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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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郵報》寫文章的人問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曆史上有過類似大蕭條這樣的事情沒有？他回答說：“有的，那叫黑暗時代，前後共400年。
”為此驚呼大難臨頭，未免言過其實，但是這兩個曆史時期至少有一點看來确實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麼在作祟。
有人籠統地歸罪于“時勢”，這所謂“時勢”乃是胡佛的隐諱真相的說法。
有人又把大蕭條同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混為一談，往往說，“大蕭條以來我還沒有進過城”；或者說，“過去我常進城，不過那是大蕭條以前的事了。
”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約翰·E·埃傑頓說大蕭條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懶怠工造成的。
他說：“很多現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時偏要罷工，便是根本不想幹。
他們無非想乘機替共産黨鼓吹罷了。
”對于這種含沙射影的指責，失業隊伍裡着實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
他們采取這種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國基督新教的道德觀還很有勢力。
千百萬人陷入絕境，當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會工作者們卻一再說：失業的人自覺羞愧。
1932年2月，有個人被房東攆走，他對《紐約每日新聞》的記者說：“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固定工作了，有時我真覺得自己像個殺人犯似的。
我怎麼搞的，連自己的孩子也沒法照顧啦？” 由于教養的關系，這樣的人自小就相信，誰賣力氣，誰就有出息。
現在呢，不管勤的懶的，一概倒黴，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喪。
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當時所說：“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不信任了。
”17年後，裡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剖析一個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這種困境時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屢試屢敗，前程絕望，一個人就很可能再也沒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壓力，于是滿心内疚，隻恨自己無能。
”某某人甯可自殺也不靠救濟過活，這樣的報道當時報紙上登過不少。
埃米爾·迪爾凱姆法國社會學家(1858～1917年)。
——譯者早就創造了“利他主義的自殺者”這個術語，說這種人甯可犧牲自己，也不願成為社會的負擔。
真正的原因在哪裡呢？在于從柯立芝總統到胡佛總統任内的所謂“新世紀”的繁榮并沒有确實的基礎。
回顧起來，大蕭條似乎是産業革命最後來了一次大動蕩，由此在新的技術革命到來之前造成的一個間歇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于有了各種大規模生産的技術，工人每小時的勞動生産率已經提高了40%以上。
既然有了這樣大量的商品生産，消費者的購買力顯然也需要相應提高，這就是說，要增加工資。
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沒有随着生産力的提高而相應增加。
就是在黃金時代的1929年這一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也已計算過，一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
一句話，購買力跟不上商品産量。
那時有各種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為産量突增不是什麼問題，說什麼“隻要有個好推銷員，什麼都能賣得出去”。
實際上是，有錢的人搞股票投機(有些并非有錢的人也做投機買賣)，而掮客則提倡一種可說是群衆性的投機，慫恿那些手頭并不寬裕的顧客亂買東西，靠延期過長的賒賬的辦法來做買賣。
由于經紀人到處放賬，股票市場基礎不穩，終于垮台。
影響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銷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萬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賬了，因為他們不管什麼商品都一概賒給無力付款的人。
“新世紀”的繁榮時期就此結束，接踵而來的是一場大恐慌，全國惶惶然不知所措。
上次的長期經濟危機發生在1893年，自此以後，美國已經高度工業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鄉，已經不可能了。
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難臨頭的前夕擔任總統，可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在當商務部長時隻醉心于提高生産力，卻不注意購買力不足的危險性。
他隻是在卸任離開白宮很久以後，對當年的事才有所醒悟。
他寫道：“這邊為數不過幾千人……卻占有大部分的生産成果；……那邊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卻隻分到那麼一點點東西。
” 從股票市場崩潰到1932年(大蕭條時期最慘的一年)，經濟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這個下降趨勢又因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緣故而更加速了。
按老規矩說，這些措施本該使經濟複興的，可是事實恰好相反。
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物價是不能降的，于是銷售量下降了。
銷售量一減，隻好用解雇工人的辦法來降低商品成本。
這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失業了，哪裡有錢去買别的工業部門的産品呢?這樣，銷售額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購買力的全面萎縮，結果是：産業工人窮了下來，連累農民也窮；而農民的窮，又回頭加深了産業工人的窮。
“誰也沒錢買對方的東西，”這是一個俄克拉何馬州人在國會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的話，這把惡性循環這個現象說得清清楚楚。
“所以，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裡，既是生産過剩，又是消費不足。
” 1932年6月，美國東北各名牌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步21974名老學長的後塵，也在拼命找工作了。
那時連在紐約百貨公司開電梯也要有學士學位，而且對他們當中好些人說來，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
但這年的亨特學院畢業、年剛20歲的西爾維娅?菲爾德?波特可是個例外。
她“當時由于好奇”(這是她後來說的)，“想弄清楚為什麼周圍的一切都在崩潰，為什麼大家紛紛失業”，于是就把主修課由英語改為經濟學；畢業之後，憑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資咨詢公司裡找到個職位。
她一邊幹活，一邊開始系統研究金融界的狀況，希望有朝一日在這個問題上寫專欄文章。
西爾維娅?波特于1935年開始為《紐約郵報》撰稿。
她發現，當時的美國已經陷入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
自從1720年英國南海公司垮台以來，“南海泡影”這個詞，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種沒有前途的企業“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
這家公司是做股票經紀生意的，1711年在英國倫敦成立，取得南海貿易的專利權。
因為有利可圖，股票價格飛漲，本來是100鎊一股，竟漲至1000鎊一股。
後來股票暴跌，希望破滅，所以人們稱之為“南海泡影”。
——譯者。
這個“泡影”确是破滅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隻等于極盛時代的13.5%。
不過，後來它還是翻過身來，繼續做了80年生意。
相形之下，美國鋼鐵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情況就顯得更糟。
波特小姐畢業時，這兩家公司的股票已經跌到1929年前的價格的8%。
整個來說，紐約證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價格，隻等于1929年的11%；投資者的損失達740億元，相當于世界大戰全部戰費的三倍。
全國有五千多家銀行倒閉(與胡佛家鄉西布蘭奇市毗鄰的艾奧瓦城有五家銀行，全倒閉了)，8.6萬家商号暫停營業。
美國國民總産值從1040億元下降到410億元(1973年估計為21770億元)。
1932年，有27.3萬戶人家被房東攆走。
工人即使謀得一職，每周平均工資也隻有16.21元。
不過有些行業卻是分外興隆。
出售避孕藥物的行業一年賺了2.5億元(當時的青年後來做了爸爸媽媽，早把這事忘了)。
在全國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電影(成人票價二角五分，兒童一角)。
吸紙煙的人逐年增加，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個習慣是有害的。
“開耳溫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機暢銷一時。
小型高爾夫球場和流動圖書館也很興旺。
阿爾弗雷德?C?富勒組織了一批人挨戶推銷刷子，成績很好，僅在嚴峻的1932年8月一個月裡，銷售額竟由1.5萬元增加到5萬元，以後更逐年增加100萬元之多。
有一個名叫J?保羅?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價油井買了下來；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萬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萬股。
各地也有個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馬薩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觀挺特别的餐館，屋頂漆成鮮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時代的建築風格，這時正瀕于破産。
趕巧街對過來了一家戲班子(第一台戲是尤金?奧尼爾的九幕劇《奇異的插曲》)，每晚8時30分中場休息，觀衆紛紛到這家餐館吃飯，于是老闆霍華德?約翰遜就渡過了難關。
但是以上種種都隻是例外而已。
重工業的關鍵美國鋼鐵公司，當時的開工率隻達19.1%。
美國機車公司不需要好多鋼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機車，可是1932這一整年隻賣了一台。
汽車制造業也不像往常那樣大量買進鋼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車公司逐漸消失了，什麼施圖茨汽車公司、奧伯恩公司、科德公司、愛德華?皮列公司、皮爾斯?阿羅公司、杜森貝克公司、富蘭克林公司、杜蘭特公司、羅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
有個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種“羅克尼”牌廉價汽車，要跟福特公司競争，結果損失2100萬元，本人自殺了事。
1932年1月間，富于創造性的細菌學家阿瑟?G?謝爾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輛木制拖車，在底特律市汽車展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但全年隻銷售了80輛。
航空運輸業也一落千丈，當時的班機有12個座位，可是據商務部統計，平均每班有七個座位是空着的。
除了新發明的有聲電影外，所有其他娛樂場所都瀕臨破産。
爵士音樂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隻灌了四次片子，因為唱片制造業的營業額由每年5000萬元跌到了25萬元。
薩莉?蘭德能勉強維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
記者問她為什麼要搞這樣的玩意兒，她回答說：“我不脫褲子，就掙不到錢啊。
” 因為覺得人窮丢臉，所以大家總是遮遮掩掩，不讓鄰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瞞得過去。
對門人家的底細，誰也識不透。
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時出門的青年律師，說不定是揀個偏僻地方去挨戶兜售雜志、便宜領帶、真空吸塵器、高壓鍋、“二合一”牌鞋油之類的東西的。
他甚至可能幹脆換一套破衣服，在另一個市區向路人行乞。
他也可能像千人萬人那樣，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漸消瘦，隻有徹夜同絕望交戰的份兒。
當然，人在街頭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竅門。
譬如，花五分錢要一杯咖啡，然後白要一杯開水，把櫃台上的番茄醬倒一些同開水一攪和，就算是番茄湯了。
冬天，報紙塞在襯衣裡邊是可以禦寒的；如果料到在職業介紹所外面要排上幾個鐘頭的隊，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紮起來就是了。
鞋可是個特殊問題。
硬紙闆可以襯鞋底，有些人還喜歡在鞋後跟墊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腳。
但是如果一隻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麼辦法也不中用了。
最先磨破的是紙闆，接着是襪子補丁，于是雪水滲進鞋裡，糊滿了腳丫子，加之鞋釘直紮腳跟，結果隻好用一種特殊的姿勢走路。
窮人家為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
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卷紙煙，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為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
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裡退錢，一個兩分；上面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面包。
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碜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采取的辦法也是一樣。
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聖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别的朋友。
有時，某人一連幾個星期不露面，街坊上隻聽說他“有事出門”了。
如果這人體貼妻子，他是不會對她透露此行實情的，因為其中的辛酸她萬萬想不到。
這樣的“出門”人當然是找工作去的。
關于找工作，1932年前後傳說的可多了，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
确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門口，第二天好占個排頭。
确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裡。
确實有人出錢買工作做。
曼哈頓六号大街某職業介紹所招聘300人，确實有5000人來應聘。
華盛頓州确實有人到樹林裡放火，為的想人家雇他當救火員(此事第72屆國會的勞工問題小組委員會有證詞記錄在案)。
《商業周刊》做過調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
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
俄國在紐約有個貿易機構，叫做蘇美貿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請書，要求移居俄國。
有一次令人最難忘懷：他們登廣告招募6000名熟練技工，報名應聘的竟達10萬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機械工、廚師、火車機師、木工、電工、售貨員、印刷工、化學家、制鞋工、圖書管理員、教員、牙科醫生，此外還有洗染工、飛行員、殡儀工人各一人。
雖然紐約本市已經有100萬人失業了，仍有無數人從鄰近各州到紐約來找工作，這些異鄉人中有少數加入了在曼哈頓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錢的7000“鞋童”的隊伍，又有少數插手走私運煤的勾當(紐約市10%的煤是由賓夕法尼亞州的失業礦工偷運進來的)；但是大多數隻是混迹在市内那82條長龍裡領面包度日。
如果身邊還有一角錢，還可以在充滿汗臭和消毒藥水氣味的小客棧裡睡他一宿；如果身無分文，就在街上撿些報紙當做鋪蓋，到中央公園、地下鐵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場去過夜了。
冬夜苦寒，焚化場的餘溫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裡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這樣出去走了一趟之後，鑽進空貨車或者趴在車底下，又回到家裡，不免同妻子合計，看看家底子還能維持多久。
于是變賣結婚戒指，抵押家具，憑人壽保險單借錢，或者幹脆向親戚求援。
下一步往往是想開個夫妻店。
原先裝作有錢，這時在街坊眼裡可露餡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爾夫球場；男的可能開個“客廳雜貨店”，女人可能給别家太太洗頭、卷發、修指甲，每次一元。
馬薩諸塞州失業紡織工在房間裡安上織布機；康濕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鐵絲上穿别針，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隻掙得五塊錢。
這些都是萬不得已的辦法，成功的寥寥可數，因為有錢買東西的人實在太少了，最後隻好承認失敗。
當父親的跑到市政廳去說自己已經一無所有，請求列入貧民冊。
由于統計錯漏很多，當日究竟有多少貧民，不得而知，總之，大約有1500～1700萬人失業，大多數是一人養活全家的。
1932年9月的《财富》雜志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近于人口總數的28%。
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裡受難的1100萬戶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尼克松總統任内，美國農村人口隻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2%，因此，40年前美國還有25.1%的人口靠農業或者想靠農業過活，這一點人們現在是很難想像了。
這些農村人口沒有分享過什麼“新世紀”的繁榮；他們的處境全國早已公認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隻不過使他們更慘罷了。
1932年，有個記者說他一看到美國農民便想起報紙的星期畫刊上那些蒙古農民；饑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陰影籠罩着美國莽莽大平原。
自伊麗莎白女王時代1558～1603年。
——譯者以來，農産品價格從來沒像現在這麼低過。
一蒲式耳約合36升。
——譯者小麥的售價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麥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
糖每磅隻值三分，豬、牛肉每磅二分半，200個一箱的蘋果，如果個個完好，才賣四角。
把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按市價折算，一車燕麥還買不到四元一雙的“湯姆?麥坎”牌皮鞋。
一車小麥夠買這雙鞋了，但是每英畝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稅，農民每收一英畝小麥，就要虧一元五角。
以棉田活來說，身體最壯、手腳最快的男工，從早幹到黑，整整14個小時，摘300磅棉花，卻隻能拿到六角錢。
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燒還合算。
肉價慘跌：一隻羊送到市場，運費一元一角，售價不足一元。
蒙大拿州有個牧場主，賒到了一些子彈，花兩個小時把一群牲口全部殺了，扔進山溝，由它爛去，原因是賣牲口的錢還抵不過飼料。
他臨行時嘟嘟囔囔地對一個記者說：“唉，這也算是對付蕭條的一種辦法吧!” 由于農業品價格慘跌，數以萬計的通告出現在住戶門柱上和各縣的法院門口，宣布這家那家農場債務不清，不準贖回。
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農場都被拍賣掉了。
共和黨的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對胡佛總統說，他應該去看看中西部的情況。
懷特寫道：“農民們，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經抵押出去，誰都知道農産品既然跌到今天這個價錢，他自己遲早要完蛋的。
”農場主破産了，連買捆東西的繩子、修理東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種子都拿不出錢了，這時放貸的銀行就取得了農場的産權，一變而為遙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種這塊土地的人卻淪為佃戶。
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喂秃鷹，燒玉米烤火；城裡的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産的農産品(黃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雞蛋每兩打四角一分)。
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低極了，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
沒有一個人出來保護他們。
總統不贊成減工資，也說過話，但是又反對用法律規定每小時工資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國鋼鐵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減工資時，工人們竟毫無辦法。
整個勞工運動幾乎煙消雲散了：勞聯會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到220萬，隻占勞工總數的6%。
1932年，曾發生過多起拼死鬥争式的罷工，但都以失敗告終。
許多礦工每月工資隻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過磅員的卡壓，還得在煤礦公司所開的商店裡高價購買生活用品。
他們一反抗，資方的武裝狗腿子就夥同國民警衛隊實行血腥鎮壓。
聯合礦工工會勢單力薄，隻能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别無他法。
在林恩和洛維爾這類新英格蘭工業城鎮裡，隻有1/3的工人還有工作，忍受着農奴般的待遇。
有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裡被捕，說是犯了“流浪”罪，送進法院，最後又勒令回到原廠。
因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減工資。
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工資低到每周五元。
芝加哥市有人做過調查，據說多數女工每小時工資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
1932年，伐木業每小時工資減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業是七分半，磚瓦制造業六分，鋸木廠五分。
在大蕭條時期之前，馬薩諸塞州各紡織廠很少要求熟練工人在一天八小時内看管20台織布機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勞動強度制”之後，作家路易斯?阿達米克親眼見過，竟有些十來歲的女童工要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看管30台寬式織布機。
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裡，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隻掙二元七角八分。
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裡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隻有六角。
紐約市是紐約州裡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内那個雇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兇又冠于全市。
《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雇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
”制帽工人鈎織一打帽子，隻得工資四角，一星期隻能織兩打。
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隻能掙兩角。
給拖鞋加襯裡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裡的也隻有一元零五分。
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并用海綿揩幹淨，隻得工資半分。
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
哪個雇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争。
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隻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
可是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
至于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
”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
正如《财富》雜志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
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于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隻占救濟金支出總額6%，于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
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
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
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産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币值計算，房地産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
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産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
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産稅還是要照繳。
于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
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踯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這隻能使有産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
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制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内，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
”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産稅有20%～30%。
城市少了這筆收入，
”為此驚呼大難臨頭，未免言過其實，但是這兩個曆史時期至少有一點看來确實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麼在作祟。
有人籠統地歸罪于“時勢”，這所謂“時勢”乃是胡佛的隐諱真相的說法。
有人又把大蕭條同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混為一談，往往說，“大蕭條以來我還沒有進過城”；或者說，“過去我常進城，不過那是大蕭條以前的事了。
”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約翰·E·埃傑頓說大蕭條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懶怠工造成的。
他說：“很多現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時偏要罷工，便是根本不想幹。
他們無非想乘機替共産黨鼓吹罷了。
”對于這種含沙射影的指責，失業隊伍裡着實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
他們采取這種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國基督新教的道德觀還很有勢力。
千百萬人陷入絕境，當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會工作者們卻一再說：失業的人自覺羞愧。
1932年2月，有個人被房東攆走，他對《紐約每日新聞》的記者說：“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固定工作了，有時我真覺得自己像個殺人犯似的。
我怎麼搞的，連自己的孩子也沒法照顧啦？” 由于教養的關系，這樣的人自小就相信，誰賣力氣，誰就有出息。
現在呢，不管勤的懶的，一概倒黴，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喪。
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當時所說：“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不信任了。
”17年後，裡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剖析一個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這種困境時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屢試屢敗，前程絕望，一個人就很可能再也沒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壓力，于是滿心内疚，隻恨自己無能。
”某某人甯可自殺也不靠救濟過活，這樣的報道當時報紙上登過不少。
埃米爾·迪爾凱姆法國社會學家(1858～1917年)。
——譯者早就創造了“利他主義的自殺者”這個術語，說這種人甯可犧牲自己，也不願成為社會的負擔。
真正的原因在哪裡呢？在于從柯立芝總統到胡佛總統任内的所謂“新世紀”的繁榮并沒有确實的基礎。
回顧起來，大蕭條似乎是産業革命最後來了一次大動蕩，由此在新的技術革命到來之前造成的一個間歇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于有了各種大規模生産的技術，工人每小時的勞動生産率已經提高了40%以上。
既然有了這樣大量的商品生産，消費者的購買力顯然也需要相應提高，這就是說，要增加工資。
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沒有随着生産力的提高而相應增加。
就是在黃金時代的1929年這一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也已計算過，一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
一句話，購買力跟不上商品産量。
那時有各種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為産量突增不是什麼問題，說什麼“隻要有個好推銷員，什麼都能賣得出去”。
實際上是，有錢的人搞股票投機(有些并非有錢的人也做投機買賣)，而掮客則提倡一種可說是群衆性的投機，慫恿那些手頭并不寬裕的顧客亂買東西，靠延期過長的賒賬的辦法來做買賣。
由于經紀人到處放賬，股票市場基礎不穩，終于垮台。
影響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銷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萬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賬了，因為他們不管什麼商品都一概賒給無力付款的人。
“新世紀”的繁榮時期就此結束，接踵而來的是一場大恐慌，全國惶惶然不知所措。
上次的長期經濟危機發生在1893年，自此以後，美國已經高度工業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鄉，已經不可能了。
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難臨頭的前夕擔任總統，可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在當商務部長時隻醉心于提高生産力，卻不注意購買力不足的危險性。
他隻是在卸任離開白宮很久以後，對當年的事才有所醒悟。
他寫道：“這邊為數不過幾千人……卻占有大部分的生産成果；……那邊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卻隻分到那麼一點點東西。
” 從股票市場崩潰到1932年(大蕭條時期最慘的一年)，經濟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這個下降趨勢又因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緣故而更加速了。
按老規矩說，這些措施本該使經濟複興的，可是事實恰好相反。
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物價是不能降的，于是銷售量下降了。
銷售量一減，隻好用解雇工人的辦法來降低商品成本。
這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失業了，哪裡有錢去買别的工業部門的産品呢?這樣，銷售額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購買力的全面萎縮，結果是：産業工人窮了下來，連累農民也窮；而農民的窮，又回頭加深了産業工人的窮。
“誰也沒錢買對方的東西，”這是一個俄克拉何馬州人在國會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的話，這把惡性循環這個現象說得清清楚楚。
“所以，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裡，既是生産過剩，又是消費不足。
” 1932年6月，美國東北各名牌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步21974名老學長的後塵，也在拼命找工作了。
那時連在紐約百貨公司開電梯也要有學士學位，而且對他們當中好些人說來，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
但這年的亨特學院畢業、年剛20歲的西爾維娅?菲爾德?波特可是個例外。
她“當時由于好奇”(這是她後來說的)，“想弄清楚為什麼周圍的一切都在崩潰，為什麼大家紛紛失業”，于是就把主修課由英語改為經濟學；畢業之後，憑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資咨詢公司裡找到個職位。
她一邊幹活，一邊開始系統研究金融界的狀況，希望有朝一日在這個問題上寫專欄文章。
西爾維娅?波特于1935年開始為《紐約郵報》撰稿。
她發現，當時的美國已經陷入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
自從1720年英國南海公司垮台以來，“南海泡影”這個詞，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種沒有前途的企業“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
這家公司是做股票經紀生意的，1711年在英國倫敦成立，取得南海貿易的專利權。
因為有利可圖，股票價格飛漲，本來是100鎊一股，竟漲至1000鎊一股。
後來股票暴跌，希望破滅，所以人們稱之為“南海泡影”。
——譯者。
這個“泡影”确是破滅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隻等于極盛時代的13.5%。
不過，後來它還是翻過身來，繼續做了80年生意。
相形之下，美國鋼鐵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情況就顯得更糟。
波特小姐畢業時，這兩家公司的股票已經跌到1929年前的價格的8%。
整個來說，紐約證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價格，隻等于1929年的11%；投資者的損失達740億元，相當于世界大戰全部戰費的三倍。
全國有五千多家銀行倒閉(與胡佛家鄉西布蘭奇市毗鄰的艾奧瓦城有五家銀行，全倒閉了)，8.6萬家商号暫停營業。
美國國民總産值從1040億元下降到410億元(1973年估計為21770億元)。
1932年，有27.3萬戶人家被房東攆走。
工人即使謀得一職，每周平均工資也隻有16.21元。
不過有些行業卻是分外興隆。
出售避孕藥物的行業一年賺了2.5億元(當時的青年後來做了爸爸媽媽，早把這事忘了)。
在全國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電影(成人票價二角五分，兒童一角)。
吸紙煙的人逐年增加，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個習慣是有害的。
“開耳溫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機暢銷一時。
小型高爾夫球場和流動圖書館也很興旺。
阿爾弗雷德?C?富勒組織了一批人挨戶推銷刷子，成績很好，僅在嚴峻的1932年8月一個月裡，銷售額竟由1.5萬元增加到5萬元，以後更逐年增加100萬元之多。
有一個名叫J?保羅?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價油井買了下來；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萬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萬股。
各地也有個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馬薩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觀挺特别的餐館，屋頂漆成鮮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時代的建築風格，這時正瀕于破産。
趕巧街對過來了一家戲班子(第一台戲是尤金?奧尼爾的九幕劇《奇異的插曲》)，每晚8時30分中場休息，觀衆紛紛到這家餐館吃飯，于是老闆霍華德?約翰遜就渡過了難關。
但是以上種種都隻是例外而已。
重工業的關鍵美國鋼鐵公司，當時的開工率隻達19.1%。
美國機車公司不需要好多鋼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機車，可是1932這一整年隻賣了一台。
汽車制造業也不像往常那樣大量買進鋼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車公司逐漸消失了，什麼施圖茨汽車公司、奧伯恩公司、科德公司、愛德華?皮列公司、皮爾斯?阿羅公司、杜森貝克公司、富蘭克林公司、杜蘭特公司、羅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
有個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種“羅克尼”牌廉價汽車，要跟福特公司競争，結果損失2100萬元，本人自殺了事。
1932年1月間，富于創造性的細菌學家阿瑟?G?謝爾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輛木制拖車，在底特律市汽車展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但全年隻銷售了80輛。
航空運輸業也一落千丈，當時的班機有12個座位，可是據商務部統計，平均每班有七個座位是空着的。
除了新發明的有聲電影外，所有其他娛樂場所都瀕臨破産。
爵士音樂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隻灌了四次片子，因為唱片制造業的營業額由每年5000萬元跌到了25萬元。
薩莉?蘭德能勉強維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
記者問她為什麼要搞這樣的玩意兒，她回答說：“我不脫褲子，就掙不到錢啊。
” 因為覺得人窮丢臉，所以大家總是遮遮掩掩，不讓鄰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瞞得過去。
對門人家的底細，誰也識不透。
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時出門的青年律師，說不定是揀個偏僻地方去挨戶兜售雜志、便宜領帶、真空吸塵器、高壓鍋、“二合一”牌鞋油之類的東西的。
他甚至可能幹脆換一套破衣服，在另一個市區向路人行乞。
他也可能像千人萬人那樣，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漸消瘦，隻有徹夜同絕望交戰的份兒。
當然，人在街頭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竅門。
譬如，花五分錢要一杯咖啡，然後白要一杯開水，把櫃台上的番茄醬倒一些同開水一攪和，就算是番茄湯了。
冬天，報紙塞在襯衣裡邊是可以禦寒的；如果料到在職業介紹所外面要排上幾個鐘頭的隊，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紮起來就是了。
鞋可是個特殊問題。
硬紙闆可以襯鞋底，有些人還喜歡在鞋後跟墊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腳。
但是如果一隻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麼辦法也不中用了。
最先磨破的是紙闆，接着是襪子補丁，于是雪水滲進鞋裡，糊滿了腳丫子，加之鞋釘直紮腳跟，結果隻好用一種特殊的姿勢走路。
窮人家為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
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卷紙煙，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為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
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裡退錢，一個兩分；上面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面包。
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碜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采取的辦法也是一樣。
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聖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别的朋友。
有時，某人一連幾個星期不露面，街坊上隻聽說他“有事出門”了。
如果這人體貼妻子，他是不會對她透露此行實情的，因為其中的辛酸她萬萬想不到。
這樣的“出門”人當然是找工作去的。
關于找工作，1932年前後傳說的可多了，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
确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門口，第二天好占個排頭。
确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裡。
确實有人出錢買工作做。
曼哈頓六号大街某職業介紹所招聘300人，确實有5000人來應聘。
華盛頓州确實有人到樹林裡放火，為的想人家雇他當救火員(此事第72屆國會的勞工問題小組委員會有證詞記錄在案)。
《商業周刊》做過調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
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
俄國在紐約有個貿易機構，叫做蘇美貿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請書，要求移居俄國。
有一次令人最難忘懷：他們登廣告招募6000名熟練技工，報名應聘的竟達10萬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機械工、廚師、火車機師、木工、電工、售貨員、印刷工、化學家、制鞋工、圖書管理員、教員、牙科醫生，此外還有洗染工、飛行員、殡儀工人各一人。
雖然紐約本市已經有100萬人失業了，仍有無數人從鄰近各州到紐約來找工作，這些異鄉人中有少數加入了在曼哈頓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錢的7000“鞋童”的隊伍，又有少數插手走私運煤的勾當(紐約市10%的煤是由賓夕法尼亞州的失業礦工偷運進來的)；但是大多數隻是混迹在市内那82條長龍裡領面包度日。
如果身邊還有一角錢，還可以在充滿汗臭和消毒藥水氣味的小客棧裡睡他一宿；如果身無分文，就在街上撿些報紙當做鋪蓋，到中央公園、地下鐵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場去過夜了。
冬夜苦寒，焚化場的餘溫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裡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這樣出去走了一趟之後，鑽進空貨車或者趴在車底下，又回到家裡，不免同妻子合計，看看家底子還能維持多久。
于是變賣結婚戒指，抵押家具，憑人壽保險單借錢，或者幹脆向親戚求援。
下一步往往是想開個夫妻店。
原先裝作有錢，這時在街坊眼裡可露餡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爾夫球場；男的可能開個“客廳雜貨店”，女人可能給别家太太洗頭、卷發、修指甲，每次一元。
馬薩諸塞州失業紡織工在房間裡安上織布機；康濕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鐵絲上穿别針，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隻掙得五塊錢。
這些都是萬不得已的辦法，成功的寥寥可數，因為有錢買東西的人實在太少了，最後隻好承認失敗。
當父親的跑到市政廳去說自己已經一無所有，請求列入貧民冊。
由于統計錯漏很多，當日究竟有多少貧民，不得而知，總之，大約有1500～1700萬人失業，大多數是一人養活全家的。
1932年9月的《财富》雜志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近于人口總數的28%。
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裡受難的1100萬戶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尼克松總統任内，美國農村人口隻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2%，因此，40年前美國還有25.1%的人口靠農業或者想靠農業過活，這一點人們現在是很難想像了。
這些農村人口沒有分享過什麼“新世紀”的繁榮；他們的處境全國早已公認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隻不過使他們更慘罷了。
1932年，有個記者說他一看到美國農民便想起報紙的星期畫刊上那些蒙古農民；饑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陰影籠罩着美國莽莽大平原。
自伊麗莎白女王時代1558～1603年。
——譯者以來，農産品價格從來沒像現在這麼低過。
一蒲式耳約合36升。
——譯者小麥的售價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麥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
糖每磅隻值三分，豬、牛肉每磅二分半，200個一箱的蘋果，如果個個完好，才賣四角。
把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按市價折算，一車燕麥還買不到四元一雙的“湯姆?麥坎”牌皮鞋。
一車小麥夠買這雙鞋了，但是每英畝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稅，農民每收一英畝小麥，就要虧一元五角。
以棉田活來說，身體最壯、手腳最快的男工，從早幹到黑，整整14個小時，摘300磅棉花，卻隻能拿到六角錢。
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燒還合算。
肉價慘跌：一隻羊送到市場，運費一元一角，售價不足一元。
蒙大拿州有個牧場主，賒到了一些子彈，花兩個小時把一群牲口全部殺了，扔進山溝，由它爛去，原因是賣牲口的錢還抵不過飼料。
他臨行時嘟嘟囔囔地對一個記者說：“唉，這也算是對付蕭條的一種辦法吧!” 由于農業品價格慘跌，數以萬計的通告出現在住戶門柱上和各縣的法院門口，宣布這家那家農場債務不清，不準贖回。
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農場都被拍賣掉了。
共和黨的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對胡佛總統說，他應該去看看中西部的情況。
懷特寫道：“農民們，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經抵押出去，誰都知道農産品既然跌到今天這個價錢，他自己遲早要完蛋的。
”農場主破産了，連買捆東西的繩子、修理東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種子都拿不出錢了，這時放貸的銀行就取得了農場的産權，一變而為遙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種這塊土地的人卻淪為佃戶。
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喂秃鷹，燒玉米烤火；城裡的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産的農産品(黃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雞蛋每兩打四角一分)。
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低極了，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
沒有一個人出來保護他們。
總統不贊成減工資，也說過話，但是又反對用法律規定每小時工資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國鋼鐵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減工資時，工人們竟毫無辦法。
整個勞工運動幾乎煙消雲散了：勞聯會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到220萬，隻占勞工總數的6%。
1932年，曾發生過多起拼死鬥争式的罷工，但都以失敗告終。
許多礦工每月工資隻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過磅員的卡壓，還得在煤礦公司所開的商店裡高價購買生活用品。
他們一反抗，資方的武裝狗腿子就夥同國民警衛隊實行血腥鎮壓。
聯合礦工工會勢單力薄，隻能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别無他法。
在林恩和洛維爾這類新英格蘭工業城鎮裡，隻有1/3的工人還有工作，忍受着農奴般的待遇。
有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裡被捕，說是犯了“流浪”罪，送進法院，最後又勒令回到原廠。
因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減工資。
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工資低到每周五元。
芝加哥市有人做過調查，據說多數女工每小時工資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
1932年，伐木業每小時工資減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業是七分半，磚瓦制造業六分，鋸木廠五分。
在大蕭條時期之前，馬薩諸塞州各紡織廠很少要求熟練工人在一天八小時内看管20台織布機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勞動強度制”之後，作家路易斯?阿達米克親眼見過，竟有些十來歲的女童工要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看管30台寬式織布機。
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裡，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隻掙二元七角八分。
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裡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隻有六角。
紐約市是紐約州裡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内那個雇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兇又冠于全市。
《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雇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
”制帽工人鈎織一打帽子，隻得工資四角，一星期隻能織兩打。
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隻能掙兩角。
給拖鞋加襯裡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裡的也隻有一元零五分。
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并用海綿揩幹淨，隻得工資半分。
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
哪個雇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争。
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隻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
可是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
至于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
”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
正如《财富》雜志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
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于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隻占救濟金支出總額6%，于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
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
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
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産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币值計算，房地産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
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産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
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産稅還是要照繳。
于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
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踯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這隻能使有産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
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制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内，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
”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産稅有20%～30%。
城市少了這筆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