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全國形勢 第02章 美看到國民黨敗局已定，蔣李邊“和談”邊準備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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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統一指揮蘇浙皖及贛東地區的軍事，積極布置湖口到上海間的長江防務，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
蔣介石“引退”後，在溪口建立了37部電台，繼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指揮軍隊和特務系統，控制黨政軍大權，使李宗仁發布的命令成為一紙空文，一項也實行不了。
1月21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顧祝同在給各軍軍長的命令中稱：“總統離京赴杭，事先有計劃步驟，政治方面交由李副總統及孫院長負責，軍事方面由總長負責，經濟軍事均有充分準備。
共黨如無和平誠意，決與作戰到底，以求最後勝利。
”1月24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特别緊急宣傳通報》中也說：“總裁雖暫不行使總統職權，但仍以總裁地位繼續領導本黨緻力革命。
本黨同志更須共同精誠接受總統之指示。
”關于和平問題必須“研究總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聲明，以為言論之基準”。
25日，蔣介石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人，指示關于長江的布防問題，決定把長江防線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華中“剿總”白崇禧指揮，湖口以東歸湯恩伯指揮。
會後，蔣派專人把作戰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執行。
26日，蔣介石自奉化緻函在南京、上海的國民黨軍事、政治、黨務、特務首領，命令他們必須作戰到底。
29日，顧祝同給各部隊下達了應付時局的密令：應下最大決心與中國共産黨進行長期自救、自衛之戰争；軍隊最近作戰重點，在于封鎖鞏固長江，并保衛西北、西南；第一線部隊要加強戒備，切實演練殲滅敵人的戰術；後方整訓部隊及無作戰任務部隊，務須加緊補充訓練，以提高作戰精神及能力，争取在短期内變成勁旅；加緊維護後方治安秩序，肅清地方散匪，取締造謠生事、罷工怠工等行為；應特别注意激勵部隊士氣。
李宗仁上台後不久，即召集國防部有關人員召開江防緊急會議，讨論江防計劃。
3月31日，即在國民黨和談代表團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湯恩伯、宋希濂等人舉行軍事會議，進一步部署長江防務，會議責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及華中“剿總”各部隊嚴密防範人民解放軍南渡，并決定了海軍沿江巡邏，空軍分區偵察以及交通補給等問題。
同時，考慮到長江以南戰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會議同意國防部的建議，将駐新疆近10萬軍隊東調。
會後，國防部多次電催新疆駐軍加速東調。
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此項計劃最後未能實現，但從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
3月，李宗仁還多次到湯恩伯在上海舉辦的“高級人員作戰訓練班”上講話，他說，我們有海空軍，共産黨則沒有，共軍官兵都是北方人，他們不适合在江南地區長久作戰，因此，我們要在上海守6個月到1年是不成問題的。
又說，國際局勢最遲到明年這時，在遠東必有大變化。
我們的作戰不是單獨進行的，我們的勝敗與美國有直接關系，美國決不會站在一旁看着我們失敗。
白崇禧也曾對黃紹說：共産黨如果逼我太甚，仍然還是打，你知道我們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後還可以上山打遊擊，同他們拼一下。
在蔣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揮下，國民黨軍隊加緊進行戰争準備。
湯恩伯多次召開軍事會議，研究江防計劃；舉行陸海空聯合軍事演習；封鎖長江水面交通；增築沿江公路。
同時派部隊不斷“清剿”蘇南、皖南地區的人民遊擊隊，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
1月間，由工兵指揮部會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滬警備司令部等機關組成所謂“上海工事構築委員會”，負責實施構築上海地區的現代化防禦設施。
3月間在上海舉辦“高級人員作戰訓練班”，湯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戰計劃、軍隊指揮、工事利用、諸軍兵種協同以及其他有關戰術戰鬥等問題。
2月22日，重慶綏靖公署在重慶召開西南四省(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及重慶市軍政首腦會議，決定在西南地區編組18個軍，加緊擴軍備戰。
3月9日，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萬。
為加緊編練部隊，至1949年4月，國民黨軍在閩、浙、贛、粵、湘、雲、貴、川、陝等省區，設置了14個編練司令部，負責組訓新兵，企圖将國民黨軍重新擴充到350萬至500萬人。
國民黨政府不僅積極進行戰争準備，而且還繼續進行戰争活動。
國民黨空軍飛機不斷轟炸解放區城鎮，據不完全統計，自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國民黨空軍飛機連續轟炸了濟南、徐州、濉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陽門、天津唐官屯、湖北随縣等地。
炸毀房屋300餘間，傷亡和平居民200餘人。
國民黨特務也繼續進行恐怖活動，鎮壓愛國民主運動。
1949年4月1日，南京軍警特務向真正要求和平，歡送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11所專科以上院校的6000餘名愛國學生行兇，造成當場死2人、重傷11人、輕傷80餘人，失蹤幾十人的慘案。
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繼續進行戰争準備的同時，也意識到依靠其現有的力量是無法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的，其在大陸的失敗已無法挽救，遂作了放棄大陸，退守台灣的準備。
企圖以台灣為基地，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再反攻大陸，重新奪取政權。
為此，蔣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密令将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元運往台灣，并秘密将海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台灣為中心。
1948年12月中旬，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加緊撤退的緊急讨論會”，命令京滬、浙贛、粵漢各鐵路車輛及招商局輪船加緊撤運人員、物資和文物擋案至台灣、廣州及華南其他地區。
至1949年2月底，國民黨政府90％的機關及80％的人員已經撤離南京；國民黨的海空軍總司令部和聯勤總部的若幹部門和大批參謀人員已撤到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在台灣建立了總部；漢陽兵工廠和南京4個工廠的設備，亦由專輪運往台灣；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國、交通兩銀行總行，亦在香港、台灣等尋找房屋，準備撤離上海。
就連蔣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雜物、文件及3輛“白卡爾”汽車也已運到台灣；何應欽、桂永清、周至柔、陳立夫、徐永昌、湯恩伯、胡宗南、顧祝同等人的眷屬也已逃到台灣。
位于西安地區的胡宗南集團也将其主要物資、文件、軍火、軍官眷屬和後勤機關、醫院、兵工廠撤至漢中、成都、貴陽等地，部隊也由關中地區逐步向陝中、漢中撤退，并準備退入四川。
總之，在中國革命即将取得全面勝利的形勢面前，美國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又一次玩弄和平與戰争的反革命兩手，企圖以此達到“劃江而治”。
但是，在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解放軍面前，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必将遭到徹底的失敗。
蔣介石“引退”後，在溪口建立了37部電台，繼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指揮軍隊和特務系統，控制黨政軍大權，使李宗仁發布的命令成為一紙空文，一項也實行不了。
1月21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顧祝同在給各軍軍長的命令中稱：“總統離京赴杭，事先有計劃步驟，政治方面交由李副總統及孫院長負責，軍事方面由總長負責，經濟軍事均有充分準備。
共黨如無和平誠意，決與作戰到底，以求最後勝利。
”1月24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特别緊急宣傳通報》中也說：“總裁雖暫不行使總統職權，但仍以總裁地位繼續領導本黨緻力革命。
本黨同志更須共同精誠接受總統之指示。
”關于和平問題必須“研究總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聲明，以為言論之基準”。
25日，蔣介石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人，指示關于長江的布防問題，決定把長江防線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華中“剿總”白崇禧指揮，湖口以東歸湯恩伯指揮。
會後，蔣派專人把作戰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執行。
26日，蔣介石自奉化緻函在南京、上海的國民黨軍事、政治、黨務、特務首領，命令他們必須作戰到底。
29日，顧祝同給各部隊下達了應付時局的密令：應下最大決心與中國共産黨進行長期自救、自衛之戰争；軍隊最近作戰重點，在于封鎖鞏固長江，并保衛西北、西南；第一線部隊要加強戒備，切實演練殲滅敵人的戰術；後方整訓部隊及無作戰任務部隊，務須加緊補充訓練，以提高作戰精神及能力，争取在短期内變成勁旅；加緊維護後方治安秩序，肅清地方散匪，取締造謠生事、罷工怠工等行為；應特别注意激勵部隊士氣。
李宗仁上台後不久，即召集國防部有關人員召開江防緊急會議，讨論江防計劃。
3月31日，即在國民黨和談代表團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湯恩伯、宋希濂等人舉行軍事會議，進一步部署長江防務，會議責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及華中“剿總”各部隊嚴密防範人民解放軍南渡，并決定了海軍沿江巡邏，空軍分區偵察以及交通補給等問題。
同時，考慮到長江以南戰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會議同意國防部的建議，将駐新疆近10萬軍隊東調。
會後，國防部多次電催新疆駐軍加速東調。
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此項計劃最後未能實現，但從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
3月，李宗仁還多次到湯恩伯在上海舉辦的“高級人員作戰訓練班”上講話，他說，我們有海空軍，共産黨則沒有，共軍官兵都是北方人，他們不适合在江南地區長久作戰，因此，我們要在上海守6個月到1年是不成問題的。
又說，國際局勢最遲到明年這時，在遠東必有大變化。
我們的作戰不是單獨進行的，我們的勝敗與美國有直接關系，美國決不會站在一旁看着我們失敗。
白崇禧也曾對黃紹說：共産黨如果逼我太甚，仍然還是打，你知道我們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後還可以上山打遊擊，同他們拼一下。
在蔣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揮下，國民黨軍隊加緊進行戰争準備。
湯恩伯多次召開軍事會議，研究江防計劃；舉行陸海空聯合軍事演習；封鎖長江水面交通；增築沿江公路。
同時派部隊不斷“清剿”蘇南、皖南地區的人民遊擊隊，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
1月間，由工兵指揮部會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滬警備司令部等機關組成所謂“上海工事構築委員會”，負責實施構築上海地區的現代化防禦設施。
3月間在上海舉辦“高級人員作戰訓練班”，湯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戰計劃、軍隊指揮、工事利用、諸軍兵種協同以及其他有關戰術戰鬥等問題。
2月22日，重慶綏靖公署在重慶召開西南四省(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及重慶市軍政首腦會議，決定在西南地區編組18個軍，加緊擴軍備戰。
3月9日，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萬。
為加緊編練部隊，至1949年4月，國民黨軍在閩、浙、贛、粵、湘、雲、貴、川、陝等省區，設置了14個編練司令部，負責組訓新兵，企圖将國民黨軍重新擴充到350萬至500萬人。
國民黨政府不僅積極進行戰争準備，而且還繼續進行戰争活動。
國民黨空軍飛機不斷轟炸解放區城鎮，據不完全統計，自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國民黨空軍飛機連續轟炸了濟南、徐州、濉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陽門、天津唐官屯、湖北随縣等地。
炸毀房屋300餘間，傷亡和平居民200餘人。
國民黨特務也繼續進行恐怖活動，鎮壓愛國民主運動。
1949年4月1日，南京軍警特務向真正要求和平，歡送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11所專科以上院校的6000餘名愛國學生行兇，造成當場死2人、重傷11人、輕傷80餘人，失蹤幾十人的慘案。
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繼續進行戰争準備的同時，也意識到依靠其現有的力量是無法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的，其在大陸的失敗已無法挽救，遂作了放棄大陸，退守台灣的準備。
企圖以台灣為基地，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再反攻大陸，重新奪取政權。
為此，蔣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密令将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元運往台灣，并秘密将海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台灣為中心。
1948年12月中旬，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加緊撤退的緊急讨論會”，命令京滬、浙贛、粵漢各鐵路車輛及招商局輪船加緊撤運人員、物資和文物擋案至台灣、廣州及華南其他地區。
至1949年2月底，國民黨政府90％的機關及80％的人員已經撤離南京；國民黨的海空軍總司令部和聯勤總部的若幹部門和大批參謀人員已撤到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在台灣建立了總部；漢陽兵工廠和南京4個工廠的設備，亦由專輪運往台灣；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國、交通兩銀行總行，亦在香港、台灣等尋找房屋，準備撤離上海。
就連蔣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雜物、文件及3輛“白卡爾”汽車也已運到台灣；何應欽、桂永清、周至柔、陳立夫、徐永昌、湯恩伯、胡宗南、顧祝同等人的眷屬也已逃到台灣。
位于西安地區的胡宗南集團也将其主要物資、文件、軍火、軍官眷屬和後勤機關、醫院、兵工廠撤至漢中、成都、貴陽等地，部隊也由關中地區逐步向陝中、漢中撤退，并準備退入四川。
總之，在中國革命即将取得全面勝利的形勢面前，美國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又一次玩弄和平與戰争的反革命兩手，企圖以此達到“劃江而治”。
但是，在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解放軍面前，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必将遭到徹底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