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下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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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服務生們的合作，表示要給他們送報紙和照片，為此我一一記下他們胸卡上的名字：“蘇燕君、買小雷、李梁。
”接着漫不經心地問：“剛才走的那哥們兒叫什麼來着？”此時，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氣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
“王效芝。
”他們中的一個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飄浮的雲端裡。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樓，一頭紮進電梯裡，先向上到了12層，又匆匆地鑽進樓另一頭的電梯。
在電梯中，我打開MD—4馬達的快速倒片開關，迅速拆出剛照的膠卷，塞進南極褲的夾層裡。
之後，又将一個新膠卷裝進相機“啪排排”過了三張。
走出K樓讓冷風一吹，我才發現自己的襯衣早已濕透，可兩條腿卻格外地輕快。
我平端着相機在K樓樓下又拍了一陣友好場面，這才悄然離去。
路上，我用無線電話叫通了總部，接電話的又是萬伯：“萬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點慰勞品。
”“行！小子。
”萬伯格登一下挂了電話，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樣。
我敢打賭，我們又鎮了美聯、路透一次。
事後我才知道，這張“王效芝”是亞運期間賣價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覺中北京市公安局撥給我的防彈背心已經到了。
我一邊在閑暇之餘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一邊加緊和北大國政系幫我推薦的幾位阿拉伯留學生發展友好關系，事實上，他們友好得簡直讓人受不了。
終于，社長穆青一聲令下，“逐項落實”，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攝影部同事柯林渭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國際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兒，從301醫院她老公那兒弄來了急救包，預備我“不測”時用。
我堅持不懈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大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鐵門質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的簽證。
我說估計我的采訪用不了三個月。
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連稱“一年、一年”。
這位外交官随後貓瞧耗子般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
””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看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新華社一位曾在巴格達遇險的記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鴨子，已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
”仿佛為我下地獄送行。
因采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而聞名的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争。
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
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
外事局長闡述外事紀律的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我心裡盤算着這句言簡意赅的最高紀律在實戰中的權威性和靈活程度。
我找到新華社人事局長，硬逼着這位束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采訪與紀律沖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
”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話。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争伍德沃德向戰時内閣要求“委托指揮法”的形象。
克勞塞維茨在《戰争論》中反複闡述，“戰争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
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争隻有勝利。
打得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 即使在當時，我也深知，執中國新聞牛耳的新華社的龐大機構和光榮傳統不能适應新技術革命下的戰争。
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數同事并不認為一場大戰迫在眉睫。
而到1998年初海灣局勢再度緊張時，許多人卻認為一場大戰已經降臨，以至于在新華社攝影部為曉果赴海灣的壯行宴上，對我“打不起來
”接着漫不經心地問：“剛才走的那哥們兒叫什麼來着？”此時，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氣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
“王效芝。
”他們中的一個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飄浮的雲端裡。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樓，一頭紮進電梯裡，先向上到了12層，又匆匆地鑽進樓另一頭的電梯。
在電梯中，我打開MD—4馬達的快速倒片開關，迅速拆出剛照的膠卷，塞進南極褲的夾層裡。
之後，又将一個新膠卷裝進相機“啪排排”過了三張。
走出K樓讓冷風一吹，我才發現自己的襯衣早已濕透，可兩條腿卻格外地輕快。
我平端着相機在K樓樓下又拍了一陣友好場面，這才悄然離去。
路上，我用無線電話叫通了總部，接電話的又是萬伯：“萬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點慰勞品。
”“行！小子。
”萬伯格登一下挂了電話，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樣。
我敢打賭，我們又鎮了美聯、路透一次。
事後我才知道，這張“王效芝”是亞運期間賣價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覺中北京市公安局撥給我的防彈背心已經到了。
我一邊在閑暇之餘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一邊加緊和北大國政系幫我推薦的幾位阿拉伯留學生發展友好關系，事實上，他們友好得簡直讓人受不了。
終于，社長穆青一聲令下，“逐項落實”，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攝影部同事柯林渭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國際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兒，從301醫院她老公那兒弄來了急救包，預備我“不測”時用。
我堅持不懈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大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鐵門質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的簽證。
我說估計我的采訪用不了三個月。
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連稱“一年、一年”。
這位外交官随後貓瞧耗子般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
””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看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新華社一位曾在巴格達遇險的記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鴨子，已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
”仿佛為我下地獄送行。
因采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而聞名的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争。
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
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
外事局長闡述外事紀律的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我心裡盤算着這句言簡意赅的最高紀律在實戰中的權威性和靈活程度。
我找到新華社人事局長，硬逼着這位束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采訪與紀律沖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
”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話。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争伍德沃德向戰時内閣要求“委托指揮法”的形象。
克勞塞維茨在《戰争論》中反複闡述，“戰争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
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争隻有勝利。
打得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 即使在當時，我也深知，執中國新聞牛耳的新華社的龐大機構和光榮傳統不能适應新技術革命下的戰争。
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數同事并不認為一場大戰迫在眉睫。
而到1998年初海灣局勢再度緊張時，許多人卻認為一場大戰已經降臨，以至于在新華社攝影部為曉果赴海灣的壯行宴上，對我“打不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