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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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社”，更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着出新聞哩，正是給中國露臉的時候。
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
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隻有1．70米，而我有1．83米。
可惜我的森帕克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卷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膠卷，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卷，可剛到面前，被後面一沖，眼看着手中的膠卷順着前邊一位金發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
我用牙縫擠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
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朦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直叫。
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
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駕汽車扔炸彈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裝上美聯圖片傳真機，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
聯合國的全面制裁使巴格達成了一座孤島，以往我與外界的聯絡全靠我那當傳真員的徒兒袁滿為報道戰争在國際長途上“侃”出的一幫“女朋友”。
袁滿是戰争前夕惟一能從北京輾轉香港、紐約要進巴格達的人，攝影部副主任林川為此在總編室會議上得意洋洋地稱之為秘密武器。
但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袁滿和他的國際娘子軍是否也加入了聯合國軍制裁的行列。
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煙。
萬般無奈，隻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于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
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讓共同社攝影記者“折”了一回，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
我的照片再次從“風眼”巴格達傳向世界，占領外國報紙。
香港《明報》已稱我為“新華社攝影大師”，《商報》稱我是“新華社攝影部20年來最大的發現”。
這還不算德國和美國報紙。
到今天我仍然堅持，衡量一個記者價值的惟一标準，是看他發出的新聞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體采用，而不是其他。
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
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隻有1．70米，而我有1．83米。
可惜我的森帕克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卷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膠卷，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卷，可剛到面前，被後面一沖，眼看着手中的膠卷順着前邊一位金發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
我用牙縫擠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
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朦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直叫。
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
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駕汽車扔炸彈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裝上美聯圖片傳真機，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
聯合國的全面制裁使巴格達成了一座孤島，以往我與外界的聯絡全靠我那當傳真員的徒兒袁滿為報道戰争在國際長途上“侃”出的一幫“女朋友”。
袁滿是戰争前夕惟一能從北京輾轉香港、紐約要進巴格達的人，攝影部副主任林川為此在總編室會議上得意洋洋地稱之為秘密武器。
但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袁滿和他的國際娘子軍是否也加入了聯合國軍制裁的行列。
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煙。
萬般無奈，隻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于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
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讓共同社攝影記者“折”了一回，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
我的照片再次從“風眼”巴格達傳向世界，占領外國報紙。
香港《明報》已稱我為“新華社攝影大師”，《商報》稱我是“新華社攝影部20年來最大的發現”。
這還不算德國和美國報紙。
到今天我仍然堅持，衡量一個記者價值的惟一标準，是看他發出的新聞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體采用，而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