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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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時代，稱之為“黃金十年”，也許從國民黨的眼光看，那是難得的十年。
但是即使如此，實在也“黃金”不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業與教育上的建設，根本無法掩蓋那十年中，幾乎是連年戰亂、強寇壓境，國家命運的嚴峻，不下于北洋時代，而民生之凋敝，導緻哀鴻遍野，以及對整個學術言論自由的壓制，則尤過之。
總之，蔣介石基本上要求一個服從的國民，而于此十年之間，從來沒有認真談過基于憲政的民主、人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會的改良等等。
(參閱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許多中外民國史學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稱之為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
其實，斯乃胡漢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與放逐之後，并未能真正地實施，其結果如胡氏所說，成為走向個人集權的軍事獨裁。
更精确地說，應是基于特務組織上的軍事獨裁，連國民黨都被“閹割”了(參閱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軍事獨裁的頭頭就是蔣介石。
因而蔣氏個人密切關系到整個南京政府的成敗。
外國學者旁觀者清，較易看出蔣介石在知識上的短缺，理論的淺薄，對國際事務所知極為有限，隻是一個十足的軍人。
(參閱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實，連軍人也不“十足”。
之所以認為“十足”，因誤認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
一個士官畢業生，至少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才能，但事實上，他隻是在振武學校習軍事，與士官完全無緣。
他在戰場上的表現，始終拙劣，北伐前期靠會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後期靠馮玉祥、閻錫山等。
他又先後依靠俄國軍事顧問、德國軍事顧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
所以蔣介石軍事上的成績，如果除去這些人的貢獻，絕對是不及格的。
蔣于困難時，為了解決問題，尚可與能者共患難，但絕不可能享一點安樂，因其個人才智有限，下意識的自卑感，必然對能者疑懼，非除之不能安心。
因此像古時候無能的帝王一樣，唯有與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患難安樂與共。
蔣介石沒有太監，卻有太監的替身。
所謂“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喚而效忠不懈的特務之類。
唐縱日記所記蔣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紀念周的訓話，可見一斑： (校長)并且要我們團結精神統一意志，實質擔負黨的中堅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礙。
統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長(自謂)的意志為意志、服從我(自謂，以下準此)的主張，一緻行動才可以報中國。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九) 如此“統一意志”，除了唐縱輩視為當然外，誰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與馮、閻也不會肯，難怪無法與蔣“團結”了。
蔣介石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蔣之意志為意志。
但畢竟有用不盡的“内親關系”，姻親之血更濃于水，在緊要關頭至少可以“一緻行動”。
宋子文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自有足夠的理财知識和本領。
他原是在廣州以及武漢政府的财政部長，蔣把他争取過來，與宋美齡結婚後，這層關系更加穩固。
然而宋在所謂“黃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黃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對中國問題理解的淺和狹，遠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識相襯，那些西方
但是即使如此，實在也“黃金”不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業與教育上的建設，根本無法掩蓋那十年中，幾乎是連年戰亂、強寇壓境，國家命運的嚴峻，不下于北洋時代，而民生之凋敝，導緻哀鴻遍野，以及對整個學術言論自由的壓制，則尤過之。
總之，蔣介石基本上要求一個服從的國民，而于此十年之間，從來沒有認真談過基于憲政的民主、人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會的改良等等。
(參閱Chi，NationalistChinaatWar，P．29) 許多中外民國史學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稱之為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
其實，斯乃胡漢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與放逐之後，并未能真正地實施，其結果如胡氏所說，成為走向個人集權的軍事獨裁。
更精确地說，應是基于特務組織上的軍事獨裁，連國民黨都被“閹割”了(參閱CambridgeHistoryofChina，P．136)，此一軍事獨裁的頭頭就是蔣介石。
因而蔣氏個人密切關系到整個南京政府的成敗。
外國學者旁觀者清，較易看出蔣介石在知識上的短缺，理論的淺薄，對國際事務所知極為有限，隻是一個十足的軍人。
(參閱Thomson，whileChinaFacedWest，P．12)其實，連軍人也不“十足”。
之所以認為“十足”，因誤認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
一個士官畢業生，至少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才能，但事實上，他隻是在振武學校習軍事，與士官完全無緣。
他在戰場上的表現，始終拙劣，北伐前期靠會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後期靠馮玉祥、閻錫山等。
他又先後依靠俄國軍事顧問、德國軍事顧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
所以蔣介石軍事上的成績，如果除去這些人的貢獻，絕對是不及格的。
蔣于困難時，為了解決問題，尚可與能者共患難，但絕不可能享一點安樂，因其個人才智有限，下意識的自卑感，必然對能者疑懼，非除之不能安心。
因此像古時候無能的帝王一樣，唯有與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患難安樂與共。
蔣介石沒有太監，卻有太監的替身。
所謂“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喚而效忠不懈的特務之類。
唐縱日記所記蔣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紀念周的訓話，可見一斑： (校長)并且要我們團結精神統一意志，實質擔負黨的中堅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礙。
統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長(自謂)的意志為意志、服從我(自謂，以下準此)的主張，一緻行動才可以報中國。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九) 如此“統一意志”，除了唐縱輩視為當然外，誰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與馮、閻也不會肯，難怪無法與蔣“團結”了。
蔣介石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蔣之意志為意志。
但畢竟有用不盡的“内親關系”，姻親之血更濃于水，在緊要關頭至少可以“一緻行動”。
宋子文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自有足夠的理财知識和本領。
他原是在廣州以及武漢政府的财政部長，蔣把他争取過來，與宋美齡結婚後，這層關系更加穩固。
然而宋在所謂“黃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黃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對中國問題理解的淺和狹，遠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識相襯，那些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