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現在的記憶中，有一個樸素的小本子占據着牢不可破的位置。

    那是當年小學生用的小三十二開的練習本，我把它從中間截為兩半，做成了兩個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攜帶。

    我相信當時我五歲，剛上小學，會寫字了，便經常在這小本子上記一些孩子氣的事情。

    比如說，父親帶我去親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會拿出糖果點心給我吃，這對于當時的我是難得的快樂，我心想：今天吃了，過幾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嗎？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記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一種滿足，似乎把得到的快樂留下了。

    我把記憶中的這個舉動确定為我自發地寫日記的開端。

     這個寫着稚拙字迹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

    它真的存在過嗎？我真的是從五歲開始寫日記的嗎？我無法向自己證明。

    然而，我毫不懷疑并且不需要證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種意識，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經曆都會流逝，我為此惋惜甚至驚慌，一定要用某種方式把它們留住。

    正是為了留住歲月的痕迹，人類有了文字，個人有了寫作。

     我自覺地寫日記是從高中一年級開始的。

    那年我十四歲，考入上海中學，第一次離開父母，成為一個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來勢兇猛，身心湧動着秘密的歡樂和苦悶，孤獨而内向的我隻好向日記訴說。

    我寫得非常認真，幾乎天天寫，每天寫好幾頁。

    我清晰地記得高中第一個日記本的樣子，小三十二開的異型本，裝訂線在上方，本子很厚，紙很薄，每一頁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我的這個記憶确鑿無疑，因為是我親手把它毀掉的，毀掉之後無數次地思念它，一個人對于親手毀掉的珍貴之物的記憶決不會失誤。

     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學的第五個年頭，文革中兩派鬥争趨于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