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放前昆明的地下工作 第04章 深入敵營，建立據點迎接昆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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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以營長職位獨攬人事、财務大權，不把龍雲沛放在眼裡。
龍雲沛因不能插手營裡的事務而對穆不滿，并仗着他與盧漢的姻親關系而不賣穆的賬。
穆、龍互相傾軋。
穆思想反動，布置親信監視進步分子的活動，劉運宗在營内的活動一度曾引起穆的懷疑，這對黨的秘密工作威脅很大。
依據黨的對敵鬥争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團結争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劉運宗決定充分利用龍、穆之間的矛盾，争取龍雲沛，打擊穆錦春，隻有這樣才能在警衛營中站穩腳跟。
1947年10月，龍雲沛舉辦婚事，四連部分官兵前去幫忙，留下事務長劉運宗在連裡執勤。
劉運宗集合星期天值班士兵安排補假，被穆錦春發現。
穆借口追究劉未請示報告，将劉禁閉起來，并親自搜查劉的書籍，企圖加害于劉，進而追究龍雲沛包庇重用劉運宗而達到将龍雲沛擠走的目的。
幸得劉運宗同室的排長鄭運詢的掩護，穆錦春搜查一無所獲。
龍雲沛回營得知就事後，對穆大為不滿，與穆大吵了一場，并迫穆釋放了劉運宗，事後，劉運宗便向龍雲沛檢舉揭發穆錦春私自動用原特務團的生産資金做棉紗股票生意中飽私囊，冒領，貪污糧饷，排斥打擊昭通(龍系昭通人)勢力等情況，加深了龍對穆的不滿。
龍雲沛乘穆錦春販運槍彈案發之機，向盧漢告發了穆的罪行，結果穆錦春被撤職查辦，由龍取代穆當上了警衛營營長，并随後調走了穆的親信。
在黨的正确方針指引下，劉運宗通過這場鬥争不僅保護了自己，站穩了腳跟，還進一步取得了龍雲沛的信任，于1948年4月被提升為三連排長，在同年8月成立營直屬特務排時又調為特務排排長，擔任盧漢辦公廳及翠湖住宅的警衛任務，成了名副其實的盧漢貼身衛隊長。
黨在警衛營的鬥争，首戰告捷。
1948年4月，劉運宗介紹二連事務長張義、三連班長楊漢清參加“民青”。
7月，劉運宗的組織關系轉歸中共昆明市工委負責人高志遠領導的敵情工作組，由吉星明負責聯系。
市工委敵情工作組專門領導在“敵人心髒裡燒鍋煮飯”的工作。
對警衛營的工作，高志遠專門指示：“不要再等，要争取教育，發展組織，鞏固地盤，伺機進攻，搜集情報，為我所用”。
發展組織時，按照“發展下層，團結中層，争取上層”的原則進行。
緊接着，在長期紮根串連的基礎上，劉運宗便又介紹了下層士兵朱繼洲、張忠貴、魯以華、高家秀、李玉祥、侬玉柱，排長鄭運詢，軍醫殷俊才等參加了“民青”。
1948年9月，昆明市工委正式成立以高志遠為領導的敵情工作小組(簡稱敵工小組)，成員有吉星明，田培寬。
敵工小組認真分析總結了此前在警衛營的工作，認為，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經驗證明：在敵人控制森嚴的部隊裡開展兵運工作，應當絕對審慎秘密，方式方法不同于學運工作。
根據黨的“團結進步力量，争取中間力量，孤立打擊頑圖勢力”的方針，黨在警衛營的工作重點和基礎是團結廣大下層士兵。
劉運宗根據組織要求，繼續采取過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與士兵打成一片，關心他們的疾苦，為他們排憂解難，仗義執言，向長官争職合法權益，與他們交知心朋友，談心訴苦，并因勢利導，啟發其階級覺悟，引導他們認識解放哉争勝利形勢和日益高漲的昆明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并在此基礎上組織秘密讀書會，傳閱進步書刊，待時機成熟時即吸收積極分子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還領導“民青”組織成員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古田會議決議》等黨的文件，并定期傳閱秘密刊物《新華電訊》。
組織同鄉會，聯絡感情。
這種形式易為一般在外吃糧當兵的士兵及下層官所接受。
在同鄉會中，廣泛地把士兵團結在我們周圍，從中發現并掊養積極分子參加黨的外圍組織。
劉運宗利用招募新兵的機會，在新兵中組織了宜良、嵩明、晉甯、江川、華甯昭通等六個同鄉會。
為了把士兵團結在我們周圍，劉運宗還利且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以及自己身為事務長的合法身份，以穩定部隊為由，說服龍雲沛改善士兵生活，活躍士兵文化生活，成立夥食委員會，由士兵輪流擔任采購，民主管理士兵夥食，用節餘糧款及空缺糧饷購買肥皂發給士兵。
同時利用夥食委員會這一公開合法組織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1948年劉任排長後，帶領全排士兵到西山盧漢住宅值勤時，還請漁民到警戒區内捕魚分成，改善士兵生活，購買文具用品發給士兵學習文化。
還組織“小先生”互教互，每周開一次學習評論會，啟發士兵的民主意識。
1949年11月，敵工小組決定接收李富入黨，介紹人為劉運宗，由田培寬負責為其辦理入黨手續，其組織關系由田培寬單線聯系。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雲南的革命鬥争指明了方向，力争按綏遠方式實現雲南局部和平解放。
4月，敵工小組增加成員，調整分工。
4月初警衛營的工作轉由田培寬負責。
自此，敵工小組又稱敵工支部。
為貫徹黨中央指示精神，敵工小組研究了新形勢下警衛首要的工作。
認為：黨在白區城市工作的主要特點是：黨沒有武裝而敵人卻掌握強大的武裝。
為适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争取雲南的和平解放，敵情工作的首要任務應當是争取變敵人的武裝為黨所控制，在時機成熟時，按照黨的号令行動。
這應當成為我們在警衛營進行兵運工作的指導思想。
過去，我們認為哪怕是争取到一個班長，扛一挺機槍到遊擊隊去也是好的，能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
警衛營的秘密組織成員，一般都有這種思想，就連黨員劉運宗，李富也都要求到遊擊隊去“甩開膀子幹一場”。
黨中央的指示，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我們不應當隻追求争取部分的攜械起義，這樣反而會過早地暴露我們的力量，導緻失掉地盤。
相反地，我們應當穩定盧漢這支部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遇與條件，大力發展黨的外圍組織，鞏固并擴大地盤，為達到變敵人的武裝為黨控制的武裝而工作。
當時可以為我們所利用的機遇與條件，比比皆是，雲南地方統治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
蔣介石排斥異己，打擊非嫡系力量的獨裁措施，不僅引起地方勢力的上層，而且也引起中下層的普遍不滿。
1946年滇軍在海城的起義，以及其後滇軍在東北的投誠，起義，還有雲南遊擊戰争的開展，無不對地方勢力産生強烈的影響。
雲南盧漢的軍事教導團就曾出現“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
的标語。
在地方保安團隊的官兵中間，客觀上存在着一股日益高漲的反蔣潛流。
隻要我們的政策正确，方針得當，無疑可以把這股潛流彙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東北我軍在起義或被俘的滇軍中下級軍官中，施以反蔣愛國的教育之後，部分資遣回雲南，利用其與盧漢的舊屬關系，予盧漢以影響，争取盧漢走起義的道路。
時值盧漢為求保住其生存地盤與蔣介石抗衡，竭力不斷擴充地方保安團隊的力量，大量起用回滇軍官，如委任張秉昌為保安團團長，委任李煥文為警衛營營長等等。
同時盧漢還采用東北回滇軍官建議，仿照我軍辦法，在保安團隊建立政工制度，以鞏固保安團隊。
除分析地方勢力與蔣中央的矛盾之外，我們還分析了地方保安團隊内部存在的矛盾。
認為，不論在哪個層次的工作中，都要貫徹我黨的“團結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一貫方針。
蔣軍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官兵之間的矛盾。
廣大士兵多出身貧苦農民，深受壓迫、剝削，在軍隊裡又受長官軍閥統治的壓迫、剝削，團結下層土兵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如此，我們便失去依托的力量。
此外在官長與官長之間，也存在着各種複雜的矛盾，諸如行伍出身與軍校出身的互相看不起，盧漢的親信與非親信之間的矛盾也時時發生，競連正職與副職之問也存在磨擦等等。
凡此種種，無疑都是我們在“化敵為我”的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的機遇與條件。
1949年3月，警衛營在原特務排(又稱手槍隊)的基礎上擴建為特務隊(連的編制)，有官兵90餘人，專門負責盧漢的貼身警衛任務，隊長龍雲青是盧漢的外甥。
特務隊脫離警衛營，劃歸保安司令部建制。
敵工支部乘龍需要幹部之機，通過警衛營長李煥文将黨員李富調該隊任事務長，從而在該隊建立了據點。
爾後又乘龍雲青需要政工人員之機，敵工支部通過李富向龍介紹，派黨員劉彪進入該隊擔任政工人員，其組織關系由李富聯系，協助李在該隊開展工作。
同月，盧漢委任自東北回滇的李煥文為警衛營營長，李煥文早在40年代初曾跟随朱家璧工作。
1949年11月，東北我軍敵工部林堅布置李煥文攜帶被俘滇軍将領盧浚泉(系盧漢的叔父)給盧漢的介紹信回滇，要盧漢安排李的工作，盧浚泉要盧漢搞“雙保險”，一面向蔣介石要權、要錢，要槍以擴充實力，一面找共産黨挂勾，尋求退路，周旋于國共兩黨之間r李回滇後意欲參加遊擊隊，後經早年認識的我黨黨員王子近勸說：“遊擊隊有你一個不多，無你一個不少。
擔任警衛營長要職，我們求之不得。
”李接受勸告，于3月正式到營就職。
由我“邊縱”駐昆聯絡員朱華(黨員)與李聯系，并發展其加入“新聯”。
9月，經市委副書記賴衛民同意，由田培寬介紹李煥文入黨。
同年3月，吉星明介紹自東北回昆明的滇軍軍官何思恭參加“民青”，其組織關系由田培寬單線聯系。
同月，李煥文邀約其九十三軍老同事何思恭進入警衛營擔任政工室主任。
4月，警衛營劃歸保安十一團為第一營，原任務不變。
李煥文升任十一團副團長兼一營(即警衛營)營長後，經組織指示，成立軍士集訓隊，訓練軍士，并由組織派進“民青”及“新聯”成員呂铿(7月在警衛營入黨)、方旭(後入黨)、沈光祖(後入黨)、楊建勳、肖慶和、田蔚、曹遠達、楊家福、劉實錄、陳磊、瞿天真、吳東弼、侯萍、黃星、楊彭澤、張崇典等近20入進入軍士隊及警衛營任政工人員。
1949年5月底，高志遠調離昆明至思普區工作，次月，由昆明市委副書記賴衛民接替領導敵工工作。
自此，敵工小組又稱對敵工作領導小組。
在此之前，黨組織共有兩條互不溝通的線在領導警衛營的工作，一條是敵工小組領導的劉運宗一條線，另一條是“邊縱”駐昆聯絡員朱華領導的李煥文及呂铿等一條線。
黨組織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将朱華領導的一條線全部并歸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朱華聯系的李煥文及派入營内的政工人員呂铿等的組織關系全部轉由田培寬聯系，從而實現了統一領導。
緊接着，在警衛營内成立黨的支部，劉運宗為書記，接受對敵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由田培寬聯系。
李富也參加警衛營黨支部，接受劉運宗的領導。
劉運宗、呂铿、沈光祖三人又組成三人小組，每周集會一次，田培寬到會參加研究營内的工作。
三人小組分工負責領導排以下盟員。
劉運宗領導二、三連(劉此時已升任連指導員)，呂铿(任連指導員)領導機槍，迫擊炮連，沈光祖(任連指導員)領導一、四連。
以排為單位成立盟小組，以連為單位成立盟核心小組(三人小組成員分别參加)。
于是，在組織上做到了營有支部，連有核心小組，排有盟小組，班無空白，從上到下地控制了這支部隊。
在宣傳工作上，先由黨支部及三人小組作出決定，再通過何思恭(“民青”)以政工室主任公開身份貫徹，特務隊也參加。
李煥文就任警衛營營長及保安十一團副團長後，為警衛營的工作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掩護條件，黨在警衛營下層官兵中的外圍組織發展工作，此後有了很大的發展。
1949年6月，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警衛營内正式啟用“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軍盟”)的組織，稍後又适應士兵文化低，寫自傳有困難的情況，啟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武工隊”)的組織，開展組織發展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橫掃江南殘敵，勢如破竹，人民革命的最後勝利已成定局。
蔣介石統治集團内部，分崩離析，衆叛親離。
以盧漢為代
龍雲沛因不能插手營裡的事務而對穆不滿，并仗着他與盧漢的姻親關系而不賣穆的賬。
穆、龍互相傾軋。
穆思想反動，布置親信監視進步分子的活動，劉運宗在營内的活動一度曾引起穆的懷疑，這對黨的秘密工作威脅很大。
依據黨的對敵鬥争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團結争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劉運宗決定充分利用龍、穆之間的矛盾，争取龍雲沛，打擊穆錦春，隻有這樣才能在警衛營中站穩腳跟。
1947年10月，龍雲沛舉辦婚事，四連部分官兵前去幫忙，留下事務長劉運宗在連裡執勤。
劉運宗集合星期天值班士兵安排補假，被穆錦春發現。
穆借口追究劉未請示報告，将劉禁閉起來，并親自搜查劉的書籍，企圖加害于劉，進而追究龍雲沛包庇重用劉運宗而達到将龍雲沛擠走的目的。
幸得劉運宗同室的排長鄭運詢的掩護，穆錦春搜查一無所獲。
龍雲沛回營得知就事後，對穆大為不滿，與穆大吵了一場，并迫穆釋放了劉運宗，事後，劉運宗便向龍雲沛檢舉揭發穆錦春私自動用原特務團的生産資金做棉紗股票生意中飽私囊，冒領，貪污糧饷，排斥打擊昭通(龍系昭通人)勢力等情況，加深了龍對穆的不滿。
龍雲沛乘穆錦春販運槍彈案發之機，向盧漢告發了穆的罪行，結果穆錦春被撤職查辦，由龍取代穆當上了警衛營營長，并随後調走了穆的親信。
在黨的正确方針指引下，劉運宗通過這場鬥争不僅保護了自己，站穩了腳跟，還進一步取得了龍雲沛的信任，于1948年4月被提升為三連排長，在同年8月成立營直屬特務排時又調為特務排排長，擔任盧漢辦公廳及翠湖住宅的警衛任務，成了名副其實的盧漢貼身衛隊長。
黨在警衛營的鬥争，首戰告捷。
1948年4月，劉運宗介紹二連事務長張義、三連班長楊漢清參加“民青”。
7月，劉運宗的組織關系轉歸中共昆明市工委負責人高志遠領導的敵情工作組，由吉星明負責聯系。
市工委敵情工作組專門領導在“敵人心髒裡燒鍋煮飯”的工作。
對警衛營的工作，高志遠專門指示：“不要再等，要争取教育，發展組織，鞏固地盤，伺機進攻，搜集情報，為我所用”。
發展組織時，按照“發展下層，團結中層，争取上層”的原則進行。
緊接着，在長期紮根串連的基礎上，劉運宗便又介紹了下層士兵朱繼洲、張忠貴、魯以華、高家秀、李玉祥、侬玉柱，排長鄭運詢，軍醫殷俊才等參加了“民青”。
1948年9月，昆明市工委正式成立以高志遠為領導的敵情工作小組(簡稱敵工小組)，成員有吉星明，田培寬。
敵工小組認真分析總結了此前在警衛營的工作，認為，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經驗證明：在敵人控制森嚴的部隊裡開展兵運工作，應當絕對審慎秘密，方式方法不同于學運工作。
根據黨的“團結進步力量，争取中間力量，孤立打擊頑圖勢力”的方針，黨在警衛營的工作重點和基礎是團結廣大下層士兵。
劉運宗根據組織要求，繼續采取過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與士兵打成一片，關心他們的疾苦，為他們排憂解難，仗義執言，向長官争職合法權益，與他們交知心朋友，談心訴苦，并因勢利導，啟發其階級覺悟，引導他們認識解放哉争勝利形勢和日益高漲的昆明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并在此基礎上組織秘密讀書會，傳閱進步書刊，待時機成熟時即吸收積極分子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還領導“民青”組織成員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古田會議決議》等黨的文件，并定期傳閱秘密刊物《新華電訊》。
組織同鄉會，聯絡感情。
這種形式易為一般在外吃糧當兵的士兵及下層官所接受。
在同鄉會中，廣泛地把士兵團結在我們周圍，從中發現并掊養積極分子參加黨的外圍組織。
劉運宗利用招募新兵的機會，在新兵中組織了宜良、嵩明、晉甯、江川、華甯昭通等六個同鄉會。
為了把士兵團結在我們周圍，劉運宗還利且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以及自己身為事務長的合法身份，以穩定部隊為由，說服龍雲沛改善士兵生活，活躍士兵文化生活，成立夥食委員會，由士兵輪流擔任采購，民主管理士兵夥食，用節餘糧款及空缺糧饷購買肥皂發給士兵。
同時利用夥食委員會這一公開合法組織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1948年劉任排長後，帶領全排士兵到西山盧漢住宅值勤時，還請漁民到警戒區内捕魚分成，改善士兵生活，購買文具用品發給士兵學習文化。
還組織“小先生”互教互，每周開一次學習評論會，啟發士兵的民主意識。
1949年11月，敵工小組決定接收李富入黨，介紹人為劉運宗，由田培寬負責為其辦理入黨手續，其組織關系由田培寬單線聯系。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雲南的革命鬥争指明了方向，力争按綏遠方式實現雲南局部和平解放。
4月，敵工小組增加成員，調整分工。
4月初警衛營的工作轉由田培寬負責。
自此，敵工小組又稱敵工支部。
為貫徹黨中央指示精神，敵工小組研究了新形勢下警衛首要的工作。
認為：黨在白區城市工作的主要特點是：黨沒有武裝而敵人卻掌握強大的武裝。
為适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争取雲南的和平解放，敵情工作的首要任務應當是争取變敵人的武裝為黨所控制，在時機成熟時，按照黨的号令行動。
這應當成為我們在警衛營進行兵運工作的指導思想。
過去，我們認為哪怕是争取到一個班長，扛一挺機槍到遊擊隊去也是好的，能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
警衛營的秘密組織成員，一般都有這種思想，就連黨員劉運宗，李富也都要求到遊擊隊去“甩開膀子幹一場”。
黨中央的指示，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我們不應當隻追求争取部分的攜械起義，這樣反而會過早地暴露我們的力量，導緻失掉地盤。
相反地，我們應當穩定盧漢這支部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遇與條件，大力發展黨的外圍組織，鞏固并擴大地盤，為達到變敵人的武裝為黨控制的武裝而工作。
當時可以為我們所利用的機遇與條件，比比皆是，雲南地方統治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
蔣介石排斥異己，打擊非嫡系力量的獨裁措施，不僅引起地方勢力的上層，而且也引起中下層的普遍不滿。
1946年滇軍在海城的起義，以及其後滇軍在東北的投誠，起義，還有雲南遊擊戰争的開展，無不對地方勢力産生強烈的影響。
雲南盧漢的軍事教導團就曾出現“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
的标語。
在地方保安團隊的官兵中間，客觀上存在着一股日益高漲的反蔣潛流。
隻要我們的政策正确，方針得當，無疑可以把這股潛流彙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東北我軍在起義或被俘的滇軍中下級軍官中，施以反蔣愛國的教育之後，部分資遣回雲南，利用其與盧漢的舊屬關系，予盧漢以影響，争取盧漢走起義的道路。
時值盧漢為求保住其生存地盤與蔣介石抗衡，竭力不斷擴充地方保安團隊的力量，大量起用回滇軍官，如委任張秉昌為保安團團長，委任李煥文為警衛營營長等等。
同時盧漢還采用東北回滇軍官建議，仿照我軍辦法，在保安團隊建立政工制度，以鞏固保安團隊。
除分析地方勢力與蔣中央的矛盾之外，我們還分析了地方保安團隊内部存在的矛盾。
認為，不論在哪個層次的工作中，都要貫徹我黨的“團結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一貫方針。
蔣軍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官兵之間的矛盾。
廣大士兵多出身貧苦農民，深受壓迫、剝削，在軍隊裡又受長官軍閥統治的壓迫、剝削，團結下層土兵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如此，我們便失去依托的力量。
此外在官長與官長之間，也存在着各種複雜的矛盾，諸如行伍出身與軍校出身的互相看不起，盧漢的親信與非親信之間的矛盾也時時發生，競連正職與副職之問也存在磨擦等等。
凡此種種，無疑都是我們在“化敵為我”的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的機遇與條件。
1949年3月，警衛營在原特務排(又稱手槍隊)的基礎上擴建為特務隊(連的編制)，有官兵90餘人，專門負責盧漢的貼身警衛任務，隊長龍雲青是盧漢的外甥。
特務隊脫離警衛營，劃歸保安司令部建制。
敵工支部乘龍需要幹部之機，通過警衛營長李煥文将黨員李富調該隊任事務長，從而在該隊建立了據點。
爾後又乘龍雲青需要政工人員之機，敵工支部通過李富向龍介紹，派黨員劉彪進入該隊擔任政工人員，其組織關系由李富聯系，協助李在該隊開展工作。
同月，盧漢委任自東北回滇的李煥文為警衛營營長，李煥文早在40年代初曾跟随朱家璧工作。
1949年11月，東北我軍敵工部林堅布置李煥文攜帶被俘滇軍将領盧浚泉(系盧漢的叔父)給盧漢的介紹信回滇，要盧漢安排李的工作，盧浚泉要盧漢搞“雙保險”，一面向蔣介石要權、要錢，要槍以擴充實力，一面找共産黨挂勾，尋求退路，周旋于國共兩黨之間r李回滇後意欲參加遊擊隊，後經早年認識的我黨黨員王子近勸說：“遊擊隊有你一個不多，無你一個不少。
擔任警衛營長要職，我們求之不得。
”李接受勸告，于3月正式到營就職。
由我“邊縱”駐昆聯絡員朱華(黨員)與李聯系，并發展其加入“新聯”。
9月，經市委副書記賴衛民同意，由田培寬介紹李煥文入黨。
同年3月，吉星明介紹自東北回昆明的滇軍軍官何思恭參加“民青”，其組織關系由田培寬單線聯系。
同月，李煥文邀約其九十三軍老同事何思恭進入警衛營擔任政工室主任。
4月，警衛營劃歸保安十一團為第一營，原任務不變。
李煥文升任十一團副團長兼一營(即警衛營)營長後，經組織指示，成立軍士集訓隊，訓練軍士，并由組織派進“民青”及“新聯”成員呂铿(7月在警衛營入黨)、方旭(後入黨)、沈光祖(後入黨)、楊建勳、肖慶和、田蔚、曹遠達、楊家福、劉實錄、陳磊、瞿天真、吳東弼、侯萍、黃星、楊彭澤、張崇典等近20入進入軍士隊及警衛營任政工人員。
1949年5月底，高志遠調離昆明至思普區工作，次月，由昆明市委副書記賴衛民接替領導敵工工作。
自此，敵工小組又稱對敵工作領導小組。
在此之前，黨組織共有兩條互不溝通的線在領導警衛營的工作，一條是敵工小組領導的劉運宗一條線，另一條是“邊縱”駐昆聯絡員朱華領導的李煥文及呂铿等一條線。
黨組織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将朱華領導的一條線全部并歸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朱華聯系的李煥文及派入營内的政工人員呂铿等的組織關系全部轉由田培寬聯系，從而實現了統一領導。
緊接着，在警衛營内成立黨的支部，劉運宗為書記，接受對敵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由田培寬聯系。
李富也參加警衛營黨支部，接受劉運宗的領導。
劉運宗、呂铿、沈光祖三人又組成三人小組，每周集會一次，田培寬到會參加研究營内的工作。
三人小組分工負責領導排以下盟員。
劉運宗領導二、三連(劉此時已升任連指導員)，呂铿(任連指導員)領導機槍，迫擊炮連，沈光祖(任連指導員)領導一、四連。
以排為單位成立盟小組，以連為單位成立盟核心小組(三人小組成員分别參加)。
于是，在組織上做到了營有支部，連有核心小組，排有盟小組，班無空白，從上到下地控制了這支部隊。
在宣傳工作上，先由黨支部及三人小組作出決定，再通過何思恭(“民青”)以政工室主任公開身份貫徹，特務隊也參加。
李煥文就任警衛營營長及保安十一團副團長後，為警衛營的工作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掩護條件，黨在警衛營下層官兵中的外圍組織發展工作，此後有了很大的發展。
1949年6月，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警衛營内正式啟用“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軍盟”)的組織，稍後又适應士兵文化低，寫自傳有困難的情況，啟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武工隊”)的組織，開展組織發展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橫掃江南殘敵，勢如破竹，人民革命的最後勝利已成定局。
蔣介石統治集團内部，分崩離析，衆叛親離。
以盧漢為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