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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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成一厘米寬的紙帶,幾十米長卷成一卷,輸進使館的發報機,通過高揚的無線天線變成電波,發往世界。

    萬裡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後,再将其還原成一厘米寬的紙帶,火速送往北京新華社總社,交譯電室将漢語拼音翻譯成漢字,再編發給各家報紙。

    這一招兒是任何記者沒有的,戰時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鳴而驚天下,我的老學長、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功不可沒。

     可好景不常。

    新華社中東分社社長把電話打進巴格達命令我立即撤出,我盡量和聲悅色地解釋我留下的必要性。

    可中東分社社長一言九鼎,命令我把電話交給巴格達分社社長:“馬上把電話給首席記者,不要耽誤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夠與他理論的級别。

    我跑到使館大罵新華社派駐中東的封疆大吏隻領傣祿,墨守成規。

    武官曹彭齡夫婦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來也當過新華社記者。

    兩位前輩勸我千萬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隻有服從。

    他們就是這麼一輩子服從過來的。

    直到1998年中央電視台請大使、武官和我做嘉賓紀念海灣戰争,武官與我在CCTV大演播廳相遇,他突然雙眼含淚:“當初我也許不該勸你。

    ” 1月14日淩晨,我們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機場,撤離巴格達,飛往約旦。

    我手提鋼盔和防彈背心,這樣可以避免超重。

    我想混進機場拍些撤退的場面,可士兵攔住不讓,一個小特務惡狠狠地說:“為什麼讓你進?!”我突然發現一夥西方電視記者走進來拍電視,一個新聞部的家夥在前面引路,他們長驅直入。

    我也把三個相機全挂在身上,晃着往裡走。

    小特務又出來擋我:“我看你像旅客。

    ”“我是記者。

    ”我推開他就往裡走。

     在機場,我由于沒辦離境簽證手續而被扣押。

    在戰時伊拉克,常駐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辦簽證手續。

    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沒有随其他同事辦出境手續,打算潛伏下來,現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約旦,交給新華社約旦分社。

    不想在邊境上被捕。

    使館幾位同胞上前理論毫無用處,還被趕出辦公室。

    鄭大使不得不親自出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格達大使,我擔保這個人…”我已經數次看到大使躬親擔保勞工等人,鎮靜、靈活、耐心、堅定而又不失風度。

     中午時分,我們抵達安曼機場,全體去使館吃飯,我沒去,先回分社趕發傳真照片。

    下午英文記者李大偉與首席老朱繼續飛往開羅,約旦分社的老楊去大馬士革,我則留守約旦——這次海灣戰争的“瑞士”,伺機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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