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沒有司令部的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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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了行駛于沃羅涅日和卡斯托爾諾耶間的工程列車。
拂曉便到了目的地。
我們找到了科斯堅科将軍。
他的快速集群指揮所開設在卡斯托爾諾耶。
目前這一指揮所隻有科斯堅科和陪同他的兩名軍官。
不難猜到司令員是多麼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司令部到來：進攻可是明天早上就開始呀。
将軍一個勁地責備我們遲到。
不過我已知道，科斯堅科盡管外表嚴厲，說話有些尖刻，卻是一個最善良的人，和他一起工作是輕松的。
我們從戰争的頭幾天起就互相抱有真摯的好感。
這次科斯堅科也很快就走了。
受博金委托拟制戰役計劃的第13集團軍參謀長佩特魯舍夫斯基上校來了。
他詳細向我介紹了進攻準備過程。
“怎麼會這樣？”我詫異了。
“你們集團軍可是明天就要出發了。
” “是的，看來同時突擊是搞不成了。
” 我很喜歡A·B·佩特魯舍夫斯基的文化修養。
他挂滿征塵的軍服在作戰條件下看來顯得出奇地整潔，他穿起來也格外幽雅。
佩特魯舍夫斯基談話很平靜，總是帶着老參謀人員那種引人注目的謙恭。
他的話有言簡意赅的特點。
不過，他給我說的這些卻不能使我高興。
我明白，戰役計劃實際上還沒有開始拟制。
隻做了唯一的一件事：給軍隊下達了進攻戰鬥命令。
但是，無論是協同動作計劃，還是戰鬥和物質技術保障計劃，還是無線電信号表，還是密碼地圖，凡是準備實施進攻戰役的司令部所需做的事，目前一件都沒做。
這一切，都是因為方面軍司令部過晚下達準備戰役的指示。
博金在等總司令由羅斯托夫返回時，看來在定下決心之前猶豫了很長時間，直到元帥回到沃羅涅日後才定下決心。
我的一些助手産生了這樣的想法：把發起進攻的時間往後推延幾天是不是更好？但是，拖延是不行的。
必須看到，奪占了帕韋列茨、斯科平和切爾納瓦等市的敵人，有前出我北翼各集團軍深遠後方的危險。
敵人在葉列茨方向也在繼續進攻。
昨天葉列茨淪陷，法西斯分子已向紮頓斯克急進。
隻在卡斯托爾諾耶方向，敵人才被迫抗擊我軍的頑強反沖擊。
由于德軍各師繼續在葉列茨方向推進，這些師的正面便大大拉寬，中間形成了一些保障薄弱的地段。
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這裡實施突然的突擊。
科斯堅科将軍的快速集群應與第13集團軍協同，盡快實施這一突擊。
佩特魯舍夫斯基把軍隊實力表交給了我。
快速集群共有約兩萬人、八十二挺重機槍、三百六十挺輕機槍、八十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一百二十六門火炮（包括反坦克炮）。
坦克目前一輛也沒有。
第13集團軍（我們集群應與其密切協同）編有六個人員很少的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還有一個甚至一輛坦克都沒有的坦克旅（總計一萬九千人、六十挺重機槍、九十五挺輕機槍，二十一門火炮和五門迫擊炮。
） 我們把自己的兵力同德軍兵力（戰役過程中這些情報差不多完全得到了證實）比較後，結果是不能令人高興的。
我們的人員大約比敵人多八千人，但法西斯軍隊的機槍卻多得多（它們有兩千多挺，而我們不到一千挺）；敵人有四百七十門火炮和迫擊炮，我們隻有二百四十五門；敵人有四十至五十輛坦克，而我們目前連一輛也拿不出來。
按照軍事學術理論，在那樣的兵力對比下是不可能進攻的。
可是1941年秋季紅軍越來越經常地推翻了過去的陳規。
我們剛剛實施的羅斯托夫進攻戰役，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的軍事首長越來越經常地重溫大家喜歡的蘇沃洛夫名言：“在戰争中要做敵人認為不可能做的事。
” 我在熟悉下達給快速集群的進攻戰鬥命令内容時，驚奇地發現，這一命令同方面軍司令部的戰鬥号令明顯不一緻：博金規定我們快速集群向利夫内實施主要突擊，而科斯堅科将軍卻把主要突擊大大右移，指向葉列茨。
“科斯堅科認為這樣較好。
”佩特魯舍夫斯基簡煉地解釋說。
我再次看了一遍方面軍司令部的戰鬥号令。
任務規定得很明确： 第3集團軍扼守所占防禦地區，并向葉無列莫 夫、阿爾漢格爾斯科耶方向實施積極行動，在那裡 牽制法西斯軍隊（積極行動，指的是進攻）。
第13集團軍以一部兵力在葉列茨以北進攻，與快速集群對進，不讓敵人奪取葉列茨市。
快速集群由葉列茨西南六十公裡的地域向西北面利夫内市進攻，以便通過向翼側和後方實施突擊，粉碎敵軍葉列茨集團（博金努力給編入快速集群的 每一個兵團都詳細規定了行動。
）對于配置在快速集群以南的第40集團軍，則要求它實施積極行動，不 讓敵前出我進攻軍隊的翼側和後方。
文書中一切都是規定得十分詳細，表現了博金将軍的作風：他愛親自考慮預定戰役的細節，實際上是替執行者解決一切問題。
當時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通病。
我曆來不喜歡這種領導方法——它會降低部屬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妨礙其創造能力的發展，使其學會隻指望上級指示。
科斯堅科本來隻要照抄從方面軍司令部收到的文件，分發到軍隊無條件執行就可以了。
但是他卻采取了另一種作法。
博金将軍力圖将快速集群主力調到敵軍葉列茨集團深遠後方的交通線，即利夫内地域，看來他是認
拂曉便到了目的地。
我們找到了科斯堅科将軍。
他的快速集群指揮所開設在卡斯托爾諾耶。
目前這一指揮所隻有科斯堅科和陪同他的兩名軍官。
不難猜到司令員是多麼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司令部到來：進攻可是明天早上就開始呀。
将軍一個勁地責備我們遲到。
不過我已知道，科斯堅科盡管外表嚴厲，說話有些尖刻，卻是一個最善良的人，和他一起工作是輕松的。
我們從戰争的頭幾天起就互相抱有真摯的好感。
這次科斯堅科也很快就走了。
受博金委托拟制戰役計劃的第13集團軍參謀長佩特魯舍夫斯基上校來了。
他詳細向我介紹了進攻準備過程。
“怎麼會這樣？”我詫異了。
“你們集團軍可是明天就要出發了。
” “是的，看來同時突擊是搞不成了。
” 我很喜歡A·B·佩特魯舍夫斯基的文化修養。
他挂滿征塵的軍服在作戰條件下看來顯得出奇地整潔，他穿起來也格外幽雅。
佩特魯舍夫斯基談話很平靜，總是帶着老參謀人員那種引人注目的謙恭。
他的話有言簡意赅的特點。
不過，他給我說的這些卻不能使我高興。
我明白，戰役計劃實際上還沒有開始拟制。
隻做了唯一的一件事：給軍隊下達了進攻戰鬥命令。
但是，無論是協同動作計劃，還是戰鬥和物質技術保障計劃，還是無線電信号表，還是密碼地圖，凡是準備實施進攻戰役的司令部所需做的事，目前一件都沒做。
這一切，都是因為方面軍司令部過晚下達準備戰役的指示。
博金在等總司令由羅斯托夫返回時，看來在定下決心之前猶豫了很長時間，直到元帥回到沃羅涅日後才定下決心。
我的一些助手産生了這樣的想法：把發起進攻的時間往後推延幾天是不是更好？但是，拖延是不行的。
必須看到，奪占了帕韋列茨、斯科平和切爾納瓦等市的敵人，有前出我北翼各集團軍深遠後方的危險。
敵人在葉列茨方向也在繼續進攻。
昨天葉列茨淪陷，法西斯分子已向紮頓斯克急進。
隻在卡斯托爾諾耶方向，敵人才被迫抗擊我軍的頑強反沖擊。
由于德軍各師繼續在葉列茨方向推進，這些師的正面便大大拉寬，中間形成了一些保障薄弱的地段。
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這裡實施突然的突擊。
科斯堅科将軍的快速集群應與第13集團軍協同，盡快實施這一突擊。
佩特魯舍夫斯基把軍隊實力表交給了我。
快速集群共有約兩萬人、八十二挺重機槍、三百六十挺輕機槍、八十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一百二十六門火炮（包括反坦克炮）。
坦克目前一輛也沒有。
第13集團軍（我們集群應與其密切協同）編有六個人員很少的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還有一個甚至一輛坦克都沒有的坦克旅（總計一萬九千人、六十挺重機槍、九十五挺輕機槍，二十一門火炮和五門迫擊炮。
） 我們把自己的兵力同德軍兵力（戰役過程中這些情報差不多完全得到了證實）比較後，結果是不能令人高興的。
我們的人員大約比敵人多八千人，但法西斯軍隊的機槍卻多得多（它們有兩千多挺，而我們不到一千挺）；敵人有四百七十門火炮和迫擊炮，我們隻有二百四十五門；敵人有四十至五十輛坦克，而我們目前連一輛也拿不出來。
按照軍事學術理論，在那樣的兵力對比下是不可能進攻的。
可是1941年秋季紅軍越來越經常地推翻了過去的陳規。
我們剛剛實施的羅斯托夫進攻戰役，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的軍事首長越來越經常地重溫大家喜歡的蘇沃洛夫名言：“在戰争中要做敵人認為不可能做的事。
” 我在熟悉下達給快速集群的進攻戰鬥命令内容時，驚奇地發現，這一命令同方面軍司令部的戰鬥号令明顯不一緻：博金規定我們快速集群向利夫内實施主要突擊，而科斯堅科将軍卻把主要突擊大大右移，指向葉列茨。
“科斯堅科認為這樣較好。
”佩特魯舍夫斯基簡煉地解釋說。
我再次看了一遍方面軍司令部的戰鬥号令。
任務規定得很明确： 第3集團軍扼守所占防禦地區，并向葉無列莫 夫、阿爾漢格爾斯科耶方向實施積極行動，在那裡 牽制法西斯軍隊（積極行動，指的是進攻）。
第13集團軍以一部兵力在葉列茨以北進攻，與快速集群對進，不讓敵人奪取葉列茨市。
快速集群由葉列茨西南六十公裡的地域向西北面利夫内市進攻，以便通過向翼側和後方實施突擊，粉碎敵軍葉列茨集團（博金努力給編入快速集群的 每一個兵團都詳細規定了行動。
）對于配置在快速集群以南的第40集團軍，則要求它實施積極行動，不 讓敵前出我進攻軍隊的翼側和後方。
文書中一切都是規定得十分詳細，表現了博金将軍的作風：他愛親自考慮預定戰役的細節，實際上是替執行者解決一切問題。
當時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通病。
我曆來不喜歡這種領導方法——它會降低部屬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妨礙其創造能力的發展，使其學會隻指望上級指示。
科斯堅科本來隻要照抄從方面軍司令部收到的文件，分發到軍隊無條件執行就可以了。
但是他卻采取了另一種作法。
博金将軍力圖将快速集群主力調到敵軍葉列茨集團深遠後方的交通線，即利夫内地域，看來他是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