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我和河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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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

    新華社播發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的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廣泛采用。

     戰争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花重金租了一輛汽車,計劃驅車七百多公裡前往伊拉克魯威謝德邊境地區采訪。

    我當時囊中羞澀,正發愁如何是好。

    河野漫不經心地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車,快去買些咱們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 途中,我的照相機被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用“皇軍”,硬通貨千方百計營救,把士兵請到一邊“單獨談話”,我才得以繼續上路。

    隻有在不斷的危險中,才能體會到朋友的重要。

     在魯威謝德邊境,一位高舉尼康F—4的白人記者被群情激憤的難民圍在核心,任憑他怎麼搖晃胸前的大号楓葉紀念章還是被推來搡去。

    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這家夥像看見了救星:“唐!快告訴他們我真是加拿大人。

    ”我正奇怪他怎麼認識我,他竟拼了命擠到我身邊,氣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門交換過名片。

    ”我終于想了起來,不過,這小子上次可是美國人。

    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攝影背心:“中國人能證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 我本不想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麥克、印尼《坦波》雜志的尤麗、法國嘎瑪圖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約旦河東岸貝卡難民營。

    熱情的麥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車。

    途中麥克得意地說我們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決沒有被綁架的危險。

    聽他這麼一說,我暗暗地為單槍匹馬去死海采訪的河野擔起心來。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趕回安曼洲際飯店,隻見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電話發呆。

    看到我一頭撞進來,他兩手一攤:“河野與攝影記者大河源被約旦傘兵抓走了。

    ”與我兩天前的遭遇一樣,大河源在死海邊照相,被傘兵抓住,河野上前營救,被一起抓走。

    近藤說河野在被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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