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4章 深入敵營，建立據點迎接昆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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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去南地方實力派已由“保已、擁蔣、反共”逐步轉向“保已、拒蔣、容共”。
盧漢通過龍澤彙與“邊縱”領導取得聯系，為邊縱提供了部分武器彈藥。
這些武器彈藥就是由李煥文派革命力量較強的一、三、四連先後押送轉交“邊縱”的。
這在警衛營及保安團的一些軍官中，已是公開的秘密。
7、8月間，昆明上空彌漫着各階層人民盼望早日解放的氣氛。
《山那邊呀好地方》、《金鳳子開紅花》等等革命歌謠響徹大街小巷，毛澤東主席著作的油印小冊子也已在街上公開或半公開發售。
昆明局勢的變化不能不影響到警衛營的官兵。
李煥文根據黨的指示，在西站舉辦軍土集訓隊，并由黨組織派入的政工人員在集訓隊建立由呂铿負貴的歌劇隊，大力開展宣傳教育及組織發展工作。
黨組織教育警衛營的黨盟員，在形勢順利發展的面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政治警惕。
8月，由于對軍士集訓隊的宣傳失去控制，個别歌劇隊員上政治課時公開引用馬克思的言論，被一個頑固分子抓住不放，揚言要上告，後經李煥文出面調停才告平息。
軍士隊結業時，又邀請駐地附近大中學校學生舉行文娛聯歡晚會。
在這之後，特務隊在五華山上也仿效邀約一些學生舉辦了一次文娛聯歡營火晚會，大演大唱革命内容鮮明的歌舞節目。
這些發生在盧漢鼻子底下的事，是得到了盧漢默許的。
雖然如此，警衛營的黨盟員，在歡聲笑語盼解放的氣氛中并未喪失革命警惕性，組織上仍然嚴守地下工作紀律。
後來，形勢出現暫時的逆轉，盧漢屈服于蔣介石的壓力，發動了“九·九整肅”事件，全部歌劇隊員(呂铿除外)迅速安全撤離了警衛營，大部分疏散下鄉參加武裝鬥争。
早在“九·九整肅”事件前，黨組織就已自警衛營撤退了黨員劉彪及方旭，讓他們下鄉參加武裝鬥争，因此，黨盟組織成員無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務隊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滿特務隊發放安家費不公平而開了小差，被副隊長餘永德及二分隊長陸光燦抓回。
餘永德集合全隊訓話，揚言：“外邊學生講共産，鬧革命，我們隊裡有沒有？要鬧就沒有好下場，要開小差就象今天這個樣子。
”随即将新兵按倒，連打幾百扁擔。
這個新兵傷重又未得到治療，死後被強行掩埋，激起全隊士兵的強烈憤怒。
盟隊員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幹掉餘、陸，到‘邊縱’去。
” 對此事件，倘若我們采取任何過激的反應，都會導緻過早暴露我們的力量而最終使我們喪失警衛營及特務隊這塊重要地盤。
因此，我們必須從全局的利益出發，因勢利導，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
田培寬與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勢，分析了龍雲青與餘、陸之間早巳存在的矛盾，決定抓住這一血的事件，廣泛教育和團結士兵，在盟員中進行一次階級教育，采用恰當的方式孤立打擊餘、陸。
李富據此在全隊中進行了艱苦深入的工作，并向龍雲青投遞匿名信，揭露餘、陸暴行，要求懲辦兇手，全部發放規定的安家費，以平民憤，穩定軍心。
龍雲青回隊得知打死新兵事件，又收到了匿名信，十分不安，随即追問并申斥了餘、陸的行徑。
餘、陸的威風受到了打擊。
龍雲青也不得不全部發放了安家費。
特務隊黨盟員及廣大士兵從這一事件中看到了自己團結鬥争的力量，受到了鍛煉。
随後，李煥文在全營宣布：以後官長不得打罵士兵，不得吃空額，克扣士兵糧饷，實行經濟公開，深得士兵擁護。
1949年9月，我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追殲南逃之敵，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
蔣介石集團不甘心失敗，仍作垂死掙紮，夢想憑借雲南省橫斷山脈負隅頑抗。
雲南地下黨組織及“邊縱”的武裝鬥争蓬勃發展，城市的民主運動日益高漲，這對蔣介石妄圖在西南建立最後的反共基地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為了防止後院起火，腹背受敵，蔣于8月25日由台灣趕到重慶，電召雲南省主席盧漢赴渝面授機宜。
盧漢赴渝之前，布置省政府警衛營在五華山構築工事；命特務隊派出便衣到北教場附近偵察二十六軍的動态及監視憲兵的活動；規定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加強戒備，與各保安團保持聯系，準備對付中央軍對五華山的突然進攻。
9月8日，盧漢由重慶返回昆明。
軍統特務頭子、保密局西南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也随即到達昆明，與保密局西南區副區長、滇站站長沈醉等組成“整肅”指揮部。
9月10日，盧漢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整肅”令下令解散省市參議會，封閉除《中央日報》、《平民日報》以外的所有報刊，并開始逮捕進步人士。
9月12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來昆坐鎮，繼續進行瘋狂逮捕，企圖通過逮捕審訊破壞雲南地下黨組織，然後，借盧漢之手殺害革命人士并進而迫使盧漢反共到底。
9月10日，李煥文得知盧漢下令進行“整肅”，立即通知呂铿、劉運宗、沈光祖、李長頤等黨盟員，在組織内作好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然事件，并聽候行動命令。
一時之間，昆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幾天之内，被捕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革命群衆就達480多人。
面對這突然變化的風雲，省市委對盧漢赴渝回昆後的态度作了種種估計：一是與我翻臉，徹底倒向蔣介石；二是投靠人民舉行起義；三是繼續兩面讨好應付，保存實力與我讨價還價。
當時蔣介石重兵鎮守雲南，解放軍離滇尚遠，盧漢兩面讨好，左右周旋的可能牲較大。
但要從最壞的方面作準備，防止盧漢翻臉不認人。
為此，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根據市委指示，及時向警衛營及特務隊作了緊急防範部署： 1要求黨盟支部及全體黨盟隊員，必須堅守崗位，聽從組織号令，沉着應戰。
2一切活動立即轉入隐蔽，不到接頭時間，不許接頭。
3停辦軍士集訓隊，立即撤退全體歌劇隊員。
4在黨盟員中進行氣節教育。
在工作部署上，謹防盧漢與我翻臉，必要時使用警衛營力量，乘敵在五華山召開軍政首腦會議之機，實行“兵谏”，逼迫盧漢宣布起義。
若盧漢西遷大理，則在行軍途中相機扣留，迫其起義。
對敵工作小組亦根據上級指示調整自身組織，撤退可能暴露的吉星明，其工作由田培寬接替。
田培寬所管警衛營的工作全部交王裕昆負責。
10月，局勢未進一步惡化而呈現穩定的局面，為争取盧漢繼續靠攏人民走起義道路，我黨由防衛又轉入了進攻。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向敵軍政警憲上層投遞《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國民黨軍政警特人員接到信後，大為恐慌，紛紛托人聯系找退路。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特務隊建立“軍盟”分支部，李富擔任書記。
11月中旬，盧漢最後一批釋放了“九·九整肅”中的被捕人員，局勢已經明朗。
在此前後，對敵工作領導小組部署做好迎接昆明解放的準備工作： 1警衛營、特務隊應做好盧漢的保衛工作，加強駐地及周圍的警衛，防止特務下毒手。
2上下一齊動手，掌握好部隊，做好作戰準備。
3彙集部隊人員、武器彈藥裝備，軍官簡曆及思想狀況，政治傾向等材料，交組織備用。
4各連排布置專人監視政治思想反動的軍官，防止其搗亂破壞。
5發動廣大士兵保護好物資及文書檔案。
截至1949年12月9日，警衛營内共有黨員6人，“民青”、“新聯”、“軍盟”成員157人，“武工隊員”145人，全部黨盟成員304人，占全營官兵的1／3；其中，正副營長3人中有黨盟員2人，正副連長12人中有黨盟員9人，正副指導員13人中有黨盟員12人，排長18人中有盟員13人，正副班長108人中有盟隊員83人，事務長6人中有盟員4人，排服務員18人中有盟員15人，連部上士18人中有盟員10人，士兵732人中有盟隊員114人，政工室、軍需室、軍械室、副官室、書記室、醫務室等六個部門中有三個部門的負責人是盟員。
特務隊官兵共90人，其中有黨盟員39人，占全隊官兵的43%強，事務長以上人員共8人，其中事務長、副指導員和兩個分隊長是黨，盟員，班長、軍需、軍械上士共11人，其中盟員8人。
警衛營和特務隊的黨盟隊員，已經按照黨的号令，團結全體官兵，作好充分準備，迎接昆明起義。
1948年2月，朱家璧等人接到省工委關于要他們回來搞武裝鬥争的通知，率領基于隊七十餘人，進入以彌勒西山和路南圭山為中心的彌泸地區，點燃了雲南反蔣武裝鬥争的烈火，開辟了雲南遊擊戰争的第一個根據地。
為迎戰敵人的進攻，該地區組成了遊擊隊。
5月，這支人民革命武裝命名為“雲南人民讨蔣自救軍第一縱隊”。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雲南人民的解放軍在戰火中正式宣告誕生了，雲南人民的解放鬥争進入了以武裝鬥争為主的新時期。
一縱活躍在南盤江兩岸，多次打退蔣軍進攻，瓦解地方武裝，使滇東南人民武裝鬥争日趨高漲，并擴展了滇東北遊擊根據地。
與此同時，在滇南地區，省工委于1948年初派劉寶煊和方仲伯等到元江，組織武裝鬥争，建立了雲南人民讨蔣自救軍第二縱隊。
二縱在滇南攻克了許多縣城，殲滅了一批地主武裝，隊伍迅速擴大，并逼近滇中，省城為之震動。
其它在滇西北，滇中地區的遊擊戰争，也相繼開展了。
1949年7月，華南分局決定将滇桂黔邊區所屬遊擊隊統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進一步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的戰鬥力也增強了。
1949年8月，當人民解放大軍向嶺南進軍的時候，雲南境内的遊擊武裝已發展到三萬多人，各根據地内的自衛隊，護鄉團、民兵總數已超過十萬人，遊擊戰争遍布全省九十多個縣，就是地處省城周圍、滇池岸邊的昆陽、晉甯、安甯等地，甚至昆明市郊十來公裡的地方都有遊擊隊的活動。
各根據地在逐漸擴大和鞏固，中共地方黨委和地縣人民政權，在許多地區巳先後建立起來了。
以彌泸地區為例，彌泸地委及其領導下的陸良、泸西、彌勒、路南、邱北、師宗、宜良、馬龍等縣的縣委都巳建立；泸西、師宗、陸良、彌勒、路南、邱北等縣建立了人民政府，彌泸地區專員公署也已建立。
地委、縣委和專員公署、縣人民政府建立後，圍繞武裝鬥争這個中心，一方面積極動員青年參軍參戰，擴大人民武裝；與此同時，又深入發動群衆，努力增加生産，支援前線。
另一方面，發動人民開展反地霸鬥争，實行減租減息，減輕群衆負擔，鞏固新生政權，保護工商業，恢複和繁榮城鄉市場。
通過武裝鬥争，擴大根據地；通過黨委和政府的這些措施，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
這樣，到1949年秋末冬初，在雲南已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敵人已到了坐卧不安的地步，乃至有近七十人被國民黨省政府委派做縣長都不敢赴任，說明蔣家王朝對雲南的統治已風雨飄搖，離垮台已為時不遠了。
農村武裝鬥争的開展和擴大，得到了城市人民民主運動的大力支援。
在黨的号召組織下，大批的師生和工廠職工，紛紛走出課堂，離開車間，“到山那邊去”，血戰沙場。
從昆明到遊擊區投身革命的師生，先後達二萬多人；昆明各工廠的工人下鄉參加遊擊隊的也有數百人，兵工廠一百二十多名工人組成一個大隊，開赴滇中遊擊區參加戰鬥。
各行各業職工以不同方式支援武裝鬥争，電訊工人替遊擊隊搞電台、修電台；化工廠的職工秘密地為遊擊隊生産炸藥；馬車、汽車、火車、輪船職工秘密幫助運送地下工作人員、遊擊隊員或武器彈藥等物資。
這些事都是在敵特嚴密監視下搞的，而卻很少被敵特們發現。
這說明人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
敵人盡管仍在瘋狂掙紮，但已處于全民包圍之中，前方有遊擊戰士同它真槍實彈的拼殺，後方亦有百姓從它背後捅刀子，它極其孤立，願替它賣命的人已極少極少，若再不改弦更張，棄暗投明的話，那等待它的就是隻有死路一條！
盧漢通過龍澤彙與“邊縱”領導取得聯系，為邊縱提供了部分武器彈藥。
這些武器彈藥就是由李煥文派革命力量較強的一、三、四連先後押送轉交“邊縱”的。
這在警衛營及保安團的一些軍官中，已是公開的秘密。
7、8月間，昆明上空彌漫着各階層人民盼望早日解放的氣氛。
《山那邊呀好地方》、《金鳳子開紅花》等等革命歌謠響徹大街小巷，毛澤東主席著作的油印小冊子也已在街上公開或半公開發售。
昆明局勢的變化不能不影響到警衛營的官兵。
李煥文根據黨的指示，在西站舉辦軍土集訓隊，并由黨組織派入的政工人員在集訓隊建立由呂铿負貴的歌劇隊，大力開展宣傳教育及組織發展工作。
黨組織教育警衛營的黨盟員，在形勢順利發展的面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政治警惕。
8月，由于對軍士集訓隊的宣傳失去控制，個别歌劇隊員上政治課時公開引用馬克思的言論，被一個頑固分子抓住不放，揚言要上告，後經李煥文出面調停才告平息。
軍士隊結業時，又邀請駐地附近大中學校學生舉行文娛聯歡晚會。
在這之後，特務隊在五華山上也仿效邀約一些學生舉辦了一次文娛聯歡營火晚會，大演大唱革命内容鮮明的歌舞節目。
這些發生在盧漢鼻子底下的事，是得到了盧漢默許的。
雖然如此，警衛營的黨盟員，在歡聲笑語盼解放的氣氛中并未喪失革命警惕性，組織上仍然嚴守地下工作紀律。
後來，形勢出現暫時的逆轉，盧漢屈服于蔣介石的壓力，發動了“九·九整肅”事件，全部歌劇隊員(呂铿除外)迅速安全撤離了警衛營，大部分疏散下鄉參加武裝鬥争。
早在“九·九整肅”事件前，黨組織就已自警衛營撤退了黨員劉彪及方旭，讓他們下鄉參加武裝鬥争，因此，黨盟組織成員無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務隊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滿特務隊發放安家費不公平而開了小差，被副隊長餘永德及二分隊長陸光燦抓回。
餘永德集合全隊訓話，揚言：“外邊學生講共産，鬧革命，我們隊裡有沒有？要鬧就沒有好下場，要開小差就象今天這個樣子。
”随即将新兵按倒，連打幾百扁擔。
這個新兵傷重又未得到治療，死後被強行掩埋，激起全隊士兵的強烈憤怒。
盟隊員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幹掉餘、陸，到‘邊縱’去。
” 對此事件，倘若我們采取任何過激的反應，都會導緻過早暴露我們的力量而最終使我們喪失警衛營及特務隊這塊重要地盤。
因此，我們必須從全局的利益出發，因勢利導，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
田培寬與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勢，分析了龍雲青與餘、陸之間早巳存在的矛盾，決定抓住這一血的事件，廣泛教育和團結士兵，在盟員中進行一次階級教育，采用恰當的方式孤立打擊餘、陸。
李富據此在全隊中進行了艱苦深入的工作，并向龍雲青投遞匿名信，揭露餘、陸暴行，要求懲辦兇手，全部發放規定的安家費，以平民憤，穩定軍心。
龍雲青回隊得知打死新兵事件，又收到了匿名信，十分不安，随即追問并申斥了餘、陸的行徑。
餘、陸的威風受到了打擊。
龍雲青也不得不全部發放了安家費。
特務隊黨盟員及廣大士兵從這一事件中看到了自己團結鬥争的力量，受到了鍛煉。
随後，李煥文在全營宣布：以後官長不得打罵士兵，不得吃空額，克扣士兵糧饷，實行經濟公開，深得士兵擁護。
1949年9月，我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追殲南逃之敵，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
蔣介石集團不甘心失敗，仍作垂死掙紮，夢想憑借雲南省橫斷山脈負隅頑抗。
雲南地下黨組織及“邊縱”的武裝鬥争蓬勃發展，城市的民主運動日益高漲，這對蔣介石妄圖在西南建立最後的反共基地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為了防止後院起火，腹背受敵，蔣于8月25日由台灣趕到重慶，電召雲南省主席盧漢赴渝面授機宜。
盧漢赴渝之前，布置省政府警衛營在五華山構築工事；命特務隊派出便衣到北教場附近偵察二十六軍的動态及監視憲兵的活動；規定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加強戒備，與各保安團保持聯系，準備對付中央軍對五華山的突然進攻。
9月8日，盧漢由重慶返回昆明。
軍統特務頭子、保密局西南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也随即到達昆明，與保密局西南區副區長、滇站站長沈醉等組成“整肅”指揮部。
9月10日，盧漢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整肅”令下令解散省市參議會，封閉除《中央日報》、《平民日報》以外的所有報刊，并開始逮捕進步人士。
9月12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來昆坐鎮，繼續進行瘋狂逮捕，企圖通過逮捕審訊破壞雲南地下黨組織，然後，借盧漢之手殺害革命人士并進而迫使盧漢反共到底。
9月10日，李煥文得知盧漢下令進行“整肅”，立即通知呂铿、劉運宗、沈光祖、李長頤等黨盟員，在組織内作好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然事件，并聽候行動命令。
一時之間，昆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幾天之内，被捕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革命群衆就達480多人。
面對這突然變化的風雲，省市委對盧漢赴渝回昆後的态度作了種種估計：一是與我翻臉，徹底倒向蔣介石；二是投靠人民舉行起義；三是繼續兩面讨好應付，保存實力與我讨價還價。
當時蔣介石重兵鎮守雲南，解放軍離滇尚遠，盧漢兩面讨好，左右周旋的可能牲較大。
但要從最壞的方面作準備，防止盧漢翻臉不認人。
為此，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根據市委指示，及時向警衛營及特務隊作了緊急防範部署： 1要求黨盟支部及全體黨盟隊員，必須堅守崗位，聽從組織号令，沉着應戰。
2一切活動立即轉入隐蔽，不到接頭時間，不許接頭。
3停辦軍士集訓隊，立即撤退全體歌劇隊員。
4在黨盟員中進行氣節教育。
在工作部署上，謹防盧漢與我翻臉，必要時使用警衛營力量，乘敵在五華山召開軍政首腦會議之機，實行“兵谏”，逼迫盧漢宣布起義。
若盧漢西遷大理，則在行軍途中相機扣留，迫其起義。
對敵工作小組亦根據上級指示調整自身組織，撤退可能暴露的吉星明，其工作由田培寬接替。
田培寬所管警衛營的工作全部交王裕昆負責。
10月，局勢未進一步惡化而呈現穩定的局面，為争取盧漢繼續靠攏人民走起義道路，我黨由防衛又轉入了進攻。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向敵軍政警憲上層投遞《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國民黨軍政警特人員接到信後，大為恐慌，紛紛托人聯系找退路。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特務隊建立“軍盟”分支部，李富擔任書記。
11月中旬，盧漢最後一批釋放了“九·九整肅”中的被捕人員，局勢已經明朗。
在此前後，對敵工作領導小組部署做好迎接昆明解放的準備工作： 1警衛營、特務隊應做好盧漢的保衛工作，加強駐地及周圍的警衛，防止特務下毒手。
2上下一齊動手，掌握好部隊，做好作戰準備。
3彙集部隊人員、武器彈藥裝備，軍官簡曆及思想狀況，政治傾向等材料，交組織備用。
4各連排布置專人監視政治思想反動的軍官，防止其搗亂破壞。
5發動廣大士兵保護好物資及文書檔案。
截至1949年12月9日，警衛營内共有黨員6人，“民青”、“新聯”、“軍盟”成員157人，“武工隊員”145人，全部黨盟成員304人，占全營官兵的1／3；其中，正副營長3人中有黨盟員2人，正副連長12人中有黨盟員9人，正副指導員13人中有黨盟員12人，排長18人中有盟員13人，正副班長108人中有盟隊員83人，事務長6人中有盟員4人，排服務員18人中有盟員15人，連部上士18人中有盟員10人，士兵732人中有盟隊員114人，政工室、軍需室、軍械室、副官室、書記室、醫務室等六個部門中有三個部門的負責人是盟員。
特務隊官兵共90人，其中有黨盟員39人，占全隊官兵的43%強，事務長以上人員共8人，其中事務長、副指導員和兩個分隊長是黨，盟員，班長、軍需、軍械上士共11人，其中盟員8人。
警衛營和特務隊的黨盟隊員，已經按照黨的号令，團結全體官兵，作好充分準備，迎接昆明起義。
遊擊戰争烽火疊起
在内戰危機嚴重存在的形勢下，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根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精神，除了繼續抓好城市鬥争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準備農村遊擊戰争上。1948年2月，朱家璧等人接到省工委關于要他們回來搞武裝鬥争的通知，率領基于隊七十餘人，進入以彌勒西山和路南圭山為中心的彌泸地區，點燃了雲南反蔣武裝鬥争的烈火，開辟了雲南遊擊戰争的第一個根據地。
為迎戰敵人的進攻，該地區組成了遊擊隊。
5月，這支人民革命武裝命名為“雲南人民讨蔣自救軍第一縱隊”。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雲南人民的解放軍在戰火中正式宣告誕生了，雲南人民的解放鬥争進入了以武裝鬥争為主的新時期。
一縱活躍在南盤江兩岸，多次打退蔣軍進攻，瓦解地方武裝，使滇東南人民武裝鬥争日趨高漲，并擴展了滇東北遊擊根據地。
與此同時，在滇南地區，省工委于1948年初派劉寶煊和方仲伯等到元江，組織武裝鬥争，建立了雲南人民讨蔣自救軍第二縱隊。
二縱在滇南攻克了許多縣城，殲滅了一批地主武裝，隊伍迅速擴大，并逼近滇中，省城為之震動。
其它在滇西北，滇中地區的遊擊戰争，也相繼開展了。
1949年7月，華南分局決定将滇桂黔邊區所屬遊擊隊統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進一步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的戰鬥力也增強了。
1949年8月，當人民解放大軍向嶺南進軍的時候，雲南境内的遊擊武裝已發展到三萬多人，各根據地内的自衛隊，護鄉團、民兵總數已超過十萬人，遊擊戰争遍布全省九十多個縣，就是地處省城周圍、滇池岸邊的昆陽、晉甯、安甯等地，甚至昆明市郊十來公裡的地方都有遊擊隊的活動。
各根據地在逐漸擴大和鞏固，中共地方黨委和地縣人民政權，在許多地區巳先後建立起來了。
以彌泸地區為例，彌泸地委及其領導下的陸良、泸西、彌勒、路南、邱北、師宗、宜良、馬龍等縣的縣委都巳建立；泸西、師宗、陸良、彌勒、路南、邱北等縣建立了人民政府，彌泸地區專員公署也已建立。
地委、縣委和專員公署、縣人民政府建立後，圍繞武裝鬥争這個中心，一方面積極動員青年參軍參戰，擴大人民武裝；與此同時，又深入發動群衆，努力增加生産，支援前線。
另一方面，發動人民開展反地霸鬥争，實行減租減息，減輕群衆負擔，鞏固新生政權，保護工商業，恢複和繁榮城鄉市場。
通過武裝鬥争，擴大根據地；通過黨委和政府的這些措施，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
這樣，到1949年秋末冬初，在雲南已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敵人已到了坐卧不安的地步，乃至有近七十人被國民黨省政府委派做縣長都不敢赴任，說明蔣家王朝對雲南的統治已風雨飄搖，離垮台已為時不遠了。
農村武裝鬥争的開展和擴大，得到了城市人民民主運動的大力支援。
在黨的号召組織下，大批的師生和工廠職工，紛紛走出課堂，離開車間，“到山那邊去”，血戰沙場。
從昆明到遊擊區投身革命的師生，先後達二萬多人；昆明各工廠的工人下鄉參加遊擊隊的也有數百人，兵工廠一百二十多名工人組成一個大隊，開赴滇中遊擊區參加戰鬥。
各行各業職工以不同方式支援武裝鬥争，電訊工人替遊擊隊搞電台、修電台；化工廠的職工秘密地為遊擊隊生産炸藥；馬車、汽車、火車、輪船職工秘密幫助運送地下工作人員、遊擊隊員或武器彈藥等物資。
這些事都是在敵特嚴密監視下搞的，而卻很少被敵特們發現。
這說明人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
敵人盡管仍在瘋狂掙紮，但已處于全民包圍之中，前方有遊擊戰士同它真槍實彈的拼殺，後方亦有百姓從它背後捅刀子，它極其孤立，願替它賣命的人已極少極少，若再不改弦更張，棄暗投明的話，那等待它的就是隻有死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