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誰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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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從夏天到冬天，我都是在看守所的九号房度過的。
人還沒有出來，朋友們就知道我要寫一部關于犯罪心理的小說了。
号房的鐵門為我打開一扇認識人性的窗，這扇窗宛若潘朵拉的魔盒，或者所羅門的魔瓶，一旦打開就難以關閉。
這是一扇災難之窗，所有的溫情、浪漫、尊嚴，一夜之間就徹底破滅。
然而，一直到九年後，小說才得以成稿，跟那些高産作家相比，我感到羞愧。
200天的号房生活，幫助我理解了懸念大師希區柯克的話，“罪犯通常都是相當平庸的人，而且非常乏味，他們比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紀守法的老百姓更無特色，更引不起人們的興趣。
罪犯實際上是一些相當笨的人，他們的動機也常常很簡單、很俗氣。
” 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罪犯”這個詞更為籠統的稱謂了。
試想，把賊眉鼠眼的慣偷、稚氣未脫的強奸犯、人格變态的殺人狂、道貌岸然的黨委書記、失手傷人的憨厚農民和一心一意打算升天的法輪功修煉者關在同一間号房，他們有任何共同之處嗎？沒有。
路人皆知，生死與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其實，罪與罰也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人類自從有文學以來，罪與罰的主題就成為文學的源頭，幾乎所有叙事和戲劇文學，隻要描述社會環境中的異常，都會涉及某種形式的犯罪。
在荷馬筆下，那些古希臘的英雄們幾乎個個都有違法亂紀的犯罪行為，或謀殺、或強奸、或偷盜，可以說，衆神身上濃縮了人類犯罪的原始記憶。
我國曆來有荀子的“人性惡”與孟子的“人性善”之争。
孟子主張“人之初，性本善”，認為人的惡性是後天的環境造成的。
這種觀點被普遍接受，“孟母三遷”的故事也因此被廣為流傳。
在西方，随着現代科學的興起和工業化的推進，人們的物質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十九世紀的西方呈現一派經濟繁榮、國泰民安的祥和氣氛，最能悅人眼目的莫過于物的豐富了，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的知識分子，對世界的前途抱着十分樂觀的态度。
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隻要不斷提高生産水平、發展經濟，就可以生活得更幸福；隻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分辨善惡，人類社會就可以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
然而，二十世紀先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使迷醉的人們目瞪口呆，屠殺中暴露無遺的人性的暴虐、兇殘，把人們的美好憧憬擊得粉碎。
于是，我們開始譴責罪犯的暴行，有了嚴格的法律，有了監獄和死刑。
在将那些犯罪的人摒棄在公衆視野之外的同時，
人還沒有出來，朋友們就知道我要寫一部關于犯罪心理的小說了。
号房的鐵門為我打開一扇認識人性的窗，這扇窗宛若潘朵拉的魔盒，或者所羅門的魔瓶，一旦打開就難以關閉。
這是一扇災難之窗，所有的溫情、浪漫、尊嚴，一夜之間就徹底破滅。
然而，一直到九年後，小說才得以成稿，跟那些高産作家相比，我感到羞愧。
200天的号房生活，幫助我理解了懸念大師希區柯克的話，“罪犯通常都是相當平庸的人，而且非常乏味，他們比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紀守法的老百姓更無特色，更引不起人們的興趣。
罪犯實際上是一些相當笨的人，他們的動機也常常很簡單、很俗氣。
” 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罪犯”這個詞更為籠統的稱謂了。
試想，把賊眉鼠眼的慣偷、稚氣未脫的強奸犯、人格變态的殺人狂、道貌岸然的黨委書記、失手傷人的憨厚農民和一心一意打算升天的法輪功修煉者關在同一間号房，他們有任何共同之處嗎？沒有。
路人皆知，生死與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其實，罪與罰也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人類自從有文學以來，罪與罰的主題就成為文學的源頭，幾乎所有叙事和戲劇文學，隻要描述社會環境中的異常，都會涉及某種形式的犯罪。
在荷馬筆下，那些古希臘的英雄們幾乎個個都有違法亂紀的犯罪行為，或謀殺、或強奸、或偷盜，可以說，衆神身上濃縮了人類犯罪的原始記憶。
我國曆來有荀子的“人性惡”與孟子的“人性善”之争。
孟子主張“人之初，性本善”，認為人的惡性是後天的環境造成的。
這種觀點被普遍接受，“孟母三遷”的故事也因此被廣為流傳。
在西方，随着現代科學的興起和工業化的推進，人們的物質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十九世紀的西方呈現一派經濟繁榮、國泰民安的祥和氣氛，最能悅人眼目的莫過于物的豐富了，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的知識分子，對世界的前途抱着十分樂觀的态度。
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隻要不斷提高生産水平、發展經濟，就可以生活得更幸福；隻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分辨善惡，人類社會就可以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
然而，二十世紀先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使迷醉的人們目瞪口呆，屠殺中暴露無遺的人性的暴虐、兇殘，把人們的美好憧憬擊得粉碎。
于是，我們開始譴責罪犯的暴行，有了嚴格的法律，有了監獄和死刑。
在将那些犯罪的人摒棄在公衆視野之外的同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