會的人居然也會被逼自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她說,這隻能說明,這個社會中還有比黑社會更強大、更恐怖的力量。

    丁采臣根本就不是對手。

    至于她說的這個“更恐怖的力量”到底指的是什麼,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死皮賴臉地纏着她,讓她說說她的故事,她是哪裡人?怎麼會住到盤龍谷這個地方來的?因為聽她的口音,似乎是個南方人啊。

    她支支吾吾,目光躲躲閃閃,最後,她長歎了一聲,用一句模棱兩可的話來搪塞我:“沒什麼好說的。

    我不過是丁采臣的一個人質而已。

    ” “這麼說,你被綁架了?”我暗暗吃了一驚。

     “你不也一樣?”她冷冷地譏諷道。

     我實在搞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聽她那麼說,就好像我自己也是一名遭到綁架的人質似的,可這話又是從何說起呢?我活得好好的,想幹嘛就幹嘛,完全是自由的啊! 現在,在跟她幹那種事的時候(你大概更願意将它稱之為做愛吧),我已經用不着在她的臉上蒙上枕巾了。

    關于她的一切,我所知甚少。

    所有與她身世相關的信息,都遭到了嚴格的禁锢,就像她的天生麗質被那張毀損的臉禁锢住了一樣。

     我偷偷地四處翻找她的照片,目的很明确,我很想看看,她毀容以前長什麼樣子。

    當然,我一無所獲。

     她安慰我說:“你别急啊,等女兒長成大姑娘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了。

    女兒什麼樣子,我原先就是什麼樣子。

    ” 我也時常跟她談起母親。

    不知道為什麼,有兩次,我提到母親多年前的那個預言時,她都不接話,情緒低落,默不做聲。

    我以為她對這個話題很反感,其實是一個誤會。

    因為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當我的女兒快要滿月的時候,她忽然問我,能不能帶她去看看母親的墓地。

    她想去母親的墳頭拜一拜,給她老人家磕個頭。

     說實在的,我心裡有點犯難。

    我倒不是不願意帶她去。

    你知道,我母親去世的那會兒,喪事從頭到尾都是我姐姐崔梨花張羅的。

    母親的骨灰葬在什麼地方,我還真的不知道。

    可這話無論如何有點說不出口。

    事到如今,除了向我姐姐偷偷地打聽墓地的位置,我沒有别的法子可想。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沒能合眼。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我悄悄地下了樓,躲進廚房邊的儲藏間裡,撥通了我姐姐的電話。

     姐姐聽到我的聲音,稍稍一愣神,随後就哇哇大哭起來。

    也不說話,光在那兒哭。

    等到她哭夠了,就囔着鼻子讓我馬上回家。

    我問她母親的墓地在哪兒,她理都不理。

    還是那句話,讓我什麼都别說,馬上回家。

    她要給我包一頓茴香餡兒的餃子。

    仿佛她這輩子,就欠我一頓茴香餡兒的餃子。

    到了這個時候,我的眼淚也有點憋不住了。

    最後,姐姐逼我發了個毒誓,答應一周内就回石景山去看他們,這才告訴我,母親的墓地在玉泉山腳下的“金山陵園”,跟父親葬在一塊兒,離卧佛寺不遠。

    坐375路公交車,在紅旗村下。

    她讓我進了陵園大門後,沿左側的山路一直爬到山頂,然後再往下走,倒數第七排的第六個墓碑就是。

    墓前有一顆杏子樹,是她當年親手栽的。

     兩天後是一個晴朗而無風的日子。

    我們帶着孩子前往母親的墓地,她仍用頭巾将臉圍得嚴嚴實實。

    她告訴我,自打她來到北京之後,還是第一次離開盤龍谷。

    我們在西苑附近一家花店門口停了車,她去店裡給母親買了一大把潔白的馬蹄蓮。

    她把鮮花放在後座上,正打算從我懷裡接過孩子,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她推了推我的胳膊,對我輕聲道:“是不是,也應該給爸爸買點什麼呀?”我喜歡她在說“爸爸”這個詞時特有的自然和親昵。

    她再次下了車,跑進路邊的一家小超市,給父親買了兩瓶牛欄山二鍋頭。

     小家夥對墓地的一切都感到新鮮。

    我們在爬山的時候,她在母親懷中的襁褓裡一刻不停地蹬踢着小腿,嘴裡“噢噢”地叫着。

    深秋的墓園裡,有一種誇張的岑寂,樹梢上方的天空藍得有點讓人發暈。

    因為墓地裡幾乎看不到什麼人,我們拜祭完畢,倒也用不着将馬蹄蓮的花莖一一折斷。

    看着父母墓碑前的那顆深黑色的小杏樹,我心裡不免有點後悔,也許應該大大方方地答應姐姐,讓她一起來。

     看得出,妻子的心情也很好。

    下山時,她忽然提出來,不妨随便找個地方吃午飯,然後順道去遊覽一下卧佛寺附近的植物園。

    我立刻熱烈地表示了贊同。

    可當我從陵園門口的公共廁所裡出來之後,立刻就改變了注意。

    我推脫肚子有點不舒服,執意馬上回家。

     我知道我的臉色很吓人。

     我極力想掩飾内心的慌亂,讓自己平靜下來,結果反而弄巧成拙。

    就像是被鬼魂纏住了似的,下山後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車竟然一直在沿着公路的左側行駛,令人疑惑的喇叭聲響成了一片。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等着她問我,究竟出了什麼事。

    隻要她問,我就會把剛剛在廁所裡收到的那條手機短信,毫無保留地告訴她。

    可她一直在逗弄孩子,對我的驚恐和情緒異常沒有任何反應。

    在這一點上,她也很像玉芬。

     兩個小時之後,我把車停在了盤龍谷小區會所的邊上。

    在建設銀行的ATM自動取款機上,我看到丁采臣答應支付的二十六萬餘款已悉數到賬。

     對于丁采臣的死,我以前也有點疑神疑鬼。

    我也曾多次變着法兒從妻子的嘴裡套話,可當我接到這條讓我魂飛魄散的手機短信之後,對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卻反而有點不太敢問了。

     “要我說,這是好事。

    ”當天晚上,妻子坐在床邊,輕輕地拍着孩子,哄她睡覺,一邊勸我道,“這二十六萬是你應得的。

    你沒偷沒搶,我們問心無愧。

    至于說這人到底死沒死,你用不着替他操這份心。

    ” 話雖這麼說,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月中,我的眼前時常會浮現出丁采臣手裡端着一隻咖啡杯,從東直門的寫字樓頂端一躍而下的一幕。

    怎麼想都覺得很不真實。

    銀行卡上突然多出來的那筆錢,我一分都沒敢花。

     有時,我也會向她抱怨說,我們總不能一輩子都這樣,不明不白地過日子吧?雖說現在這樣也挺好,可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感到不太踏實,心裡有點兒亂,好像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筆糊塗賬。

    這樣下去,行嗎? 每當我提起這樣的話頭,她總是一笑置之:“你要知道,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

    亂就讓它亂吧!你要是愛鑽牛角尖,想把一起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恐怕連一天都活不下去。

    事若求全何所樂?” 我仍在做我的膽機生意。

     住在褐石小區的那個客戶,似乎對KT88的管子感到了厭煩,他問我能不能替他做一台300B膽機,并幫他設法搞一套經過嚴格配對的美國西電公司的三極管。

    我試圖說服他,300B其實并不适合他的阿卡佩拉,可教授忽然就生氣起來,讓我“隻管做,少啰唆!” 我自然樂于從命。

     我把機器給他送過去的時候,這位教授又在向他的妻子,那個體育大學的排球老師,抱怨世道的混亂和肮髒無序了。

    什麼道德淪喪啦,什麼禮崩樂壞啦,什麼道術将為天下裂啦,全是扯淡。

    他進而斷言: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能在目前這個社會上過上好日子。

    很明顯,他的妻子不愛搭理他,表情冷漠,在餐桌邊低着頭,飛快地發着手機短信。

    他似乎有點惱羞成怒,并再次使用了那個讓我十分厭惡的反問句式: “不是嗎?” 我擡頭看了他們一眼,放下手裡的改錐,随後站起身來,把褲腰帶往上提了提,用一種連我自己都覺得陌生的語調對教授道: “在這個問題上,是否可以容我也談一點粗淺的看法?如果你不是特别愛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問底的話,如果你能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會突然發現,其實生活還是他媽的挺美好的。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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