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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兩種變化：一種，因此看透社會，看穿人生，人就會變油，内心會變得陰暗沉重簡單粗暴；另一種，即便不變油，也會變得機械單一，腦子裡除了種種法規條文框框，就是上級領導的種種指令和要求。
在他們眼裡，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問題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
有人說笑話，說警察談戀愛，跟女方頭一回見面，說的第一句話一定會是：“請出示你的身份證。
”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都說得有些片面。
說這種話的人其實并不真正了解警察。
多數的警察，心靈都處在一種激烈的對抗之中。
他們既要對抗在執法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社會黑暗（陰暗）面和權利交易的侵蝕和漫洇，又要對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發生的種種畸變。
對抗的結果，最終将決定你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警察。
可以說，一切都在過程之中。
而邵長水卻屬于這樣一種人，置“對抗”和“過程”于不顧，把“結果”看得高于一切。
也就是說，他在過程的“對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計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閃失，而他隻想維護一個結果：讓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好警察。
這種質樸和單一，不能說跟他從小在林區長大沒有必然的關聯。
你隻要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充分理解這種關聯了：不管在什麼場合什麼情況下，隻要一看到巍峨大山，連綿叢林，他内心都會禁不住地打戰，都會立即收斂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點點張揚，不自覺地變得沉默和固執起來。
他潛意識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結局跟億萬年都絕不動搖一點的大山一樣，是不可變更的。
而對于他邵長水來說，結局也隻能有一個，那就是做一個好警察。
他不想東張西望，也絕不旁骛另就。
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這個人了。
三十多歲的他，按時下流行的算法，絕對還應該算是個“年輕人”和“年輕幹部”吧。
年輕人是易變的。
他也曾在縣公安局很風光地當過領導，在省警校當過讓許多人贊羨的刑事偵查教研室主任，南來北往，東奔西跑，大小場面大小事情也都經曆過不少，按說你不應該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兒”和“大碴子味兒”。
不。
直到現在，清早起來，他最想喝的還是摻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黃噴香的貼餅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鹹魚和半碗加了許多蒜和辣椒腌制出來的酸白菜，他就覺得比去東京參加國際刑警年會，住在五星級的澀谷大飯店裡吃的那幾頓銀光閃爍、發散着牛油或大醬湯氣味的“亂七八糟”的早餐，要酣暢淋漓舒服熨帖許多。
在當縣公安局領導那兩年裡，别人給他送啥禮，他都讓秘書給退了。
但他會親自打電話給縣裡專門出産黑小豆的六五六農場場長，讓他們往他家給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養胃又補氣的黑小豆來。
當然，他之所以敢這麼“直接打電話去要東西”，還有這樣一層關系襯着，那位六五六農場的場長是他當年上小學時的同班同學。
也許同樣是因為了這種“質樸”和“單一”，在某些人眼裡，他稍稍顯得有點“木”，有點“一根筋兒”，而在另一些人看來，他表露的其實是一種标準的“中國式農民”的狡黠，像是在“裝傻”。
不管說他是“一根筋兒”，還是說他在“裝傻”，這些人指的都是他這麼一個特點：在人生的某一階段，他隻關心在這一階段裡，該他關心、允許他關心的那些人和事。
所以，他在當警員的時候，絕對不去摻和中隊長們如何“勾心鬥角”。
他在當中隊長的時候，誰上他跟前來說大隊長和局長們的壞話，他都不聽，還會特别認真地勸你不要到處去亂說。
等他當了局長，上省廳來參加省公安工作會議，多數局長在會餘時間，都會安排一系列的交際和應酬活動，為自己，也為本單位下一步的發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條件，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他卻很少這麼幹，甚至可以說，基本不會去這麼幹。
最多也就是提溜幾瓶用當地一種野果子釀制的特産酒（有時也會帶幾根直接從山裡藥農手中收購來的野山參），上廳長和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廳長家去看望一下，當然更不會想到要掏錢請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麼人去某個洗浴休閑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
調到省警校當刑偵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撲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上，帶領一幫學員，把教研室積攢了多年、一直沒決心去整理的幾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資料複印件，分門别類地整理了出來，而對近在咫尺的省廳和省委省政府大院裡發生的種種人事升遷變換的事，卻不甚了了……正因為如此，當李敏分跟他談到“勞爺”，談到那個“顧代省長”，談到人們懷疑這位代省長跟兩年前那起副市長“開槍殺人案”有牽連，談到“勞爺”和那些本系統的老同志背着組織在搞秘密調查活動……他越來越緊張，他的血一陣陣往上湧。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動不動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臉色蒼白、臉頰瘦削的李敏分。
最後他隻問了兩個問題。
一，您今天找我談話，代表誰？這一點他必須鬧明白。
稀裡糊塗的事情，邵長水是不幹的。
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這個問題你怎麼想都行，就是别認為我今天是隻代表我個人來找你的。
我李敏分既沒那個膽兒，也沒那閑工夫。
聽李敏分這麼回答，他打量了一下他，覺得他說得還算誠懇。
看來李敏分有他的“難言之隐”，他就沒再追問下去。
接着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廳機關裡有那麼多能力高強的老同志，為什麼一定要派我這麼個“新手”去完成這任務？李敏分先是笑了笑道，怎麼，你不想接這活兒？他很嚴肅地答道，這跟我想不想幹完全沒有一點關系。
李敏分這才認真起來，回答道，派你去，是因為勞爺非常賞識你。
你說的話，他可能會比較愛聽。
“扯淡嘛!”他立即反駁道，“除了在偵查員培訓班上聽他講過課，我倆就沒直接打過啥交道。
怎麼可能談得上什麼賞識不賞識？”“好吧，跟你透露一點内部機密，這也是有關領導透露給我的。
你這次調省廳來，可能會接任總隊大要案支隊的支隊長一職。
這你大概已經有所聞了。
你知道是誰力薦你來擔任這個職務的？勞爺。
勞爺這一生很少推薦人。
他眼裡也很少能瞧得上誰。
多年前
在他們眼裡，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問題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
有人說笑話，說警察談戀愛，跟女方頭一回見面，說的第一句話一定會是：“請出示你的身份證。
”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都說得有些片面。
說這種話的人其實并不真正了解警察。
多數的警察，心靈都處在一種激烈的對抗之中。
他們既要對抗在執法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社會黑暗（陰暗）面和權利交易的侵蝕和漫洇，又要對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發生的種種畸變。
對抗的結果，最終将決定你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警察。
可以說，一切都在過程之中。
而邵長水卻屬于這樣一種人，置“對抗”和“過程”于不顧，把“結果”看得高于一切。
也就是說，他在過程的“對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計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閃失，而他隻想維護一個結果：讓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好警察。
這種質樸和單一，不能說跟他從小在林區長大沒有必然的關聯。
你隻要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充分理解這種關聯了：不管在什麼場合什麼情況下，隻要一看到巍峨大山，連綿叢林，他内心都會禁不住地打戰，都會立即收斂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點點張揚，不自覺地變得沉默和固執起來。
他潛意識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結局跟億萬年都絕不動搖一點的大山一樣，是不可變更的。
而對于他邵長水來說，結局也隻能有一個，那就是做一個好警察。
他不想東張西望，也絕不旁骛另就。
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這個人了。
三十多歲的他，按時下流行的算法，絕對還應該算是個“年輕人”和“年輕幹部”吧。
年輕人是易變的。
他也曾在縣公安局很風光地當過領導，在省警校當過讓許多人贊羨的刑事偵查教研室主任，南來北往，東奔西跑，大小場面大小事情也都經曆過不少，按說你不應該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兒”和“大碴子味兒”。
不。
直到現在，清早起來，他最想喝的還是摻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黃噴香的貼餅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鹹魚和半碗加了許多蒜和辣椒腌制出來的酸白菜，他就覺得比去東京參加國際刑警年會，住在五星級的澀谷大飯店裡吃的那幾頓銀光閃爍、發散着牛油或大醬湯氣味的“亂七八糟”的早餐，要酣暢淋漓舒服熨帖許多。
在當縣公安局領導那兩年裡，别人給他送啥禮，他都讓秘書給退了。
但他會親自打電話給縣裡專門出産黑小豆的六五六農場場長，讓他們往他家給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養胃又補氣的黑小豆來。
當然，他之所以敢這麼“直接打電話去要東西”，還有這樣一層關系襯着，那位六五六農場的場長是他當年上小學時的同班同學。
也許同樣是因為了這種“質樸”和“單一”，在某些人眼裡，他稍稍顯得有點“木”，有點“一根筋兒”，而在另一些人看來，他表露的其實是一種标準的“中國式農民”的狡黠，像是在“裝傻”。
不管說他是“一根筋兒”，還是說他在“裝傻”，這些人指的都是他這麼一個特點：在人生的某一階段，他隻關心在這一階段裡，該他關心、允許他關心的那些人和事。
所以，他在當警員的時候，絕對不去摻和中隊長們如何“勾心鬥角”。
他在當中隊長的時候，誰上他跟前來說大隊長和局長們的壞話，他都不聽，還會特别認真地勸你不要到處去亂說。
等他當了局長，上省廳來參加省公安工作會議，多數局長在會餘時間，都會安排一系列的交際和應酬活動，為自己，也為本單位下一步的發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條件，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他卻很少這麼幹，甚至可以說，基本不會去這麼幹。
最多也就是提溜幾瓶用當地一種野果子釀制的特産酒（有時也會帶幾根直接從山裡藥農手中收購來的野山參），上廳長和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廳長家去看望一下，當然更不會想到要掏錢請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麼人去某個洗浴休閑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
調到省警校當刑偵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撲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上，帶領一幫學員，把教研室積攢了多年、一直沒決心去整理的幾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資料複印件，分門别類地整理了出來，而對近在咫尺的省廳和省委省政府大院裡發生的種種人事升遷變換的事，卻不甚了了……正因為如此，當李敏分跟他談到“勞爺”，談到那個“顧代省長”，談到人們懷疑這位代省長跟兩年前那起副市長“開槍殺人案”有牽連，談到“勞爺”和那些本系統的老同志背着組織在搞秘密調查活動……他越來越緊張，他的血一陣陣往上湧。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動不動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臉色蒼白、臉頰瘦削的李敏分。
最後他隻問了兩個問題。
一，您今天找我談話，代表誰？這一點他必須鬧明白。
稀裡糊塗的事情，邵長水是不幹的。
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這個問題你怎麼想都行，就是别認為我今天是隻代表我個人來找你的。
我李敏分既沒那個膽兒，也沒那閑工夫。
聽李敏分這麼回答，他打量了一下他，覺得他說得還算誠懇。
看來李敏分有他的“難言之隐”，他就沒再追問下去。
接着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廳機關裡有那麼多能力高強的老同志，為什麼一定要派我這麼個“新手”去完成這任務？李敏分先是笑了笑道，怎麼，你不想接這活兒？他很嚴肅地答道，這跟我想不想幹完全沒有一點關系。
李敏分這才認真起來，回答道，派你去，是因為勞爺非常賞識你。
你說的話，他可能會比較愛聽。
“扯淡嘛!”他立即反駁道，“除了在偵查員培訓班上聽他講過課，我倆就沒直接打過啥交道。
怎麼可能談得上什麼賞識不賞識？”“好吧，跟你透露一點内部機密，這也是有關領導透露給我的。
你這次調省廳來，可能會接任總隊大要案支隊的支隊長一職。
這你大概已經有所聞了。
你知道是誰力薦你來擔任這個職務的？勞爺。
勞爺這一生很少推薦人。
他眼裡也很少能瞧得上誰。
多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