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站在靈魂的入口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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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哩。
沒想到的是，那天，他卻遭到了祝磊的婉拒。
祝磊在材料裡是這樣講述這件事的：“……其實那天我并沒有正面拒絕他，不僅沒正面拒絕，還說了一些諸如‘我盡量給想想辦法吧，萬一銀行那頭不行，我再試試别的路子’一類的話。
說實話，我也不敢當面拒絕他。
雖然顧調到省裡後，為人做事的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在陶裡根後期形成的那種‘一個人說了算’的做派。
但我清楚，在關鍵時刻、在重大問題上．在本質上，他是變不了的。
他是不會允許别人來妨礙他，來做他的主的。
我深信，所有有過這樣經曆的人都會同意我下面這個說法：凡是嘗到過‘絕對權力，滋味的人，終生都會想念它。
輕易也是不會自動放棄它的。
以顧立源的經驗和聰明，他當然一下就掂量出．我當時說的那番話，有許多搪塞和應付他的成分，他當然要不高興。
但，當時我們并沒有上‘開吵’。
我們畢竟都是有相當政治曆練的人，畢竟也是多年來關系相當密切的老鄉、朋友和上下級。
尤其是我，說我是他一手提撥起來的，絕非過辭。
我當然更不能動不動地就跟他‘開吵，。
那麼幹，于情于理于禮，于場面上的規矩．也都通不過!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
” ……那天，兩人勉勉強強地又聊了一會兒，祝磊見顧立源的臉色不像剛才那麼尴尬和灰暗了，便勸說道：“老大，我有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該不該說……”顧立源不以為然地撇撇嘴說道：“别跟我來這一套。
成熟不成熟，你就說你的吧。
”祝磊低下頭沉吟了一會兒，鼓了鼓氣，說道：“我是絕對支持發展民營企業這個政策的。
但是，我覺得對待民營企業和這些所謂的企業家們，也得遵照優勝劣汰的規則，讓這些老闆在曆史進程中接受時間的汰選。
真正優秀的，讓他們強大起來，實在不行的，不能與時俱進的，就該淘汰一批……”說到這裡，祝磊他發現顧立源的臉色又開始灰暗起來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說了，就趕緊收住了話頭。
他當時還真有點想不通。
自己說的這些，并不是什麼特别前衛、特别先鋒的觀念。
甚至可以說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老生常談”，也是顧代省長平時經常放在嘴頭上來教育别人時說過的話。
為什麼到這會兒，他自己就完全聽不進去了呢?當時祝磊也想到過這一點：難道顧和饒之間真的存在着什麼非比尋常的私誼，或……或“貓膩”?但這念頭也隻是像電光石火似的，一閃而過。
他想的更多的是，顧這個人啊，太講義氣，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間的那點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當一回事…… 話說到這兒，本來是要結束了。
因為顧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煙盒和打火機，一聲不吭地闆起臉，都起身往外走了。
祝磊有些發慌了，忙叫了聲“顧省長……”并緊随着顧立源，亦步亦趨地往外走；走到外頭的門廳裡了，他又趕緊說了一句，“我沒說就不給饒總想辦法了嘛。
”語調不由自主地帶上了一點哀懇的味道了。
顧立源站住了。
臉色雖然依舊是那樣的峻急，但如果這時祝磊更聰明一點，繼續說兩句顧愛聽的話，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發走了，這“頭寸”到底該不該去整、到底上哪兒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說”的嘛。
先答應下來，然後再慢慢地推托；先答應下來，然後再尋找機會推辭；先答應下來，然後……然後，轉過臉來就裝糊塗，用一句“是嗎，我當時答應過你嗎?你聽錯了吧?”來不認這個賬。
這樣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可是經常發生的。
這就叫“周旋”。
沒有“周旋”和“妥協”，就構不成千百年來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曆史生活的光怪陸離和詭谲絢麗。
這一點，不管是祝磊，還是顧立源其實都是懂得很透徹的。
但有時就是做不到。
接下來，祝磊居然慌慌張張地、同時也是很不得體地說了這麼一句話：“當前，中央正在通過金融工委大力整頓金融秩序，中紀委也把金融行業的問題列為今明兩年工作的重點……要搞到這麼大一筆頭寸，恐怕是有相當的難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顧立源，但顧立源立即轉過身來很嚴厲地給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頂風作案，祝副市長?”祝磊忙否認。
可已經來不及了。
顧立源就那樣站在門廳裡，指手畫腳、劈頭蓋臉地一通臭訓……讓曹楠聽到的，就是顧立源這一陣的吼叫聲。
祝磊當時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驚駭。
他從來沒有看到顧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過。
事後，祝磊真有些手足無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動給顧立源打電話。
大約一個星期後，顧立源給祝磊主動打來了一個電話，就那天他的“态度問題”，主動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為饒上都去搞“頭寸”的那一番話。
沒再多說别的，甚至都沒容祝磊也說上兩句“道教”的話，就很客氣地挂斷了電話。
對方的“客氣”和“淡漠”．讓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發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
他後來主動托人給顧和顧的秘書捎話，要去看望顧，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頤都以種種理由，很客氣地一一拒絕了。
這讓祝磊更加寝食不安。
應該說，這也是後來促使他答應那位張秘書，幫着去送“職工股”的一個重大誘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關系搞礙如此僵，如果再不設法做點什麼事去補救，将來想遞補為市長．那就真的是難上加難了…… 能說是“一念之差”嗎?人們常常用這四個字來為後來發生的事情開脫(或減輕)責任。
但又不想想．這“一念”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造成全部災禍的這“一念”，難道也純屬偶然的“一念之間”嗎?祝磊材料最後一部分的内容．是對張秘書設套“陷害”他這件事所做的一點分析。
他的結論非常簡單明了，他認為這件事，就是饒上都策劃指使的。
他的理由有三。
一，這位小張秘書和饒上都有表親關系。
他的表姐，曾跟饒上都相好多年。
二，事發後(這個“事”，是指張秘書勸說他帶着陶裡根那家鋁業公司某位老總去給某省委領導送職工股，而并非指他開槍殺害張秘書)，祝磊利用自己還在常務副市長位置上這個條件，曾讓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偵查科的同志調出事發前後那幾天張秘書的移動通訊和固話通訊記錄，發現就在這兩三天裡，他和饒上都聯絡十分頻繁。
三，槍擊案發生當日，他找張秘書談話。
他希望這個年輕人能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一顆赤心全對蒼天，為他作證，他隻是為陶裡根那家鋁業公司的那位老總“引見”了省裡的那位領導。
在整個過程中，他連那職工股票據是什麼樣的都沒見過一眼，更别說得到了它們。
這一點，小張秘書應該是十分清楚的。
因為他在全過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
這件事本來還可以由鋁業公司的這位老總出面來作證，但不幸的是，在紀檢委的領導找這位老總談話時，他“突發心髒病”而“暴斃”了。
而據查，這位老總突發心髒病的前一天晚上，饒上都曾找這位老總長談過幾小時。
“槍擊事件發生前的一個多小時，我的情緒已經變得空前的不穩定。
”祝磊在材料中這樣寫道，“頭一天我曾打電話給那位省領導，想先請他出來替我說說話，以證明，那天我隻是起了個引見的作用，帶着那個鋁業公司老總見到了他以後，我和張秘書就知趣地離開了他的家。
那筆數額達七十多萬份的職工股，一直是由那個老總拿着的。
最後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
因為确确實實的，我和張秘書當時已經離開了現場。
但是，讓我非常震驚的是，那位省領導居然一口否認了此事。
還說，那天根本就沒有見到過我。
我再給他打電話，他就不接電話了。
從下午到晚上，我發了瘋似的連續給他打了一二十個電話，他都不接。
其實我并沒有那個意思，要他承認那天是他從那個老總手裡拿走了那七十多萬份原始職工股。
當時我不在現場，我和張秘書已經離開了他家。
我沒親眼見到的事，絕對不會亂說。
我隻是請他證明，當時我沒參與其事。
我隻是一個‘引見人’，一個不該去引見的‘引見人’。
但他就是不接我的電話。
我當時真的有點發慌了。
七十多萬份原始職工股，上市後的市值将高達四五百萬元人民币。
稍稍炒作一下的話，還可能達到八九百萬，甚至上千萬。
況且它又是職工股，原本是應該由廣大職工享有的。
侵吞職工股，就是侵吞職工的活命錢，更是罪加三等，民憤難平。
如果我不能證明我在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話，僅僅這一筆賬，這一件事，無論在肉體上、精神上，還是政治上，我都将‘死無葬身之地’。
而讓我更感到絕望的是這位省領導。
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師益友，也許在個性的呈現上我不能完全贊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達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業價值觀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問題上，他一直是我永遠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趕的标杆兒。
我怎麼能想象，他會在這樣一件簡單明了而又性命攸關的大事上，會‘蓄意’地把我扔進這無底深淵。
所以，當張秘書也堅稱他不能證明我在 過程中根本就沒有接觸過那些股票的票據時．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潰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釀成了後來的慘劇的發生……而那位省領導是誰，大概不用我再細說了。
他就是我們的代省長顧立源同志……”
沒想到的是，那天，他卻遭到了祝磊的婉拒。
祝磊在材料裡是這樣講述這件事的：“……其實那天我并沒有正面拒絕他，不僅沒正面拒絕，還說了一些諸如‘我盡量給想想辦法吧，萬一銀行那頭不行，我再試試别的路子’一類的話。
說實話，我也不敢當面拒絕他。
雖然顧調到省裡後，為人做事的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在陶裡根後期形成的那種‘一個人說了算’的做派。
但我清楚，在關鍵時刻、在重大問題上．在本質上，他是變不了的。
他是不會允許别人來妨礙他，來做他的主的。
我深信，所有有過這樣經曆的人都會同意我下面這個說法：凡是嘗到過‘絕對權力，滋味的人，終生都會想念它。
輕易也是不會自動放棄它的。
以顧立源的經驗和聰明，他當然一下就掂量出．我當時說的那番話，有許多搪塞和應付他的成分，他當然要不高興。
但，當時我們并沒有上‘開吵’。
我們畢竟都是有相當政治曆練的人，畢竟也是多年來關系相當密切的老鄉、朋友和上下級。
尤其是我，說我是他一手提撥起來的，絕非過辭。
我當然更不能動不動地就跟他‘開吵，。
那麼幹，于情于理于禮，于場面上的規矩．也都通不過!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
” ……那天，兩人勉勉強強地又聊了一會兒，祝磊見顧立源的臉色不像剛才那麼尴尬和灰暗了，便勸說道：“老大，我有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該不該說……”顧立源不以為然地撇撇嘴說道：“别跟我來這一套。
成熟不成熟，你就說你的吧。
”祝磊低下頭沉吟了一會兒，鼓了鼓氣，說道：“我是絕對支持發展民營企業這個政策的。
但是，我覺得對待民營企業和這些所謂的企業家們，也得遵照優勝劣汰的規則，讓這些老闆在曆史進程中接受時間的汰選。
真正優秀的，讓他們強大起來，實在不行的，不能與時俱進的，就該淘汰一批……”說到這裡，祝磊他發現顧立源的臉色又開始灰暗起來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說了，就趕緊收住了話頭。
他當時還真有點想不通。
自己說的這些，并不是什麼特别前衛、特别先鋒的觀念。
甚至可以說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老生常談”，也是顧代省長平時經常放在嘴頭上來教育别人時說過的話。
為什麼到這會兒，他自己就完全聽不進去了呢?當時祝磊也想到過這一點：難道顧和饒之間真的存在着什麼非比尋常的私誼，或……或“貓膩”?但這念頭也隻是像電光石火似的，一閃而過。
他想的更多的是，顧這個人啊，太講義氣，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間的那點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當一回事…… 話說到這兒，本來是要結束了。
因為顧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煙盒和打火機，一聲不吭地闆起臉，都起身往外走了。
祝磊有些發慌了，忙叫了聲“顧省長……”并緊随着顧立源，亦步亦趨地往外走；走到外頭的門廳裡了，他又趕緊說了一句，“我沒說就不給饒總想辦法了嘛。
”語調不由自主地帶上了一點哀懇的味道了。
顧立源站住了。
臉色雖然依舊是那樣的峻急，但如果這時祝磊更聰明一點，繼續說兩句顧愛聽的話，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發走了，這“頭寸”到底該不該去整、到底上哪兒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說”的嘛。
先答應下來，然後再慢慢地推托；先答應下來，然後再尋找機會推辭；先答應下來，然後……然後，轉過臉來就裝糊塗，用一句“是嗎，我當時答應過你嗎?你聽錯了吧?”來不認這個賬。
這樣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可是經常發生的。
這就叫“周旋”。
沒有“周旋”和“妥協”，就構不成千百年來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曆史生活的光怪陸離和詭谲絢麗。
這一點，不管是祝磊，還是顧立源其實都是懂得很透徹的。
但有時就是做不到。
接下來，祝磊居然慌慌張張地、同時也是很不得體地說了這麼一句話：“當前，中央正在通過金融工委大力整頓金融秩序，中紀委也把金融行業的問題列為今明兩年工作的重點……要搞到這麼大一筆頭寸，恐怕是有相當的難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顧立源，但顧立源立即轉過身來很嚴厲地給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頂風作案，祝副市長?”祝磊忙否認。
可已經來不及了。
顧立源就那樣站在門廳裡，指手畫腳、劈頭蓋臉地一通臭訓……讓曹楠聽到的，就是顧立源這一陣的吼叫聲。
祝磊當時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驚駭。
他從來沒有看到顧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過。
事後，祝磊真有些手足無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動給顧立源打電話。
大約一個星期後，顧立源給祝磊主動打來了一個電話，就那天他的“态度問題”，主動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為饒上都去搞“頭寸”的那一番話。
沒再多說别的，甚至都沒容祝磊也說上兩句“道教”的話，就很客氣地挂斷了電話。
對方的“客氣”和“淡漠”．讓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發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
他後來主動托人給顧和顧的秘書捎話，要去看望顧，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頤都以種種理由，很客氣地一一拒絕了。
這讓祝磊更加寝食不安。
應該說，這也是後來促使他答應那位張秘書，幫着去送“職工股”的一個重大誘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關系搞礙如此僵，如果再不設法做點什麼事去補救，将來想遞補為市長．那就真的是難上加難了…… 能說是“一念之差”嗎?人們常常用這四個字來為後來發生的事情開脫(或減輕)責任。
但又不想想．這“一念”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造成全部災禍的這“一念”，難道也純屬偶然的“一念之間”嗎?祝磊材料最後一部分的内容．是對張秘書設套“陷害”他這件事所做的一點分析。
他的結論非常簡單明了，他認為這件事，就是饒上都策劃指使的。
他的理由有三。
一，這位小張秘書和饒上都有表親關系。
他的表姐，曾跟饒上都相好多年。
二，事發後(這個“事”，是指張秘書勸說他帶着陶裡根那家鋁業公司某位老總去給某省委領導送職工股，而并非指他開槍殺害張秘書)，祝磊利用自己還在常務副市長位置上這個條件，曾讓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偵查科的同志調出事發前後那幾天張秘書的移動通訊和固話通訊記錄，發現就在這兩三天裡，他和饒上都聯絡十分頻繁。
三，槍擊案發生當日，他找張秘書談話。
他希望這個年輕人能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一顆赤心全對蒼天，為他作證，他隻是為陶裡根那家鋁業公司的那位老總“引見”了省裡的那位領導。
在整個過程中，他連那職工股票據是什麼樣的都沒見過一眼，更别說得到了它們。
這一點，小張秘書應該是十分清楚的。
因為他在全過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
這件事本來還可以由鋁業公司的這位老總出面來作證，但不幸的是，在紀檢委的領導找這位老總談話時，他“突發心髒病”而“暴斃”了。
而據查，這位老總突發心髒病的前一天晚上，饒上都曾找這位老總長談過幾小時。
“槍擊事件發生前的一個多小時，我的情緒已經變得空前的不穩定。
”祝磊在材料中這樣寫道，“頭一天我曾打電話給那位省領導，想先請他出來替我說說話，以證明，那天我隻是起了個引見的作用，帶着那個鋁業公司老總見到了他以後，我和張秘書就知趣地離開了他的家。
那筆數額達七十多萬份的職工股，一直是由那個老總拿着的。
最後它的去向、下落，我不可能知道。
因為确确實實的，我和張秘書當時已經離開了現場。
但是，讓我非常震驚的是，那位省領導居然一口否認了此事。
還說，那天根本就沒有見到過我。
我再給他打電話，他就不接電話了。
從下午到晚上，我發了瘋似的連續給他打了一二十個電話，他都不接。
其實我并沒有那個意思，要他承認那天是他從那個老總手裡拿走了那七十多萬份原始職工股。
當時我不在現場，我和張秘書已經離開了他家。
我沒親眼見到的事，絕對不會亂說。
我隻是請他證明，當時我沒參與其事。
我隻是一個‘引見人’，一個不該去引見的‘引見人’。
但他就是不接我的電話。
我當時真的有點發慌了。
七十多萬份原始職工股，上市後的市值将高達四五百萬元人民币。
稍稍炒作一下的話，還可能達到八九百萬，甚至上千萬。
況且它又是職工股，原本是應該由廣大職工享有的。
侵吞職工股，就是侵吞職工的活命錢，更是罪加三等，民憤難平。
如果我不能證明我在這件事情上的清白的話，僅僅這一筆賬，這一件事，無論在肉體上、精神上，還是政治上，我都将‘死無葬身之地’。
而讓我更感到絕望的是這位省領導。
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良師益友，也許在個性的呈現上我不能完全贊同和接受他的某些表達方式，但在人生理念、事業價值觀的确定和追求等根本問題上，他一直是我永遠不可企及而又一直在努力追趕的标杆兒。
我怎麼能想象，他會在這樣一件簡單明了而又性命攸關的大事上，會‘蓄意’地把我扔進這無底深淵。
所以，當張秘書也堅稱他不能證明我在 過程中根本就沒有接觸過那些股票的票據時．我的精神真的是崩潰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才釀成了後來的慘劇的發生……而那位省領導是誰，大概不用我再細說了。
他就是我們的代省長顧立源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