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解放前夜的上海 第01章 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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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元存款兌現及時局影響，遊資南流，漲勢稍平。
查國家二十六年上半年為基期之各種指數：趸售國貨價格總指數為2，786．40，較基期高26．06倍，較上月漲百分之六百七十七；趸售國貨及外國貨價格總指數為2，811．00，較基期高27.11倍，較上月漲百分之六百六十七，零售國貨價格總指數為3，475．50，較基期高33．75倍，較上月漲百分之一千零二十；機關辦公用品價格總指數為1，956．0，較基期高18.56倍，較上月漲百分之七百六十七。
依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為基期之各種指數：趸售國貨價格總指數為1，209．90，較基期高11.9倍；趸售國貨及外國貨價格總指數川制造變動，以打擊國民政府之後方。
謹呈 市長吳職王力平(印) 義滬字第11653号 1948年，當形勢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當然，也是替國民黨、蔣介石着想，他們設想過上海的“地方化”，或者說“國際化”方案。
1948年初，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操縱下，上海一些知名的機構團體就聯名緻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呼籲“迅速援華”。
11月中旬，潘公展、杜月笙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會商了與美國合作的具體方案，随後潘、杜兩人又去南京向蔣介石彙報了商談情況，帶去了美國大使“外商決不随便撤退”的諾言。
潘公展是國民黨CC系的骨幹，杜月笙原是上海幫會頭目，過去20多年裡因緣際會，不但身兼上百家企業的董事、監事，還是上海一些著名的資産階級團體的領袖人物，将他看作資産階級代言人也不為過。
12月8日，潘公展、杜月笙宴請英美大班和上海各界領袖，具體商讨組織類似萬國商團的地方自衛隊的計劃，聲稱要武裝10萬人。
在聽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将駐紮上海的消息後，國民黨當局更為興奮，即于12月12日召開上海各界自救救國聯合會，宣布成立地方自治保安團，要地方人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隻是，潘公展、杜月笙當不成當年勾結帝國主義鎮壓太平天國的吳煦、楊坊，再想重溫中外反動派聯合阻擋人民革命的舊夢，不是那麼容易了。
所謂的地方自治保安團，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廂情願而已。
幻夢破滅後的杜月笙（1887～1951）于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地去了香港。
但是，也有不少人選擇了接近中國共産黨的道路。
還在早些時候，上海工商界就自發形成了一些聚餐會。
這原本是他們為了做生意，必須及時交流經濟情況，了解時局發展，以聚餐為名而出現的。
黃炎培、盛丕華、胡厥文、冷禦秋、俞寰澄、吳羹梅、徐永祚、盛康年、蒉延芳、包達三、王志莘、嚴谔聲、王性堯等人就是經常出席這一類聚餐會的比較知名的人物。
地下黨利用這些已經存在的聚餐會，作為宣傳黨的政策，統一思想認識的場所。
1949年春，從已經解放的華北解放區傳來了南北通郵、通商、通航的“三通”建議。
消息傳到聚餐會上，讨論非常熱烈。
2月5日，上海航業界緻電中共領袖，表示要派船裝運面粉北上，交換原煤随帶郵件南返。
毛澤東、周恩來随即複電：“恢複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産之發展，極為重要。
‘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并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
”12日，上海航業界代表5人乘座大上海号由上海駛往秦皇島，随船載運面粉萬餘袋。
23日，載回開灤煤4800噸抵達上海，完成國統區和解放區之間首次商務通航。
24日，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菲爾摩号輪由天津抵達上海，這是繼大上海号之後，第一艘由解放區駛向上海的外商船隻。
通航之後，又複通郵。
3日，《申報》1949年2月24日關于南北通航成功的報道上海與天津、塘沽、秦皇島三地間的電訊業務正式恢複，普通電報照常收發。
8日，恢複收寄對北平、天津兩地的圖書小包郵件，兩地平信及挂快郵件也照常收寄。
次日，又恢複上海天津間的無線電話，第一天通話41次。
在國民黨崩潰之勢十分明顯的時候，上海資産階級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出走的道路。
國民黨的長期反動宣傳，使他們對共産黨心存疑慮。
1949年春節後的一天，國民黨當局召集了一批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在長樂路一幢花園洋房裡集會。
劉鴻生、榮鴻元、徐寄顧、劉靖基、徐國懋、吳蘊初，都得到了通知。
明知這種會不是好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去。
果然，出現在會場裡的不但有上海市黨部的方治、潘公展，還有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市警察局長毛森。
會上，湯恩伯赤裸裸地脅迫出席會議的工商界人士到台灣或是香港去，不願去的話，就将被強迫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士崩瓦解，南京、上海上片混亂送到台灣。
這些人嘗夠了國民黨的苦頭，大都沒有到台灣去的興趣，所以，很多人到了當時号稱“小上海”的香港。
這同上海資産階級中聲望比他們低一些的人的選擇是相同的。
當然，上海資産階級中也有一些人跑得更遠，跑到了國外，比如拉美的一些國家裡。
有些人是不打算回來了，有些人則要觀望一段時間，再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不少人，比如劉鴻生、劉靖基、吳蘊初等人，後來還是回到了上海。
以創辦天廚、天原等天字号企業聞名的吳蘊初（1891～1953），不願跟國民黨反動派走，1949年3月匆匆出國“考察”。
10月，回到新中國 相當一部分資産階級人士，有過猶豫彷徨。
地下黨組織通過各種途徑向他們宣傳共産黨關于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統一戰線的政策，消除了他們的顧慮。
有些中小型工廠的資本家，害怕打仗受損失，準備變賣資産回鄉避難、工人們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一方面宣傳形勢和黨的政策，一方面還提出暫時減薪，幫助資方克服困難，穩定了這些資本家的情緒，促使他們留在了上海。
申新九廠發生過國民黨軍警鎮壓工人運動的慘案，廠裡的資本家顧慮重重，地下黨連續給了他幾封信，告訴他“隻要相信共産黨，就會受到黨的政策的保護”。
他終于拿出了去香港的機票，表示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永安公司的郭琳爽在上海是一位有影響的商界人士。
上海解放前夕，在去留之間，他一度搖擺不定。
地下黨組織派人接近他，影響他，使他終于下定決心不去香港。
他的這個舉動，還影響了周圍不少商界人士。
在曆史的轉折關頭，上海資産階級中有相當一批人，相信黨的政策，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
查國家二十六年上半年為基期之各種指數：趸售國貨價格總指數為2，786．40，較基期高26．06倍，較上月漲百分之六百七十七；趸售國貨及外國貨價格總指數為2，811．00，較基期高27.11倍，較上月漲百分之六百六十七，零售國貨價格總指數為3，475．50，較基期高33．75倍，較上月漲百分之一千零二十；機關辦公用品價格總指數為1，956．0，較基期高18.56倍，較上月漲百分之七百六十七。
依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為基期之各種指數：趸售國貨價格總指數為1，209．90，較基期高11.9倍；趸售國貨及外國貨價格總指數川制造變動，以打擊國民政府之後方。
謹呈 市長吳職王力平(印) 義滬字第11653号 1948年，當形勢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當然，也是替國民黨、蔣介石着想，他們設想過上海的“地方化”，或者說“國際化”方案。
1948年初，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操縱下，上海一些知名的機構團體就聯名緻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呼籲“迅速援華”。
11月中旬，潘公展、杜月笙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會商了與美國合作的具體方案，随後潘、杜兩人又去南京向蔣介石彙報了商談情況，帶去了美國大使“外商決不随便撤退”的諾言。
潘公展是國民黨CC系的骨幹，杜月笙原是上海幫會頭目，過去20多年裡因緣際會，不但身兼上百家企業的董事、監事，還是上海一些著名的資産階級團體的領袖人物，将他看作資産階級代言人也不為過。
12月8日，潘公展、杜月笙宴請英美大班和上海各界領袖，具體商讨組織類似萬國商團的地方自衛隊的計劃，聲稱要武裝10萬人。
在聽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将駐紮上海的消息後，國民黨當局更為興奮，即于12月12日召開上海各界自救救國聯合會，宣布成立地方自治保安團，要地方人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隻是，潘公展、杜月笙當不成當年勾結帝國主義鎮壓太平天國的吳煦、楊坊，再想重溫中外反動派聯合阻擋人民革命的舊夢，不是那麼容易了。
所謂的地方自治保安團，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廂情願而已。
幻夢破滅後的杜月笙（1887～1951）于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地去了香港。
但是，也有不少人選擇了接近中國共産黨的道路。
還在早些時候，上海工商界就自發形成了一些聚餐會。
這原本是他們為了做生意，必須及時交流經濟情況，了解時局發展，以聚餐為名而出現的。
黃炎培、盛丕華、胡厥文、冷禦秋、俞寰澄、吳羹梅、徐永祚、盛康年、蒉延芳、包達三、王志莘、嚴谔聲、王性堯等人就是經常出席這一類聚餐會的比較知名的人物。
地下黨利用這些已經存在的聚餐會，作為宣傳黨的政策，統一思想認識的場所。
1949年春，從已經解放的華北解放區傳來了南北通郵、通商、通航的“三通”建議。
消息傳到聚餐會上，讨論非常熱烈。
2月5日，上海航業界緻電中共領袖，表示要派船裝運面粉北上，交換原煤随帶郵件南返。
毛澤東、周恩來随即複電：“恢複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産之發展，極為重要。
‘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并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
”12日，上海航業界代表5人乘座大上海号由上海駛往秦皇島，随船載運面粉萬餘袋。
23日，載回開灤煤4800噸抵達上海，完成國統區和解放區之間首次商務通航。
24日，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菲爾摩号輪由天津抵達上海，這是繼大上海号之後，第一艘由解放區駛向上海的外商船隻。
通航之後，又複通郵。
3日，《申報》1949年2月24日關于南北通航成功的報道上海與天津、塘沽、秦皇島三地間的電訊業務正式恢複，普通電報照常收發。
8日，恢複收寄對北平、天津兩地的圖書小包郵件，兩地平信及挂快郵件也照常收寄。
次日，又恢複上海天津間的無線電話，第一天通話41次。
在國民黨崩潰之勢十分明顯的時候，上海資産階級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出走的道路。
國民黨的長期反動宣傳，使他們對共産黨心存疑慮。
1949年春節後的一天，國民黨當局召集了一批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在長樂路一幢花園洋房裡集會。
劉鴻生、榮鴻元、徐寄顧、劉靖基、徐國懋、吳蘊初，都得到了通知。
明知這種會不是好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去。
果然，出現在會場裡的不但有上海市黨部的方治、潘公展，還有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市警察局長毛森。
會上，湯恩伯赤裸裸地脅迫出席會議的工商界人士到台灣或是香港去，不願去的話，就将被強迫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士崩瓦解，南京、上海上片混亂送到台灣。
這些人嘗夠了國民黨的苦頭，大都沒有到台灣去的興趣，所以，很多人到了當時号稱“小上海”的香港。
這同上海資産階級中聲望比他們低一些的人的選擇是相同的。
當然，上海資産階級中也有一些人跑得更遠，跑到了國外，比如拉美的一些國家裡。
有些人是不打算回來了，有些人則要觀望一段時間，再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不少人，比如劉鴻生、劉靖基、吳蘊初等人，後來還是回到了上海。
以創辦天廚、天原等天字号企業聞名的吳蘊初（1891～1953），不願跟國民黨反動派走，1949年3月匆匆出國“考察”。
10月，回到新中國 相當一部分資産階級人士，有過猶豫彷徨。
地下黨組織通過各種途徑向他們宣傳共産黨關于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統一戰線的政策，消除了他們的顧慮。
有些中小型工廠的資本家，害怕打仗受損失，準備變賣資産回鄉避難、工人們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一方面宣傳形勢和黨的政策，一方面還提出暫時減薪，幫助資方克服困難，穩定了這些資本家的情緒，促使他們留在了上海。
申新九廠發生過國民黨軍警鎮壓工人運動的慘案，廠裡的資本家顧慮重重，地下黨連續給了他幾封信，告訴他“隻要相信共産黨，就會受到黨的政策的保護”。
他終于拿出了去香港的機票，表示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永安公司的郭琳爽在上海是一位有影響的商界人士。
上海解放前夕，在去留之間，他一度搖擺不定。
地下黨組織派人接近他，影響他，使他終于下定決心不去香港。
他的這個舉動，還影響了周圍不少商界人士。
在曆史的轉折關頭，上海資産階級中有相當一批人，相信黨的政策，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