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誰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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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需要文學，就因為要面對這些迫切的問題；我之所以堅持寫作，就因為我敢于面對這些迫切的問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質問那些思想虛無的作家： “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呢？不是偉大的真理之美，而是對它的亵渎，他們全部那樣惡劣地貪圖虛榮，不知羞恥地容易激動，輕率地傲慢不遜，簡單難以理解：他們指望什麼，誰會跟他們走？” 在這樣一個追求肉體享樂的年代，作家人格的力量更不能削弱，更不能認同瘋狂與殘酷、頹廢與絕望。
因此，我試圖在《九号房》寫出人類的生存狀況：即使在最需要相濡以沫、最需要彼此關愛的号房，人也充滿了争鬥與罪惡．這是人類生存的可悲境遇。
這不是一個小背景，而是關系人類生存困境的大問題：究竟誰生活在号房？世界真的像号房一樣，以無形的高牆把人類禁锢其中？ 馬克·吐溫說過，“人從搖籃到墳墓的幾十年中，一件有絕對意義的事就是尋求内心的安甯。
”這是他對人生的深刻洞察，現代人的難處就在于内心不得安甯。
無法把握明天，焦慮愁煩，是現代人的難處之一。
我們常常說，除了自己什麼也靠不住，主張個人奮鬥。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許多事情卻不是自己能把握得住的。
一個鐵一樣的事實是，我們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卻從沒數過星星；我們有健康的體魄，卻感受不到快樂；我們忙得要命，卻沒有理想；我們被奔湧的信息淹沒，卻找不到真理。
還有更可怕的，有的人有錢但沒有幸福、有性但沒有愛情、有權但沒有責任。
此情此景不正是号房生活的寫照嗎？真的，從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困境來看，與其說地球像一個村落，還不如說地球像一間号房。
帕斯捷爾納克的經驗證明，寫作不能給作家帶來财富和地位，甚至内心的平安，因為寫作的過程就是“看見”并“指證”的過程，中國話叫“文章憎命達”。
今天，作家是個尴尬的職業，想到作家何為，一種難言的苦衷就在我的内心翻滾。
20世紀的文化形态中，囚禁文化是一朵苦澀的奇葩。
引人注目的是．恰晗是為人類精神的困境做出獨特貢獻的德國思想者和俄羅斯思想者首先遭遇囚禁的厄運。
中國作家的苦難之路，就是帕斯卡爾式的邊呻吟邊探索真理的人走的路；就是約伯一邊坐在爐灰中刮毒瘡，一邊贊頌上帝所啟明的路。
我所經受的恐懼與戰栗不是一本薄薄的《九号房》所能表達和清算的。
隻是我願意受苦，假如受苦可以接近真理的話。
我身軟弱！我心悲嗚！
我們之所以需要文學，就因為要面對這些迫切的問題；我之所以堅持寫作，就因為我敢于面對這些迫切的問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質問那些思想虛無的作家： “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呢？不是偉大的真理之美，而是對它的亵渎，他們全部那樣惡劣地貪圖虛榮，不知羞恥地容易激動，輕率地傲慢不遜，簡單難以理解：他們指望什麼，誰會跟他們走？” 在這樣一個追求肉體享樂的年代，作家人格的力量更不能削弱，更不能認同瘋狂與殘酷、頹廢與絕望。
因此，我試圖在《九号房》寫出人類的生存狀況：即使在最需要相濡以沫、最需要彼此關愛的号房，人也充滿了争鬥與罪惡．這是人類生存的可悲境遇。
這不是一個小背景，而是關系人類生存困境的大問題：究竟誰生活在号房？世界真的像号房一樣，以無形的高牆把人類禁锢其中？ 馬克·吐溫說過，“人從搖籃到墳墓的幾十年中，一件有絕對意義的事就是尋求内心的安甯。
”這是他對人生的深刻洞察，現代人的難處就在于内心不得安甯。
無法把握明天，焦慮愁煩，是現代人的難處之一。
我們常常說，除了自己什麼也靠不住，主張個人奮鬥。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許多事情卻不是自己能把握得住的。
一個鐵一樣的事實是，我們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卻從沒數過星星；我們有健康的體魄，卻感受不到快樂；我們忙得要命，卻沒有理想；我們被奔湧的信息淹沒，卻找不到真理。
還有更可怕的，有的人有錢但沒有幸福、有性但沒有愛情、有權但沒有責任。
此情此景不正是号房生活的寫照嗎？真的，從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困境來看，與其說地球像一個村落，還不如說地球像一間号房。
帕斯捷爾納克的經驗證明，寫作不能給作家帶來财富和地位，甚至内心的平安，因為寫作的過程就是“看見”并“指證”的過程，中國話叫“文章憎命達”。
今天，作家是個尴尬的職業，想到作家何為，一種難言的苦衷就在我的内心翻滾。
20世紀的文化形态中，囚禁文化是一朵苦澀的奇葩。
引人注目的是．恰晗是為人類精神的困境做出獨特貢獻的德國思想者和俄羅斯思想者首先遭遇囚禁的厄運。
中國作家的苦難之路，就是帕斯卡爾式的邊呻吟邊探索真理的人走的路；就是約伯一邊坐在爐灰中刮毒瘡，一邊贊頌上帝所啟明的路。
我所經受的恐懼與戰栗不是一本薄薄的《九号房》所能表達和清算的。
隻是我願意受苦，假如受苦可以接近真理的話。
我身軟弱！我心悲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