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黑暗的閻氏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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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革命人士，則用繩勒、活埋、強迫服毒和打毒劑針等手段秘密處死。
據統計，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偵察大小案件370餘起，逮捕共産黨員、進步人士和無辜群衆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處死的達370多人。
“特警處”這個龐大的殺人機構，使古老太原城，變成了特務橫行的恐怖世界。
在這黑暗險惡的環境中，共産黨太原地下組織同閻錫山特務組織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争。
1947年8月，劉文瑞被“特警隊”逮捕後，向閻“特警隊”供出王天慶、王麟慶、喬亞、衛興華、楊盛欽等同志。
有一天，趙宗複在舊省政府開會，臨走時，梁化之對他說：“宗複，劉文瑞提供的情況很不少，進山問題已大體弄清，就連楊吉貞老兄的兒子也是共産黨。
”“真的嗎？我對這些情況一無所知。
”趙宗複回答了這麼一句，趕快回到學校，立即通知喬亞說：“劉文瑞表現很不好，敵人随時都會搜捕我們。
我們的應變辦法是：第一，王天慶是根據地派來的重要幹部，咱們受損失再大也得保護他；第二，你們不能動，要準備口供應付敵人。
”并讓喬亞立即轉告王麟慶：“我們被敵人發覺了，你和王天慶要趕快返回根據地。
這是命令，不準遲疑！” 王麟慶接到喬亞送來趙宗複的命令，立刻趕到閻錫山的機甲車隊，不料王天慶已經被“特警處”逮捕了。
喬亞、衛興華也同時被捕。
不過，他們被扣了一個多月就放出來了。
喬亞和衛興華很快能夠獲釋，主要是因為除了王天慶外，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共産黨員，而王天慶不管敵人動用什麼刑罰，始終不透露一點口供。
特警處特務把王天慶送到“特招室”加以優待，企圖軟化，而王天慶卻編了一套假履曆，痛斥敵人說：“我是老紅軍，你們一千年也争取不了我！”特務們見王天慶骨頭很硬，不可能争取叛變，很快就把他暗殺了。
特種警憲指揮處在暗殺王天慶之後，又殺害了太嶽軍區太原情報站政委周愛蓮、站長齊作雲和徐惠雲，以後又将喬亞、王麟慶、劉鑫、馮碧川、朱鎖隻、蘆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殘酷殺害。
這些革命同志為了共産主義事業，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充分表現了共産黨員的英雄氣概。
閻錫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僞漢奸為他召開的歡迎會上強調：“行者(指從晉西回來的人)、居者(指在太原當漢奸的人)一樣有功。
行者雖然經過8年跋山越嶺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萬不要自劃鴻溝，自行隔離，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共産黨和八路軍……”同時把4萬僞軍和5000日俘改編成省防軍，任命日本戰犯岩田為綏靖公署顧問兼炮兵副司令，開始對太原人民進行更兇惡、更殘暴的血腥統治。
在工礦企業中，閻錫山強迫工人勒緊褲帶加速生産槍炮子彈等軍火，以備内戰之用。
在郊縣農村，他強制推行“兵農合一”暴政，使農村經濟快速走向破産。
所謂“兵農合一”就是将役齡壯丁(18歲～47歲)6個編為一組，1人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其餘5人為國民兵在家種地，每人每年出優待糧3石、棉花2．5斤養活常備兵及其家屬，常備兵服役3年，概不發饷。
“兵農合一”是閻錫山征兵、要糧的“法寶”，一下子就增加了5萬常備兵，然而卻把成千上萬的農民變成農奴，有多少人被迫賣妻賣子，又有多少人掙紮在死亡線上。
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餓死和被殺害的農民就不下6000人，晉祠南大寺一村26戶就有“賣妻子的5戶，還有28人活活餓死”。
當時農村的糧食産量差不多比抗戰前降低一半，民謠“兵農合一好，荒草長下一人高”、“兵農合一聚寶盆，家敗人亡鬼吹燈”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在城區太原，用“平民經濟”控制市場，操縱物價，囤積居奇，使物價一漲再漲。
當時用一塊銀元買不到1公斤雜糧，價格超過當時上海的2200多倍。
尤其是在臨解放前，“戰時動員工作團”挨門挨戶搜查搶奪老百姓的糧食、衣物、麻袋、門闆、鞋襪……貧苦市民有的吃豆餅，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餓死的。
當時太原城新南門(首義門)外竟出現了駭人聽聞的“賣人肉包子”事件，而閻錫山及其幫兇卻依然是花天酒地。
他們在太原瘋狂掠奪3年後，僅運到上海去的黃金就有45000多兩。
抗戰以前，閻錫山為了鞏固軍閥封建統治，采取誘騙政策，迷惑群衆籠絡人心。
如今内戰期間，人民軍隊越戰越強，閻錫山統治已是日暮途窮，他一改往日面孔，脫下“仁慈善政”的外衣，開始實行種種殘暴的特務統治，夢想用法西斯特務手段維護即将崩潰的政權。
當時太原除國民黨、三青團、同志會等反動黨團組織外，還有梁化之的特種警憲指揮處、楊貞吉的警務處、王靖國的鐵紀團、孟際豐的返幹團、徐端的黃河通訊社等特務機構。
他們以特種警憲指揮處為中心，與各工廠的職工福利室、各學校的政訓處、各機關商店的情報小組結成龐大的特務網絡，對人民群衆進行監視和鎮壓。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戰協定，分别與美國三方面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
軍事調處期間，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曾來太原視察，閻錫山“密令各行政區的專員、縣長，反動地主、富農及其他反動分子冒充老百姓的名義，寫了許多控告共産黨的信件，在馬歇爾等到達太原的那天，閻錫山命梁化之派人将這些無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馬歇爾等下榻的正大飯店樓梯兩側，梁化之還組織許多特務分子僞裝成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直接向馬歇爾投遞了一些捏造的控告信。
同一天，閻錫山還誘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夾雜着部分地主、反動分子，沿着飛機場到正大飯店的道路，呼喊口号。
閻錫山積極準備内戰，大肆修建軍事據點，在太原周圍東至罕山、西至石千峰、南至小店、武宿，北至黃寨，方圓東西50公裡、南北40公裡的土地上修建了5000餘座鋼筋混凝土碉堡，有方碉、圓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人字碉……另外還在城外南、北飛機場、丈子頭、剪子灣、牛駝寨、淖馬、石嘴子、風梁閣等數十處要塞修築大型主碉堡。
這些碉堡之間各以壕溝連通，再加上無數的地堡、劈坡、暗道以及地雷、手榴彈等火力點，構成了嚴密的軍事防禦陣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反共模範堡壘”。
在修築這些軍事建築時，許多饑寒交迫的人民被抓到工地，在皮鞭棍棒的威逼下，經年累月地無償服役，他們流盡了汗，累彎了腰，甚至受盡折磨而死。
這時的太原城，好像是一座充滿了白色恐怖的人間地獄。
雖然閻錫山千方百計想把太原城變成“鐵打的江山”，但曆史的發展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從1945～1948年，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了晉南、晉東南、晉北以及晉中各縣，至1948年秋，太原已成為孤城一座，處于人民解放軍包圍之中。
在此期間，太原的工人群衆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同閻氏官僚政府進行了增加工資、反對減員的鬥争，街頭巷尾經常出現“打倒閻錫山”、“歡迎解放軍”、“歡迎共産黨”的标語，許多工廠學校開始醞釀護廠護校活動，風雨飄搖的閻錫山統治已接近于全面崩潰。
有不少的進步學生離開太原，走向解放區，更多的人留下來進行艱苦的革命鬥争。
據統計，1946年3月到1948年，在全省偵察大小案件370餘起，逮捕共産黨員、進步人士和無辜群衆3300多人，其中，被秘密處死的達370多人。
“特警處”這個龐大的殺人機構，使古老太原城，變成了特務橫行的恐怖世界。
在這黑暗險惡的環境中，共産黨太原地下組織同閻錫山特務組織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争。
1947年8月，劉文瑞被“特警隊”逮捕後，向閻“特警隊”供出王天慶、王麟慶、喬亞、衛興華、楊盛欽等同志。
有一天，趙宗複在舊省政府開會，臨走時，梁化之對他說：“宗複，劉文瑞提供的情況很不少，進山問題已大體弄清，就連楊吉貞老兄的兒子也是共産黨。
”“真的嗎？我對這些情況一無所知。
”趙宗複回答了這麼一句，趕快回到學校，立即通知喬亞說：“劉文瑞表現很不好，敵人随時都會搜捕我們。
我們的應變辦法是：第一，王天慶是根據地派來的重要幹部，咱們受損失再大也得保護他；第二，你們不能動，要準備口供應付敵人。
”并讓喬亞立即轉告王麟慶：“我們被敵人發覺了，你和王天慶要趕快返回根據地。
這是命令，不準遲疑！” 王麟慶接到喬亞送來趙宗複的命令，立刻趕到閻錫山的機甲車隊，不料王天慶已經被“特警處”逮捕了。
喬亞、衛興華也同時被捕。
不過，他們被扣了一個多月就放出來了。
喬亞和衛興華很快能夠獲釋，主要是因為除了王天慶外，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共産黨員，而王天慶不管敵人動用什麼刑罰，始終不透露一點口供。
特警處特務把王天慶送到“特招室”加以優待，企圖軟化，而王天慶卻編了一套假履曆，痛斥敵人說：“我是老紅軍，你們一千年也争取不了我！”特務們見王天慶骨頭很硬，不可能争取叛變，很快就把他暗殺了。
特種警憲指揮處在暗殺王天慶之後，又殺害了太嶽軍區太原情報站政委周愛蓮、站長齊作雲和徐惠雲，以後又将喬亞、王麟慶、劉鑫、馮碧川、朱鎖隻、蘆玉山等一批革命同志逮捕，殘酷殺害。
這些革命同志為了共産主義事業，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充分表現了共産黨員的英雄氣概。
殘殺無辜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閻錫山返回太原的第二天，就在日僞漢奸為他召開的歡迎會上強調：“行者(指從晉西回來的人)、居者(指在太原當漢奸的人)一樣有功。
行者雖然經過8年跋山越嶺的辛苦，但居者也遭受8年多的精神痛苦，千萬不要自劃鴻溝，自行隔離，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共産黨和八路軍……”同時把4萬僞軍和5000日俘改編成省防軍，任命日本戰犯岩田為綏靖公署顧問兼炮兵副司令，開始對太原人民進行更兇惡、更殘暴的血腥統治。
在工礦企業中，閻錫山強迫工人勒緊褲帶加速生産槍炮子彈等軍火，以備内戰之用。
在郊縣農村，他強制推行“兵農合一”暴政，使農村經濟快速走向破産。
所謂“兵農合一”就是将役齡壯丁(18歲～47歲)6個編為一組，1人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其餘5人為國民兵在家種地，每人每年出優待糧3石、棉花2．5斤養活常備兵及其家屬，常備兵服役3年，概不發饷。
“兵農合一”是閻錫山征兵、要糧的“法寶”，一下子就增加了5萬常備兵，然而卻把成千上萬的農民變成農奴，有多少人被迫賣妻賣子，又有多少人掙紮在死亡線上。
僅1948年一年，太原近郊餓死和被殺害的農民就不下6000人，晉祠南大寺一村26戶就有“賣妻子的5戶，還有28人活活餓死”。
當時農村的糧食産量差不多比抗戰前降低一半，民謠“兵農合一好，荒草長下一人高”、“兵農合一聚寶盆，家敗人亡鬼吹燈”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在城區太原，用“平民經濟”控制市場，操縱物價，囤積居奇，使物價一漲再漲。
當時用一塊銀元買不到1公斤雜糧，價格超過當時上海的2200多倍。
尤其是在臨解放前，“戰時動員工作團”挨門挨戶搜查搶奪老百姓的糧食、衣物、麻袋、門闆、鞋襪……貧苦市民有的吃豆餅，有的吃糠皮，甚至有全家餓死的。
當時太原城新南門(首義門)外竟出現了駭人聽聞的“賣人肉包子”事件，而閻錫山及其幫兇卻依然是花天酒地。
他們在太原瘋狂掠奪3年後，僅運到上海去的黃金就有45000多兩。
抗戰以前，閻錫山為了鞏固軍閥封建統治，采取誘騙政策，迷惑群衆籠絡人心。
如今内戰期間，人民軍隊越戰越強，閻錫山統治已是日暮途窮，他一改往日面孔，脫下“仁慈善政”的外衣，開始實行種種殘暴的特務統治，夢想用法西斯特務手段維護即将崩潰的政權。
當時太原除國民黨、三青團、同志會等反動黨團組織外，還有梁化之的特種警憲指揮處、楊貞吉的警務處、王靖國的鐵紀團、孟際豐的返幹團、徐端的黃河通訊社等特務機構。
他們以特種警憲指揮處為中心，與各工廠的職工福利室、各學校的政訓處、各機關商店的情報小組結成龐大的特務網絡，對人民群衆進行監視和鎮壓。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戰協定，分别與美國三方面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
軍事調處期間，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曾來太原視察，閻錫山“密令各行政區的專員、縣長，反動地主、富農及其他反動分子冒充老百姓的名義，寫了許多控告共産黨的信件，在馬歇爾等到達太原的那天，閻錫山命梁化之派人将這些無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馬歇爾等下榻的正大飯店樓梯兩側，梁化之還組織許多特務分子僞裝成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直接向馬歇爾投遞了一些捏造的控告信。
同一天，閻錫山還誘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夾雜着部分地主、反動分子，沿着飛機場到正大飯店的道路，呼喊口号。
閻錫山積極準備内戰，大肆修建軍事據點，在太原周圍東至罕山、西至石千峰、南至小店、武宿，北至黃寨，方圓東西50公裡、南北40公裡的土地上修建了5000餘座鋼筋混凝土碉堡，有方碉、圓碉、三角碉、梅花碉、子母碉、人字碉……另外還在城外南、北飛機場、丈子頭、剪子灣、牛駝寨、淖馬、石嘴子、風梁閣等數十處要塞修築大型主碉堡。
這些碉堡之間各以壕溝連通，再加上無數的地堡、劈坡、暗道以及地雷、手榴彈等火力點，構成了嚴密的軍事防禦陣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反共模範堡壘”。
在修築這些軍事建築時，許多饑寒交迫的人民被抓到工地，在皮鞭棍棒的威逼下，經年累月地無償服役，他們流盡了汗，累彎了腰，甚至受盡折磨而死。
這時的太原城，好像是一座充滿了白色恐怖的人間地獄。
雖然閻錫山千方百計想把太原城變成“鐵打的江山”，但曆史的發展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從1945～1948年，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了晉南、晉東南、晉北以及晉中各縣，至1948年秋，太原已成為孤城一座，處于人民解放軍包圍之中。
在此期間，太原的工人群衆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同閻氏官僚政府進行了增加工資、反對減員的鬥争，街頭巷尾經常出現“打倒閻錫山”、“歡迎解放軍”、“歡迎共産黨”的标語，許多工廠學校開始醞釀護廠護校活動，風雨飄搖的閻錫山統治已接近于全面崩潰。
有不少的進步學生離開太原，走向解放區，更多的人留下來進行艱苦的革命鬥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