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惟一出路 第10章 傅宜生婉言拒蔣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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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談，不願再打内戰，為了國家和平統一，請求共産黨派南漢宸來談判，并表示對過去幻想以蔣介石為中心來挽救國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已經認識到是徹底錯誤的了。
今後決定要以毛主席和共産黨為中心來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
此電由傅作義口述給其女兒傅冬菊（系中共地下黨員），通過北平地下黨的電台，在1948年11月上旬發出。
但未獲回音。
于是，傅作義指令其親信，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謀求與中共的和談。
11月18日，彭澤湘（中共早期黨員，後自行脫黨）、符定一（毛澤東在湖南上學時的老師）帶着傅作義主張搞成華北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的意圖，到石家莊找中共接洽。
傅作義有上述轉變，除了形勢所迫外，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共地下黨員的積極工作。
北平是個具有光榮革命鬥争傳統的城市，長時期以來，北平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前仆後繼，英勇鬥争。
1945年9月，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劉仁為書記，武光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周小舟為宣傳部部長。
市委下設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工委（工人工作委員會）、平委（平民工作委員會）、鐵委（鐵路工作委員會）、文委（文化工作委員會）等地下黨的領導機構。
領導各條戰線逐步開展地下鬥争。
不久，因形勢的發展，北平市委撤銷。
5個委員會全部直接由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領導。
城工部設在河北滄縣南泊鎮，對外挂牌子為永茂公司，以作掩護。
北平地下黨在城工部的領導下，根據中共中央‘‘隐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已發展地下黨員約3000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約5000人。
他們采取各種組織形式，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大力開展學生、工人工作的同時，積極争取各階層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鬥争越來越廣泛、深入。
在工廠、學校、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等機關，到處都有地下黨員積極開展各種活動，組織反蔣鬥争。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榮軍中校”身份負責敵軍工作的王延（蘇），奉命到解放區的泊鎮城工部接受新的任務，城工部部長劉仁親自接見了他，在場的還有一位女青年。
經劉仁介紹，她叫曾常甯，天津市南開大學哲學系學生，中共地L黨員。
劉仁介紹他們二人相識後，即交給王延（蘇）一項任務：通過曾常甯做她父親曾延毅的工作，再通過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
原來，曾延毅不但和傅作義是保定軍校的同學，還是結拜兄弟。
1927年曾任晉軍炮兵第4團團長，同傅作義一起守過涿州，有患難之交。
1928年至1930年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期間，曾延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傅作義任第35軍軍長時，曾延毅先任218旅旅長，後為中将副軍長。
自抗日戰争初期的太原保衛戰後，曾延毅便脫離戎馬，來天津賦閑。
王延（蘇）與曾常甯在泊鎮分手時，曾常甯把她家的住址交給了王延（蘇）。
過于幾天，曾常甯告知王延（蘇），她已同父親講好，說“有個中共朋友要見見”，她父親欣然應允。
此後，王延（蘇）每月都去天津會見曾延毅一兩次，縱論國内時局。
談得相當投機，王廷（蘇）便勸曾延毅到北平向傅作義要個軍長當，有了兵權，事情就好辦了。
曾延毅思想開明，果然為此專程去北平會見傅作義，結果傅作義隻答應給個華北“剿總”副總司令的虛銜，曾延毅敗興而歸。
但此刻曾延毅并未灰心，他對王延（蘇）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可以做劉厚同的工作，通過劉厚同做傅作義的工作。
劉厚同又是何許人呢？原來，劉厚同是一位辛亥革命的老前輩，擔任過甘肅軍政部長兼總招讨使，着有《孫子注釋》，有軍事學識，也有政治眼光。
同時，他還是傅作義和曾延毅的老師，同傅作義關系尤深。
1928年傅作義單槍匹馬能夠在奉軍撤退時出任天津警備司令，蔣、馮、閻大戰閻錫山戰敗後傅作義得以出任綏遠省主席，以及傅作義能脫離閻錫山轉向蔣介石，都是劉厚同出謀策劃的；抗日戰争爆發前，傅作義軍的百靈廟大戰，也是劉厚同幫助運籌帷幄的。
劉厚同也曆來是傅作義的出謀策劃人，傅作義對劉厚同也曆來是言聽計從。
現在劉厚同仍是傅作義的高級政治顧問，頭銜是華北“剿總”中将總參議。
因為劉厚同就住在天津，同曾延毅常有往來，所以曾延毅向王延（蘇）做了上述表示。
後來，劉厚同果然到了北平，這裡自然有曾延毅的工作；同時，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劉仁也知道劉厚同跟傅作義的關系，而且非常重視這個工作關系。
劉厚同的女兒劉杭生，在天津耀華中學讀書，是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盟員。
劉仁便命天津地下黨帶劉杭生去泊鎮城工部，親自囑她做好父親的工作，并通過她父親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然而，第一個向傅作義試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卻是中共地下黨員、華北學院教授兼政治主任杜任之。
杜任之早年留學德國，是知名學者，擔任過共産國際第三國際的通訊員，跟傅作義是同鄉。
杜任之、傅作義之間從1934年起便開始交往。
當時，杜任之聯合在太原的一些革命者，組織了一個以介紹國外左派報刊的各種論着為宗旨的“中外語文學會”，聘請傅作義擔任名譽副會長；後杜任之又推薦該會幹事、他的學生、傅作義的同鄉閻又文給傅作義當秘書；推薦留日學醫的胞弟杜敬之給傅作義當軍醫。
傅作義的許多進步行動，如綏東抗日、保衛太原等，都得到杜任之的大力支援；抗戰時期，應傅作義的要求，杜任之還經過中共黨組織，介紹過一批政工人員去傅作義部工作。
1946年傅作義侵占張家口以後，曾通電全國，說什麼如共産黨能勝利，傅某甘願為其執鞭。
杜任之
今後決定要以毛主席和共産黨為中心來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
此電由傅作義口述給其女兒傅冬菊（系中共地下黨員），通過北平地下黨的電台，在1948年11月上旬發出。
但未獲回音。
于是，傅作義指令其親信，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謀求與中共的和談。
11月18日，彭澤湘（中共早期黨員，後自行脫黨）、符定一（毛澤東在湖南上學時的老師）帶着傅作義主張搞成華北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的意圖，到石家莊找中共接洽。
傅作義有上述轉變，除了形勢所迫外，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共地下黨員的積極工作。
北平是個具有光榮革命鬥争傳統的城市，長時期以來，北平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前仆後繼，英勇鬥争。
1945年9月，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劉仁為書記，武光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周小舟為宣傳部部長。
市委下設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工委（工人工作委員會）、平委（平民工作委員會）、鐵委（鐵路工作委員會）、文委（文化工作委員會）等地下黨的領導機構。
領導各條戰線逐步開展地下鬥争。
不久，因形勢的發展，北平市委撤銷。
5個委員會全部直接由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領導。
城工部設在河北滄縣南泊鎮，對外挂牌子為永茂公司，以作掩護。
北平地下黨在城工部的領導下，根據中共中央‘‘隐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已發展地下黨員約3000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約5000人。
他們采取各種組織形式，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大力開展學生、工人工作的同時，積極争取各階層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鬥争越來越廣泛、深入。
在工廠、學校、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等機關，到處都有地下黨員積極開展各種活動，組織反蔣鬥争。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榮軍中校”身份負責敵軍工作的王延（蘇），奉命到解放區的泊鎮城工部接受新的任務，城工部部長劉仁親自接見了他，在場的還有一位女青年。
經劉仁介紹，她叫曾常甯，天津市南開大學哲學系學生，中共地L黨員。
劉仁介紹他們二人相識後，即交給王延（蘇）一項任務：通過曾常甯做她父親曾延毅的工作，再通過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
原來，曾延毅不但和傅作義是保定軍校的同學，還是結拜兄弟。
1927年曾任晉軍炮兵第4團團長，同傅作義一起守過涿州，有患難之交。
1928年至1930年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期間，曾延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傅作義任第35軍軍長時，曾延毅先任218旅旅長，後為中将副軍長。
自抗日戰争初期的太原保衛戰後，曾延毅便脫離戎馬，來天津賦閑。
王延（蘇）與曾常甯在泊鎮分手時，曾常甯把她家的住址交給了王延（蘇）。
過于幾天，曾常甯告知王延（蘇），她已同父親講好，說“有個中共朋友要見見”，她父親欣然應允。
此後，王延（蘇）每月都去天津會見曾延毅一兩次，縱論國内時局。
談得相當投機，王廷（蘇）便勸曾延毅到北平向傅作義要個軍長當，有了兵權，事情就好辦了。
曾延毅思想開明，果然為此專程去北平會見傅作義，結果傅作義隻答應給個華北“剿總”副總司令的虛銜，曾延毅敗興而歸。
但此刻曾延毅并未灰心，他對王延（蘇）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可以做劉厚同的工作，通過劉厚同做傅作義的工作。
劉厚同又是何許人呢？原來，劉厚同是一位辛亥革命的老前輩，擔任過甘肅軍政部長兼總招讨使，着有《孫子注釋》，有軍事學識，也有政治眼光。
同時，他還是傅作義和曾延毅的老師，同傅作義關系尤深。
1928年傅作義單槍匹馬能夠在奉軍撤退時出任天津警備司令，蔣、馮、閻大戰閻錫山戰敗後傅作義得以出任綏遠省主席，以及傅作義能脫離閻錫山轉向蔣介石，都是劉厚同出謀策劃的；抗日戰争爆發前，傅作義軍的百靈廟大戰，也是劉厚同幫助運籌帷幄的。
劉厚同也曆來是傅作義的出謀策劃人，傅作義對劉厚同也曆來是言聽計從。
現在劉厚同仍是傅作義的高級政治顧問，頭銜是華北“剿總”中将總參議。
因為劉厚同就住在天津，同曾延毅常有往來，所以曾延毅向王延（蘇）做了上述表示。
後來，劉厚同果然到了北平，這裡自然有曾延毅的工作；同時，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劉仁也知道劉厚同跟傅作義的關系，而且非常重視這個工作關系。
劉厚同的女兒劉杭生，在天津耀華中學讀書，是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盟員。
劉仁便命天津地下黨帶劉杭生去泊鎮城工部，親自囑她做好父親的工作，并通過她父親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然而，第一個向傅作義試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卻是中共地下黨員、華北學院教授兼政治主任杜任之。
杜任之早年留學德國，是知名學者，擔任過共産國際第三國際的通訊員，跟傅作義是同鄉。
杜任之、傅作義之間從1934年起便開始交往。
當時，杜任之聯合在太原的一些革命者，組織了一個以介紹國外左派報刊的各種論着為宗旨的“中外語文學會”，聘請傅作義擔任名譽副會長；後杜任之又推薦該會幹事、他的學生、傅作義的同鄉閻又文給傅作義當秘書；推薦留日學醫的胞弟杜敬之給傅作義當軍醫。
傅作義的許多進步行動，如綏東抗日、保衛太原等，都得到杜任之的大力支援；抗戰時期，應傅作義的要求，杜任之還經過中共黨組織，介紹過一批政工人員去傅作義部工作。
1946年傅作義侵占張家口以後，曾通電全國，說什麼如共産黨能勝利，傅某甘願為其執鞭。
杜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