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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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削減公用事業。
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
由于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隻好向銀行借貸。
市内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财政破産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
人們為了争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産，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并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産才成。
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
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
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
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财産條件。
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将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别的醫院治療。
——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
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
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準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準領取救濟的也隻是極少數人。
而且，據《财富》雜志報道，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制農場裡，“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
城市裡應得救濟的人家，隻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
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
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
此情此景，真是丢盡了美國的臉。
”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并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
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
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隻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
救濟金頂多隻夠買糧食和燃料。
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
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後裆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裡挂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髒。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别，因為他們的财源相同。
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
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于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别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裡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
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
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裡，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裡，甚至洋鐵皮棚子裡。
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迹模糊，殘缺不全。
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到1932年為止，隻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
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隻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裡去“吃派飯”。
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隻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
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隻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隻有35元，一年又隻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
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隻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産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
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
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于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隻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
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
有1000個教員幹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隻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
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
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并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
盡管自己挨饑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幹癟的腰包裡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
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猡”。
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
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饑餓遊行”。
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
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赈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
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于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于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
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裡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凄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裡。
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
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困倦、智力發展受阻”。
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
”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
”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
”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隻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面包啊。
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并沒有誰真正挨餓。
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
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
”1932年9月号的《财富》雜志幹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确的描寫。
”活活餓死的事例，《财富》雜志、《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
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于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
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裡，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隻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
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
城裡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争奪。
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
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裡，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沖出來搶。
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内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幹瘦憔悴、老态龍鐘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裡邊掏東西”。
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
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
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踯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
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舍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
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
——譯者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仆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裡。
《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裡，讓窮人分享。
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拟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幹淨鐵桶，标明裡面有‘肉、豆、馬鈴薯、面包等等’”。
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饷失業者。
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
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隻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
”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采納。
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于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
富人腦滿腸肥，大衆饑腸辘辘，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隐約可見了。
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裡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着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隻見“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
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着銀色的光輝。
人間不平事，莫過于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
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裡。
” 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
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财閥攻擊開了。
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布。
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
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裡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雖然說也沒用)，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蒙哄騙。
”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
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态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恒繁榮的局面”。
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産階級的稱贊。
——譯者以後最偉大的财政部長”。
《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
可是到了證券市場崩潰三年之後的今天，孩子們卻唱起這樣的歌來了： 梅隆拉響汽笛， 胡佛敲起鐘， 華爾街發出信号， 美國往地獄沖。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
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淩人，脫離實際。
他們在《文摘》雜志裡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贊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裡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
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
”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
”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
”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閑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
我所說的有閑階級是指雇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
”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
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
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曆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裡；僅占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财富59%。
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缪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
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雇員為325萬顧客服務。
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
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歎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這個老頭兒實在無法幫忙，因為他有他自己的難題。
他那個由控股公司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國快倒坍了。
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裡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隻有1931年原價的4%了。
英薩爾由36名保镖護衛着，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産了。
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
——譯者便對他提起公訴。
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着又飛往雅典。
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
當時這種條約确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
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
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于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
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 羅傑斯還說：“這些家夥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隻相去毫厘了。
”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
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抛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
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谷物交易銀行合并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
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
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鑽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
《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隻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分文不少。
安德魯?梅隆這時也以财政部長的資格追逼那些拖欠稅款的人們，可是對自己卻采用另一種标準。
遵照梅隆的指示，國内收入署署長為他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12種逃避聯邦稅的辦法。
這條新聞使全國為之震驚。
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稅收專家去審查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書。
結果發現梅隆竟采用了這位署長的五條建議，其中包括虛報贈款若幹宗，虧損若幹項，借以偷稅漏稅。
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薩斯州衆議員賴特?帕特曼氣憤極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衆議院彈劾梅隆部長，罪狀是“品質惡劣，行為越軌”。
但是對梅隆心懷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
在他們看來，公開發表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無異犯上作亂。
有個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師)尖銳地指責《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說他是“向激進分子提供炮彈”。
英薩爾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稅同樣也是合法的。
但是盡管當時的稅法漏洞百出，有些人還是不免越軌，陷入法網。
“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羅伊格曾得過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法國榮譽軍團系于1802年由拿破侖創立，借以獎勵軍政界有功人員。
現在勳章分五級，大員勳章是第二級。
——譯者，是胡佛總統研究歐洲大蕭條情況的顧問，大家都認為他誠實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頓的李和希金森投資公司以這位大王所發的證券為擔保，發行幾百萬元債券，那時經理們竟聽從他本人的意見，不去查一查他的賬。
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支大型手槍，在巴黎市内的豪華公寓裡關起門來自殺了。
人們在對他作了一番頌揚之後，才發現這位大王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盜竊犯，多次欺詐取财，并曾僞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債券。
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從對他深信不疑的投資者那裡盜竊了三億多元。
新的驚人消息每周都有。
艾夫裡爾?哈裡曼美國著名的外交家(1891～〓)。
——譯者有一個堂兄弟是銀行家(或者像《紐約時報》那樣，叫他做“銀行匪”)，叫做約瑟夫?哈裡曼。
因為知道自己的銀行快要破産，他便逃到曼哈頓區的一個療養院裡躲起來。
警察追得緊，他便化名逃到長島的一家小旅店裡住下。
可是納索市的警察還是找到了他。
哈裡曼拿一把刀插進自己的肋部，但自殺未遂。
他終于因僞造銀行賬簿和濫用銀行款項坐了兩年牢。
“美國銀行”(在美國曆史上，在陷于破産的銀行當中，這是最大的)的常務副董事長索爾?辛格也因犯有同樣罪行而入獄。
不久，煤氣電力聯合公司的總經理霍華德?霍普森(該公司有188576個股東)又在華盛頓乘出租汽車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經過審訊，查明他犯了17樁欺詐斂财罪。
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對于我們過去的上層人物，誰也信不過了。
”菲奧雷洛?拉瓜迪亞衆議員評論一件操縱股票案說：“這些人搞的勾當固然肮髒，但是我相信，凡是合夥搞的股票生意情況都是一樣。
”約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個商界巨頭，可是他也說：“人家本以為掌握美國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這種信念現在已經完全破滅了。
” 從上面所說的事情來看，胡佛的複興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種經營方針，不能不認為是絕大的政治錯誤。
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于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複興金融公司貸給各州政府3億元，以供失業救濟之用。
可是直到年底，隻有3000萬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裡，這僅僅等于道斯貸給自己的中央共和銀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總額的1/3。
胡佛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複興金融公司。
在接到電話時，波默林的口袋裡隻有九角八分錢，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職的路上，就有十個叫花子跟他要錢，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義的怪現象。
作為政策措施，設立複興金融公司是失敗的。
人們說複興金融公司是“大企業救濟所”，它确是專幫大企業的忙的。
批評複興金融公司就像彈劾梅隆部長一樣，使麥克阿瑟将軍之流大為反感。
他們以為，這樣會威脅國家的安全。
現在，有錢人真的害怕起饑民來了。
有個民主黨領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舊友的抨擊，這是指下文所說的史密斯攻擊羅斯福，他們都是民主黨人。
——譯者也是由于這個原因。
艾爾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紐約市東區貧民窟出生的，15歲便在富爾頓魚市場當收款員，後來在坦慕尼俱樂部紐約市的民主黨組織。
——譯者活動，青雲直上，當上了紐約州長。
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競選總統失敗，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繼任州長。
史密斯後來說：“我離開奧爾巴尼市紐約州的首府。
——譯者以後，因為在州長官邸已經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順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窮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錢人住的。
——譯者去住，房租每年1萬元。
”證券市場大崩潰後，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機，天天坐着一輛高級轎車在曼哈頓區跑來跑去。
他是好幾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董事、金融巨頭們的密友、帝國大廈的董事長。
他再也不是窮小子了，社會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揚揚。
誰也沒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國聯播節目裡突然聽到了一個新的聲音——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熱情、洪亮、充滿信心的聲音。
這位州長譴責胡佛政府，說政府專門救濟大銀行、大企業。
他嘲笑那些“膚淺的思想家”，說他們不懂得怎樣去幫助農民。
他說：“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要制定出一些計劃來，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壓在經濟金字塔底層、被人遺忘了的人們的身上。
” 于是，在傑弗遜紀念日4月13日。
——譯者的宴會
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
由于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隻好向銀行借貸。
市内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财政破産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
人們為了争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産，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并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産才成。
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
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
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
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财産條件。
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将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别的醫院治療。
——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
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
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準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準領取救濟的也隻是極少數人。
而且，據《财富》雜志報道，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制農場裡，“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
城市裡應得救濟的人家，隻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
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
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
此情此景，真是丢盡了美國的臉。
”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并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
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
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隻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
救濟金頂多隻夠買糧食和燃料。
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
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後裆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裡挂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髒。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别，因為他們的财源相同。
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
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于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别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裡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
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
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裡，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裡，甚至洋鐵皮棚子裡。
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迹模糊，殘缺不全。
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到1932年為止，隻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
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隻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裡去“吃派飯”。
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隻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
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隻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隻有35元，一年又隻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
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隻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産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
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
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于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隻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
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
有1000個教員幹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隻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
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
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并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
盡管自己挨饑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幹癟的腰包裡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
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猡”。
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
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饑餓遊行”。
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
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赈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
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于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于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
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裡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凄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裡。
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
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困倦、智力發展受阻”。
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
”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
”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
”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隻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面包啊。
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并沒有誰真正挨餓。
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
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
”1932年9月号的《财富》雜志幹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确的描寫。
”活活餓死的事例，《财富》雜志、《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
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于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
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裡，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隻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
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
城裡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争奪。
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
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裡，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沖出來搶。
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内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幹瘦憔悴、老态龍鐘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裡邊掏東西”。
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
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
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踯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
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舍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
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
——譯者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仆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裡。
《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裡，讓窮人分享。
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拟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幹淨鐵桶，标明裡面有‘肉、豆、馬鈴薯、面包等等’”。
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饷失業者。
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
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隻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
”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采納。
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于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
富人腦滿腸肥，大衆饑腸辘辘，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隐約可見了。
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裡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着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隻見“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
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着銀色的光輝。
人間不平事，莫過于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
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裡。
” 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
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财閥攻擊開了。
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布。
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
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裡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雖然說也沒用)，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蒙哄騙。
”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
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态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恒繁榮的局面”。
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産階級的稱贊。
——譯者以後最偉大的财政部長”。
《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
可是到了證券市場崩潰三年之後的今天，孩子們卻唱起這樣的歌來了： 梅隆拉響汽笛， 胡佛敲起鐘， 華爾街發出信号， 美國往地獄沖。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
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淩人，脫離實際。
他們在《文摘》雜志裡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贊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裡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
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
”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
”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
”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閑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
我所說的有閑階級是指雇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
”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
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
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曆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裡；僅占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财富59%。
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缪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
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雇員為325萬顧客服務。
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
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歎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這個老頭兒實在無法幫忙，因為他有他自己的難題。
他那個由控股公司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國快倒坍了。
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裡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隻有1931年原價的4%了。
英薩爾由36名保镖護衛着，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産了。
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
——譯者便對他提起公訴。
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着又飛往雅典。
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
當時這種條約确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
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
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于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
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 羅傑斯還說：“這些家夥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隻相去毫厘了。
”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
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抛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
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谷物交易銀行合并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
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
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鑽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
《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隻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分文不少。
安德魯?梅隆這時也以财政部長的資格追逼那些拖欠稅款的人們，可是對自己卻采用另一種标準。
遵照梅隆的指示，國内收入署署長為他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12種逃避聯邦稅的辦法。
這條新聞使全國為之震驚。
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稅收專家去審查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書。
結果發現梅隆竟采用了這位署長的五條建議，其中包括虛報贈款若幹宗，虧損若幹項，借以偷稅漏稅。
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薩斯州衆議員賴特?帕特曼氣憤極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衆議院彈劾梅隆部長，罪狀是“品質惡劣，行為越軌”。
但是對梅隆心懷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
在他們看來，公開發表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無異犯上作亂。
有個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師)尖銳地指責《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說他是“向激進分子提供炮彈”。
英薩爾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稅同樣也是合法的。
但是盡管當時的稅法漏洞百出，有些人還是不免越軌，陷入法網。
“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羅伊格曾得過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法國榮譽軍團系于1802年由拿破侖創立，借以獎勵軍政界有功人員。
現在勳章分五級，大員勳章是第二級。
——譯者，是胡佛總統研究歐洲大蕭條情況的顧問，大家都認為他誠實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頓的李和希金森投資公司以這位大王所發的證券為擔保，發行幾百萬元債券，那時經理們竟聽從他本人的意見，不去查一查他的賬。
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支大型手槍，在巴黎市内的豪華公寓裡關起門來自殺了。
人們在對他作了一番頌揚之後，才發現這位大王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盜竊犯，多次欺詐取财，并曾僞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債券。
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從對他深信不疑的投資者那裡盜竊了三億多元。
新的驚人消息每周都有。
艾夫裡爾?哈裡曼美國著名的外交家(1891～〓)。
——譯者有一個堂兄弟是銀行家(或者像《紐約時報》那樣，叫他做“銀行匪”)，叫做約瑟夫?哈裡曼。
因為知道自己的銀行快要破産，他便逃到曼哈頓區的一個療養院裡躲起來。
警察追得緊，他便化名逃到長島的一家小旅店裡住下。
可是納索市的警察還是找到了他。
哈裡曼拿一把刀插進自己的肋部，但自殺未遂。
他終于因僞造銀行賬簿和濫用銀行款項坐了兩年牢。
“美國銀行”(在美國曆史上，在陷于破産的銀行當中，這是最大的)的常務副董事長索爾?辛格也因犯有同樣罪行而入獄。
不久，煤氣電力聯合公司的總經理霍華德?霍普森(該公司有188576個股東)又在華盛頓乘出租汽車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經過審訊，查明他犯了17樁欺詐斂财罪。
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對于我們過去的上層人物，誰也信不過了。
”菲奧雷洛?拉瓜迪亞衆議員評論一件操縱股票案說：“這些人搞的勾當固然肮髒，但是我相信，凡是合夥搞的股票生意情況都是一樣。
”約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個商界巨頭，可是他也說：“人家本以為掌握美國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這種信念現在已經完全破滅了。
” 從上面所說的事情來看，胡佛的複興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種經營方針，不能不認為是絕大的政治錯誤。
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于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複興金融公司貸給各州政府3億元，以供失業救濟之用。
可是直到年底，隻有3000萬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裡，這僅僅等于道斯貸給自己的中央共和銀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總額的1/3。
胡佛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複興金融公司。
在接到電話時，波默林的口袋裡隻有九角八分錢，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職的路上，就有十個叫花子跟他要錢，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義的怪現象。
作為政策措施，設立複興金融公司是失敗的。
人們說複興金融公司是“大企業救濟所”，它确是專幫大企業的忙的。
批評複興金融公司就像彈劾梅隆部長一樣，使麥克阿瑟将軍之流大為反感。
他們以為，這樣會威脅國家的安全。
現在，有錢人真的害怕起饑民來了。
有個民主黨領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舊友的抨擊，這是指下文所說的史密斯攻擊羅斯福，他們都是民主黨人。
——譯者也是由于這個原因。
艾爾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紐約市東區貧民窟出生的，15歲便在富爾頓魚市場當收款員，後來在坦慕尼俱樂部紐約市的民主黨組織。
——譯者活動，青雲直上，當上了紐約州長。
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競選總統失敗，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繼任州長。
史密斯後來說：“我離開奧爾巴尼市紐約州的首府。
——譯者以後，因為在州長官邸已經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順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窮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錢人住的。
——譯者去住，房租每年1萬元。
”證券市場大崩潰後，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機，天天坐着一輛高級轎車在曼哈頓區跑來跑去。
他是好幾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董事、金融巨頭們的密友、帝國大廈的董事長。
他再也不是窮小子了，社會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揚揚。
誰也沒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國聯播節目裡突然聽到了一個新的聲音——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熱情、洪亮、充滿信心的聲音。
這位州長譴責胡佛政府，說政府專門救濟大銀行、大企業。
他嘲笑那些“膚淺的思想家”，說他們不懂得怎樣去幫助農民。
他說：“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要制定出一些計劃來，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壓在經濟金字塔底層、被人遺忘了的人們的身上。
” 于是，在傑弗遜紀念日4月13日。
——譯者的宴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