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介石與“一·二八”
關燈
小
中
大
蔣介石雖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動作依然不斷，身在奉化老家，并無礙遙控南京政權。
他于離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長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檔案，再命黃埔弟子賀衷寒、康澤等積極籌組複興社，以鞏固特務勢力。
唐縱也透露蔣于下野之初下令組織“十人聯絡組”，又稱“十人團”，分布各地。
(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二十八)他為了盡快複出，有借重國民黨内汪精衛及其改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婦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達杭州，當晚與蔣閉門深談，翌日報紙隻透露“晤談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屬實，是日蔣汪聯名緻電胡漢民，促其入京，已發蔣汪合作的先聲。
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孫科偕何應欽等飛抵杭州，張人傑、張繼設宴于煙霞洞，蔣汪同時赴宴，狀至愉快。
這一批國民黨要員又于宴後辟室會商，決定共同入京。
林森與孫科在南京顯然難以應付，外交與财政問題尤不堪負荷。
蔣、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開緊急會議。
再過兩天，孫科就主動宣布辭職，由汪精衛于元月二十八日繼任行政院長，并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
三月六日，國民黨召開中政會，正式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自此蔣委員長成為最高領袖的代名詞，又逐步恢複到一人軍事獨裁的局面。
甯粵決裂時，粵方堅持蔣下野以及撤銷總司令以奪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費。
蔣氏不僅迅速複出，而且重握軍權，隻是換了一個頭銜，由蔣總司令搖身一變成為蔣委員長。
蔣汪合作，各取所需。
蔣因甯粵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粵方之勢，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種。
同時蔣已得罪了胡漢民，另外需要元老級的老國民黨來擡轎子。
而汪氏的改組派與粵亦有意識形态的矛盾以及權力之争，也不難被分化。
至于汪本人，無論動機在于共赴國難或政治分贓，于多年流亡之餘，終于有主政的機會，自然難以拒絕。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變”。
此一事變，在國民黨史冊上，“不惟表現了我軍犧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戰的意志，國際視聽亦為之一變。
”(台灣版高中曆史教科書第三十二章)其實這一作戰，卻是在對蔣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況下出現的。
蔣介石與汪精衛絕不是抗日首義作戰者，他們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
他們上台時就批評孫科政府陳友仁對日政策太過強硬，所謂強硬，不過是要和日本“和平絕交”。
陳友仁也不客氣地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聲言：“餘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衛戍京滬的十九路軍。
此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是陳銘樞。
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軍長蔡廷锴、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年都是陳銘樞第四團的團附、副官、連、排長。
這一陳家班的部隊，由于甯粵談判讨論國民黨複合問題時，自江西調到京滬一帶，任衛戍之職，為對甯粵雙方的保證。
廣州方面是不相信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
所以，十九路軍的衛戍京滬，就順理成章了。
雖然如此，蔣介石卻始終不放心，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他的嫡系軍隊，自然難以絕對配合他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蔣介石的親日政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東北，如今十九路軍駐在京滬，礙手礙腳，自所當然。
于是，把十九路軍調走，也就是遲早的事。
正在這時候，日本海軍為了不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專美于前，也派遣軍艦四艘到上海示威，并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
接着又把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
同時，上海的日本僑民又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連舉行居留民大會和遊行，請日本政府迅速用斷然手段徹底解決中日間所有懸案，根本制止中國的反日運動。
日本浪人更乘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撕毀中國商店的反日标語，甚至毆打行人。
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東打傷中國工人。
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現了“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日本僑民三千餘人在會中決議：“日本須斷然膺懲暴戾的中國。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個日本和尚給打傷了，日本僑民兩千餘人，就在二十日這天，借口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同時在閘北地區搗毀了中國商店，毆打行人。
這些情形和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本僑民請願，向東北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
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曉，日本浪人兩次放火燒了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并砍傷了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日本陸戰隊也同時出動。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軍增派兵艦趕來上海。
一月二十三日，日文報紙傳聲警告：日本艦隊司令和日本僑民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制止抗日運動，并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自由行動。
日本人既已橫行至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電中央，表示說：“據報：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并聞将取斷然處置。
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十九路軍這種決心抗日的舉動，顯然與蔣介石處處對日本低聲下氣的政治不合。
于是，他決定立刻調走十九路軍，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應日本人道歉、賠款、解散抗日團體四條件。
可是，雖然答應了四條件，日本人還是大動幹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已極為苛刻，而蔣汪南京政府縱使向日本人既磕頭又作揖，可是日本人還是不肯罷休，大出蔣介石意料之外。
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記中說：“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認，彼亦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沖突也。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發出退讓後又被日本人出賣的哀鳴! 蔣介石原是決心要調走十九路軍的，拟“以憲兵第六團接替第十九路軍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緩沖其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沖突”。
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難待，突于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閘北，“首向中國警察開始攻擊，繼則攻擊中國正式軍隊”。
十九路軍不及調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
(參閱顧維鈞《關于中國政府在滬東開始時決定和平政策之說帖》) 蔣介石調來憲兵第六團固然遲了一步，但是十九路軍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産生了鬼使神差的結果。
憲兵第六團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達真如，其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锴就在真如，當晚全線抵抗的命令，就發自真如指揮所
他于離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長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檔案，再命黃埔弟子賀衷寒、康澤等積極籌組複興社，以鞏固特務勢力。
唐縱也透露蔣于下野之初下令組織“十人聯絡組”，又稱“十人團”，分布各地。
(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二十八)他為了盡快複出，有借重國民黨内汪精衛及其改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婦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達杭州，當晚與蔣閉門深談，翌日報紙隻透露“晤談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屬實，是日蔣汪聯名緻電胡漢民，促其入京，已發蔣汪合作的先聲。
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孫科偕何應欽等飛抵杭州，張人傑、張繼設宴于煙霞洞，蔣汪同時赴宴，狀至愉快。
這一批國民黨要員又于宴後辟室會商，決定共同入京。
林森與孫科在南京顯然難以應付，外交與财政問題尤不堪負荷。
蔣、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開緊急會議。
再過兩天，孫科就主動宣布辭職，由汪精衛于元月二十八日繼任行政院長，并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
三月六日，國民黨召開中政會，正式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自此蔣委員長成為最高領袖的代名詞，又逐步恢複到一人軍事獨裁的局面。
甯粵決裂時，粵方堅持蔣下野以及撤銷總司令以奪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費。
蔣氏不僅迅速複出，而且重握軍權，隻是換了一個頭銜，由蔣總司令搖身一變成為蔣委員長。
蔣汪合作，各取所需。
蔣因甯粵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粵方之勢，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種。
同時蔣已得罪了胡漢民，另外需要元老級的老國民黨來擡轎子。
而汪氏的改組派與粵亦有意識形态的矛盾以及權力之争，也不難被分化。
至于汪本人，無論動機在于共赴國難或政治分贓，于多年流亡之餘，終于有主政的機會，自然難以拒絕。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變”。
此一事變，在國民黨史冊上，“不惟表現了我軍犧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戰的意志，國際視聽亦為之一變。
”(台灣版高中曆史教科書第三十二章)其實這一作戰，卻是在對蔣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況下出現的。
蔣介石與汪精衛絕不是抗日首義作戰者，他們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
他們上台時就批評孫科政府陳友仁對日政策太過強硬，所謂強硬，不過是要和日本“和平絕交”。
陳友仁也不客氣地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聲言：“餘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衛戍京滬的十九路軍。
此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是陳銘樞。
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軍長蔡廷锴、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年都是陳銘樞第四團的團附、副官、連、排長。
這一陳家班的部隊，由于甯粵談判讨論國民黨複合問題時，自江西調到京滬一帶，任衛戍之職，為對甯粵雙方的保證。
廣州方面是不相信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
所以，十九路軍的衛戍京滬，就順理成章了。
雖然如此，蔣介石卻始終不放心，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他的嫡系軍隊，自然難以絕對配合他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蔣介石的親日政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東北，如今十九路軍駐在京滬，礙手礙腳，自所當然。
于是，把十九路軍調走，也就是遲早的事。
正在這時候，日本海軍為了不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專美于前，也派遣軍艦四艘到上海示威，并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
接着又把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
同時，上海的日本僑民又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連舉行居留民大會和遊行，請日本政府迅速用斷然手段徹底解決中日間所有懸案，根本制止中國的反日運動。
日本浪人更乘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撕毀中國商店的反日标語，甚至毆打行人。
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東打傷中國工人。
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現了“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日本僑民三千餘人在會中決議：“日本須斷然膺懲暴戾的中國。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個日本和尚給打傷了，日本僑民兩千餘人，就在二十日這天，借口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同時在閘北地區搗毀了中國商店，毆打行人。
這些情形和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本僑民請願，向東北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
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曉，日本浪人兩次放火燒了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并砍傷了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日本陸戰隊也同時出動。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軍增派兵艦趕來上海。
一月二十三日，日文報紙傳聲警告：日本艦隊司令和日本僑民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制止抗日運動，并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自由行動。
日本人既已橫行至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電中央，表示說：“據報：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并聞将取斷然處置。
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十九路軍這種決心抗日的舉動，顯然與蔣介石處處對日本低聲下氣的政治不合。
于是，他決定立刻調走十九路軍，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應日本人道歉、賠款、解散抗日團體四條件。
可是，雖然答應了四條件，日本人還是大動幹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已極為苛刻，而蔣汪南京政府縱使向日本人既磕頭又作揖，可是日本人還是不肯罷休，大出蔣介石意料之外。
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記中說：“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認，彼亦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沖突也。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發出退讓後又被日本人出賣的哀鳴! 蔣介石原是決心要調走十九路軍的，拟“以憲兵第六團接替第十九路軍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緩沖其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沖突”。
但是由于日本人的色急難待，突于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閘北，“首向中國警察開始攻擊，繼則攻擊中國正式軍隊”。
十九路軍不及調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
(參閱顧維鈞《關于中國政府在滬東開始時決定和平政策之說帖》) 蔣介石調來憲兵第六團固然遲了一步，但是十九路軍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産生了鬼使神差的結果。
憲兵第六團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達真如，其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锴就在真如，當晚全線抵抗的命令，就發自真如指揮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