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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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也就難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蔣介石,時時掣肘,把國家财政視為個人的軍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見兵的尴尬,無可奈何的氣憤。

    繼宋為财長的孔祥熙,才學固遜,鄉願更甚,更能配合蔣氏無知無能的獨斷獨行。

    然而無論孔、宋,以皇親國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孔宋兩家都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蔣介石,清黨反共,鎮壓群衆運動,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動派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稱之為“一個流産的革命”,并謂蔣氏已把國民革命轉化為軍事集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法西斯政黨。

    (Eastman,TheAbortiveRevolution,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離口,在他嘴巴裡,連革命搞得最兇的共産黨都成了反動派了,無非要繼承孫中山的革命法統。

    其實他所謂的革命,必須以他的意志為意志,所有不服從他主張的人非“逆”即“匪”。

    這是一種霸道主義,邵元沖在日記中留下一條,頗可透露“蔣幫”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國民黨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憤下聚會: 全市黨員在中央大學開會,介石前往演說,中有一人稍施譏彈,季陶即叱令縛跪,介石亦頓足怒罵,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沖日記》,頁七七六) “稍施譏彈”,就被綁起來下跪,被“頓足怒罵”,固無一點言論自由之可言,更無人權之尊嚴與保障。

    蔣介石和戴季陶輩的作風,何異于北洋時代的惡劣軍閥。

    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脾氣,還沒有蔣、戴那樣暴烈! 北洋軍閥固然是軍閥,國民黨的地方軍頭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也被稱之為軍閥。

    蔣介石沒有被稱之為軍閥,因其擁有中央,有大一統之志,所謂軍閥每指軍事強人割據的“地方主義”。

    事實上,馮、閻、李輩何嘗不胸懷全國,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會遜于蔣。

    他們如擁有中央,作為也不可能輸給蔣。

    蔣雖擁有中央,有志統一,但一直很“地方”,隻不過是他“割據”的地方較大、“資源”較多而已。

    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軍校學生訓話,說是“三年前立一個志,要統一中國,現在做到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一),但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後,以為統一了,其實西南仍然形同獨立,中共蘇區猶在。

    美國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報告,仍謂國民政府不成其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狀态(NelsonJohnsontoS.K.Hornbeck,Junel1933)。

    一直到抗戰爆發,同禦外侮,才勉強可說是統一,已經是“黃金十年”的盡頭了。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統一外,還想到國家的尊嚴和建設,然而這兩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

    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權利,自有助于國家的尊嚴,但除了一九三三年獲得關稅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權、租界、經濟權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時日本不僅加緊侵奪利權,更進而侵占領土,使回收利權運動,顯得毫無意義。

    至于經濟建設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币制統一了,于一九三五年發行了法币,鐵路與公路增多了,還增添了航空、郵政等等,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間,一共請了二十六位國聯經濟專家,提供農業、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見。

    但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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