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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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進一輛“考斯特”車。

    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馳”和“豐田”後備箱裡,老朱開“奔馳”,我開“豐田”,運了兩趟。

    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我搬,首席管細軟。

    淩晨四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機之類,半小時内完活兒。

    我又去叫醒房東,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

    房東老太太問道:“Youllleavereally(你們真的要走嗎)?”說着嗚嗚哭了起來。

     1月13日淩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機場。

    幾名修女正與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們計劃飛往梵蒂岡。

    機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表,“因為懷疑是爆炸物”。

    李大偉指着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兒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

    ”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有飛鷹搭扣的共和國衛隊軍用腰帶。

    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着打開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10寸傳真片。

    這張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會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200毫米鏡頭拍的,仿佛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

    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頓時傻了,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黑雲壓城,拍攝、沖曬、放大、傳真之餘,我開始采寫文字新聞。

    戰争狀态下,我越來越感到僅靠圖片已無法勝任大戰在即的特殊要求。

    随着巴格達走向戰争深淵,日益淪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我的狗屎文章裹挾着照片登上了國内外報刊的版面。

    連當時很少用新華社通稿的《北京晚報》也在1991年1月15日頭版刊登了我的《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事後,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創始人辛少瑛問我在通訊阻絕的巴格達是怎麼把稿子發出來的,我說這有賴于我一流的漢語拼音。

     進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國際通訊全部中斷,由于沒有了電話,以往新華社向外界發稿的傳真機無法工作。

    此時,惟一能與外界交流的僅有大使館的無線電台。

    可惜電台僅能發密電碼,這讓平素以文傳發稿的新華社記者束手無策。

    就在我熱鍋上螞蟻般四處亂撞之際,鄭大使把我招進了官邸。

    他問我是否可以用漢語拼音寫文章并用打字機編碼打孔。

    我說我的漢語拼音至少在新華社中東地區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編碼、打孔更何足道哉。

    大使聽罷說:“小子,從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館電台幫你發一篇稿子。

    不過報務員隻管發打完孔、編好碼的紙帶。

    每天下午5點前把你的紙帶給我拿來。

    ”于是從此,我每天把所見所聞都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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