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黑夜裡哈裡的一點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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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艾奇遜吹捧杜魯門的一句話。
源出于莎士比亞的《亨利第五》。
哈裡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稱。
莎士比亞說他在困難時樂觀而堅定，使其仆從深受鼓舞。
其卓越之處，“他的拙筆”僅能描述其在“黑夜裡……的一點英雄形象”。
杜魯門名字也是哈裡，故艾奇遜引用此語吹捧杜魯門。
——譯者 世界領導的大旗從垂死的英帝國轉移到美國，其時間、地點，我們是有可能考定的。
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英弗查佩爾勳爵給國務院去電話，說有急事要和剛接替貝爾納斯任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會晤。
大使說他奉命要遞交白宮“一張藍紙”。
按外交的習慣用語，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電。
迪安?艾奇遜說馬歇爾已離開國務院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周年紀念并發表講話。
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實不行，英弗查佩爾回答說。
他準備請他的一等秘書H?M?西奇爾立即把文件送來。
這裡就引起一個對等接待問題。
艾奇遜是個副國務卿，接見一位一等秘書就會有失外交禮節。
要找個級别較低的人才行。
因此，他指派遠東和非洲司司長洛伊?亨德森做代表。
于是，這兩個級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當天傍晚在行政大樓内一間陰沉的辦公室會面，從此開始了世界領導權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爾事實上帶來兩份文件。
按照艾奇遜後來的回憶，兩份東西都是“驚人”的。
希臘局勢混亂，艾奇遜是知道的。
據報共産黨已準備接管政府，謠傳說英軍在撤出，亨德森還曾打過一份題為《危機與迅即崩潰的可能》的報告，提出為了要挽救希臘，惟一辦法是由美國對那裡的聯合政府提供大規模援助。
但在此之前，還沒什麼迹象表明希臘窮途絕路的程度。
現在艾奇遜看到的這個文件說，希臘需要2億以上的美元，作為應急的第一筆援款，否則就隻得向野蠻的俄國侵略屈服。
第二份文件說，土耳其亦處于困境。
他們力量稍強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會被征服的。
英國已是無能為力了。
反納粹鬥争進行了六年，把英國弄到筋疲力盡，财源枯竭。
實際上，他們也亟需美元救急。
不久之後，英弗查佩爾勳爵就将再次來找美國人親自求援。
杜魯門了解這情況後，不由得吃了一驚。
他沒想到形勢這樣惡劣。
當然，丘吉爾已經警告過他，歐洲已成為“瓦礫場、骸骨堂、時疫與仇恨滋生的淵薮”，但人們多認為，這不過是丘吉爾聳人聽聞的說法而已。
對于歐洲的困境，報界不是置若罔聞，就是輕描淡寫。
《時代》周刊向來以善于發現談話尖銳的旁觀者見稱，曾引用過一位捷克遊擊隊員的遺孀(沒登姓名)的話說：“我們需要不多，但卻很急迫。
”這種話華盛頓聽來覺得有道理，因為他們認為歐洲大陸也和美國一樣，經過短時期的混亂和調整，就會重建和平時期的經濟。
戰勝日本後那一周，總統曾對同盟國提出延長租借法的請求進行研究，但沒有同意。
他說，按租借法提供的400億元應已足夠。
租借法必須盡快結束。
他堅決反對美國在1945年9月勝利以後繼續充當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樂對此曾提出抗議，蔣介石也反對，而丘吉爾則大聲叫嚷：“我不能相信這就是美國的最終決定。
我不能相信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會這樣簡單生硬地處理問題。
”事實上美國也沒有這樣做，隻不過是放棄了一種方式，而代之以他種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但是，盡管花了110億元在信貸和贈款上，低地國家、法國、意大利、西德和巴爾幹半島諸國還是窮困異常，物資奇缺。
戰後兩年，辦事有條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來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數以千計的墳墓，準備埋葬那些看來再也看不到另一個春天的鄰人。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送給希臘的物資，隻夠把雅典市鏽蝕的水管和水泵換上新的，解決被破壞了的全市供水系統。
納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來的不是自由，而是饑餓和混亂。
從愛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
經過德國人的掠奪、炸彈的轟擊和抵抗運動戰士們的破壞，工廠陰冷凄涼，寂然無煙。
反正什麼原料都沒有，就算出現奇迹，有了原料，鐵路網也七零八落，沒法運到工廠。
看來政治領導權就要轉到蘇聯手中了：即使不為别的，而僅僅是因為沒有别的出路的緣故。
國務院了解到需要進行規模巨大的救援，初時還指望英國和她的龐大帝國來負責提供。
1946年7月，杜魯門簽署了一個法案，授權向英王政府提供37.5億為期50年的貸款。
他以為這樣美國就可解脫對歐洲承擔的義務。
但現在錢已花完，卻沒有什麼成效可言。
倫敦約有1.7萬家房子，占全城的1/4，還是斷壁頹垣。
臨時搞了1萬間尼森式活動房子以應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隻能滿足一小部分的需要。
當美國婦女們争論采用不采用新式樣時，她們的英國姊妹們每年卻隻能配給一件長衣，四英兩毛線，兩碼衣料，1/3條襯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
勝利除了使美國這個偉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沒有帶來其他什麼。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還是個問題，因為1947年1月開始的嚴冬就威脅着英國。
連續兩個月内，溫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風帶來層層積雪，其量空前，使英國陷于癱瘓。
農業生産下降，低于19世紀水平；工業生産停頓，電力隻在每天上午供應幾個小時。
失業人數增至六百萬以上，配給供應比戰時還要緊縮。
當西奇爾帶着兩份文件(一份關于希臘問題，另一份關于土耳其問題)，在嚴寒的星期五乘車到賓夕法尼亞大道時，白宮還預言“在未來的一年裡，情況還可能更糟”。
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一預言說成是“英國政府發表的文件中，這是最令人不安的聲明”。
總統請赫伯特-胡佛周遊24國，他回來以後彙報說：各國人民，特别是戰争期間漂泊無依的兒童們，都已瀕于饑餓邊緣。
隻有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
這時才再沒有人懷疑，歐洲确是苦難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夥伴們卻還半信半疑。
許多人議論紛紛，說山姆大叔又在上當受騙，說是把錢倒進老鼠洞，或是支付給一個全球性的工程興辦署，說美國理想難免以破産而終。
反過來，歐洲人對這種漠然無情的議論，則感到大為激怒。
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
一位随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裡，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
他們感興趣的隻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
倫威克?肯尼迪牧師寫到美國占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着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着包香煙……巧克力和香煙，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發沖冠。
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
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并不僅此。
共産黨人在那裡形成真正的威脅。
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隻好把重擔挑起來。
讓歐洲在鐵錘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
因為這意味着蘇聯的鋼鐵生産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産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
在那樣條件下，而且隻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
“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将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
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奪回來。
”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
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
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隻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沖突，卻未免令人寒心。
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
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
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曆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于用了這個詞。
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态的對抗”。
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鮮戰争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
——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争形式，隻有這種戰争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隻靠意識形态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将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産黨(民族解放陣線)遊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
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态援助”，也就是說：大炮。
為争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贊同票，大炮比黃油容易。
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
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并不能令人滿意。
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
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外交政策。
政府為了給實際對外措施尋找恰當的理論根據，終于在權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裡找到一篇文章。
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依據》。
作者署名僅用了“X”。
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
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
1946年斯大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産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采取強硬路線。
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産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
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
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
共産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
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産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曆史使命，樣樣俱全。
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
哪裡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裡發生影響。
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
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說，把它局限在已經着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
對哈裡?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
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
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于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
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文件已成為“我國曆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
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着總統的面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
他認為這關系着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
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麼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于我的。
”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
然後，阿瑟?範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持你。
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持你。
” 他發表了演說，他們果然也表示支持。
3月12日，杜魯門要求兩院聯席會議撥款4億元，2.5億元給希臘，1.2億元給土耳其。
随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和範登堡，就一個接一個走上講壇，向國内一切有影響的集團，傳布“遏制主義”這個福音。
這樣一直進行到5月22日，總統在堪薩斯城的缪爾巴赫旅館臨時辦公室最後簽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當時看來，杜魯門主義堪稱傑作。
反對派中吵得最厲害的是右翼頭子，主張把共産黨人“趕回”到他們的戰前的邊界内。
但是，有些反對者當時溫和地提出的問題，後來過了1/4世紀卻仍然未曾得到答複。
參議員塔夫脫提及希、土兩國政府即将接受美國武器時，建議不管問題性質如何，國會都該特别謹慎，不能将發動戰争的權力交給總統。
艾伯特?魏德邁将軍認為，遏制主義會導緻愚蠢的軍事行動，因為俄國人可以在其衛星國邊界上進行侵略性挑釁，“用他們的丙級隊對我們的甲級隊”，把美國弄到筋疲力盡。
使人們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爾特?李普曼寫了一篇反駁凱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邁外，還加上他自己的論點。
李普曼這本薄薄的書，在1947年出版，書名是《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
他在全書中都稱凱南先生為“X先生”，一方面措辭客氣，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壓頂。
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凱南的觀點，“哪裡出現共産黨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裡進行“堅定不移的反擊”。
他寫道：要是蘇聯像日本那樣是個海島的話，美國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鎖。
不幸的是，它是個大陸強國。
在這種情況下，要遏制，就隻能靠兩軍對壘，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流血的遊擊戰争。
“歐亞大陸幅員廣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國軍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
”現在，希臘遊擊隊員已把鬥争轉向山區，現代化武器在那裡不能發揮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決定一切。
李普曼接着說：使用遏制的戰略，勝負之數，将取決于本國征募的軍隊或仆從國的軍隊。
但無論哪一方面，都會使美國走投無路。
美國最後一定會“擺脫各個傀儡，而這樣做則無異于對蘇聯綏靖，承認失敗，喪失面子”，否則就隻能“在一個并非出自我們意願的、無法預見的也許還是相當讨厭的問題上”，被迫支持這些傀儡，并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
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亞洲問題和這個地區給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戰略的外交官們所設下的圈套。
在亞洲接受挑戰，就将使共産黨能夠選擇戰場、選擇用什麼武器打、甚至選擇用哪個國家的共産黨部隊打。
他的結論是：“我很難以明白，X先生怎麼竟然會建議遏制這個怪物，作為我們的戰略。
” 但18個月後，希臘平定了下來，土耳其也不複處于軟弱地位，而喬治?凱南也就名噪一時。
華盛頓人們相互提醒說：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畢竟，他對羅斯福就曾經估計錯誤。
但是這次他的直覺倒是對的。
沒有美國的援助，希臘的中間派就多半不會掌權，這是事實。
但要不是鐵托和共産黨情報局發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與希臘之間的邊界封鎖起來，使馬科斯将軍無法藏身，這次勝利也是難以設想的。
後來，由于希臘與朝鮮的情況表面有點類似，那些遏制論者和“有限戰争”論者就更為振振有詞；但當時沒有解決的避難所這個問題，最後也在導緻越南戰争中起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像麥克阿瑟和布雷德利這樣的職業軍人，在其他方面盡管截然不同，但對李普曼所估計的那種戰争，卻都認為會像是一場噩夢。
這是遏制主義的陰暗一面。
其光明的一面，則是馬歇爾計劃。
它始于杜魯門主義，并成為它的偉大續篇。
如果說在希臘和土耳其問題上，實際并不似人們認為那樣應該感謝凱南的遠見，那麼，西歐對我們的感恩戴德，卻是無法估量的。
從後來的發展說，馬歇爾計劃(其正式名稱是ERP，即歐洲複興計劃)受到一緻的贊同，猶如社會保險一樣。
要說歐洲複興計劃是由哪個個人推動起來的，那應該說是副國務卿威爾?克萊頓。
他去歐洲到處考察了六個星期後，在歸國途中，正式用書面提出，要在未來的十年間避免戰争，這是惟一的抉擇。
在他訪問過的各個國家中，都有颠覆活動在破壞民族團結和獨立。
“由于饑餓、經濟困難和挫折失望”，他寫道，“在一些剛解放的國家中這些颠覆活動已經奏效。
”他建議總統和國務院要使美國人民震動一下，使他們行動起來。
他從蘇黎世飛抵華盛頓後，就立即把書面報告送給艾奇遜，由艾奇遜轉呈總統。
艾奇遜提醒杜魯門說，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個小型集會上代表總統講話，如果應該震動美國人民一下的話，是不是該在那裡放它一炮。
杜魯門同意了。
這樣，歐洲複興計劃這個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個偏僻小城克利夫蘭的州立代爾特師範學院裡，第一次向美國聽衆提出來。
艾奇遜對聽衆們說：嚴冬剛過，北歐人民幾乎遭到毀滅；在國外，能活下來真不容易。
他說：“今天，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運用我們的經濟與财政資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來。
如果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這樣做。
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必須這樣做。
同時，作為我們做人的義務和光榮，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 簡而言之，馬歇爾計劃就是如此。
但是當時還未挂上馬歇爾的名。
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這個演說，《紐約時報》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賴斯頓寫了一篇分析文章。
但各個通訊社卻不大關心，因為人們認為經濟報道和官僚們發表的冗長講話差不多，都是單調無味的。
但是，如果馬歇爾将軍發言，報界就會注意。
于是準備由他發放第二個試探氣球。
他的演說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後來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同時迪安?艾奇遜則到處鼓動新聞記者們，要求他們支持。
這都說明歐洲經濟迅速惡化的緊迫性。
艾奇遜對英國記者特别主動，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倫納德?米阿爾、《每日電訊報》的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和《每日快報》的雷内?麥科爾說：“不用花時間寫報道。
你接到講稿後，就馬上用電話把全文報回倫敦。
你們當中要有一位請編輯先生負責立即送一份全文給歐尼?貝文。
不管是夜裡什麼鐘點也要把歐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裡。
” 馬歇爾将軍在哈佛大學校園講了15分鐘。
他首先把“歐洲經濟結構”的破碎情況描述一番，并說補救之法是把“這個惡性循環打斷，使歐洲人民對其本國和歐洲整體的經濟前景恢複信心”。
美國必須繼續提供援助。
他現在考慮的數字大約是170億元。
但是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那樣漫無目的地亂花錢必須結束，而代之以一個新的計劃。
“歐洲各國對當前形勢的需要，對我國政府不論采取什麼行動之後本國應配合發揮作用，使之産生應有的效果，都應取得某種協調。
”美國既已提出了建議，現在就輪到歐洲采取行動。
由于馬格裡奇行動迅速，歐洲幾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驟。
英國那時已過了子夜，但《每日電訊報》的一個通訊員還是蹬着腳踏車，把馬格裡奇的報道送往睡夢方酣的外交大臣歐内斯特?貝文家裡。
馬格裡奇按艾奇遜的建議行事，通過遠洋長途電話把全文發回倫敦。
貝文和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幾乎馬上就在巴黎召開全歐會議。
會後，英、法、意、希臘、土耳其、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奧地利、愛爾蘭、冰島、葡萄牙、瑞典、瑞士、盧森堡，後來還有西德，都向華盛頓申請經濟援助。
國會經過六周辯論，否決了塔夫脫提出的要削減10億元的修正案以後，正式通過計劃，并另撥款5.97億元，作為這筆長期援助發生作用之前所需的過渡用款，即所謂的“馬歇爾空白點。
” 1948年4月14日，在杜魯門總統簽署歐洲複興計劃以後11天，那隻名副其實的貨船“約翰?H?奎克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
——譯者”号，就離開加爾維斯頓港，載着九千多噸小麥駛向波爾多港。
裝載救急糧食去法國的是由六艘船組成的船隊，這是第一艘。
馬歇爾計劃總共向歐洲提供了125億元，比他原來預計需要的為少。
還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計劃，例如“安置流離失所人員的計劃”，使得33.9萬名歐洲人成為美國公民。
這是美國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頁。
自然，俄國人很不高興。
他們也宣布即将實行一項什麼“莫洛托夫計劃”，但以後卻無下文。
這時急劇向左邊靠的亨利?華萊士，把歐洲複興計劃稱為“戰争計劃”原文為martial，與馬歇爾的Marshall諧音。
——譯者。
衆議院裡有75名議員反對。
在參議院，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則要求美國每花一美元，就應得回相當于一美元的戰略物資，或者相應的國外基地。
盡管他發出這樣叫嚷，歐洲各國領導人還是深受感動，興高采烈。
在英國尤其如此。
丘吉爾贊揚歐洲複興計劃，稱之為“曆史上最慷慨的行動”。
倫敦《經濟學家》周刊說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這樣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國家”。
過了兩年半，當英國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時候，《曼徹斯特衛報》說：“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謝是不夠的。
在國際關系史上，這是最輝煌的成就之一。
”當時的英國财政大臣休?蓋茨克爾還說：“我們這個民族，并不輕易動感情……也不愛形之言辭。
但這些特性并不應掩蓋掉我們對于美國人民真摯、深切的感激。
” 在英倫海峽對面的歐洲大陸，面貌已全部改觀。
營養不良的現象已經消失。
人們可以穿上寒衣過冬，原料源源不絕運進工廠，而且是由新的鐵軌上行駛的新式柴油機車拖引而來的；薩爾和魯爾恢複了生氣，工廠比之戰前還要繁忙。
馬歇爾計劃在1951年直接導緻讓?蒙納特的“煤鋼聯營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盧六國在巴黎締結為期50年的《歐洲煤鋼聯營集團條約》，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協調各國生産與銷售矛盾。
——譯者。
”“煤鋼聯營”過了六年又導緻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國正式簽訂關于建立《共同市場》的條約。
——譯者。
而共同市場則發展壯大，後來可
源出于莎士比亞的《亨利第五》。
哈裡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稱。
莎士比亞說他在困難時樂觀而堅定，使其仆從深受鼓舞。
其卓越之處，“他的拙筆”僅能描述其在“黑夜裡……的一點英雄形象”。
杜魯門名字也是哈裡，故艾奇遜引用此語吹捧杜魯門。
——譯者 世界領導的大旗從垂死的英帝國轉移到美國，其時間、地點，我們是有可能考定的。
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英弗查佩爾勳爵給國務院去電話，說有急事要和剛接替貝爾納斯任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會晤。
大使說他奉命要遞交白宮“一張藍紙”。
按外交的習慣用語，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電。
迪安?艾奇遜說馬歇爾已離開國務院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周年紀念并發表講話。
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實不行，英弗查佩爾回答說。
他準備請他的一等秘書H?M?西奇爾立即把文件送來。
這裡就引起一個對等接待問題。
艾奇遜是個副國務卿，接見一位一等秘書就會有失外交禮節。
要找個級别較低的人才行。
因此，他指派遠東和非洲司司長洛伊?亨德森做代表。
于是，這兩個級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當天傍晚在行政大樓内一間陰沉的辦公室會面，從此開始了世界領導權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爾事實上帶來兩份文件。
按照艾奇遜後來的回憶，兩份東西都是“驚人”的。
希臘局勢混亂，艾奇遜是知道的。
據報共産黨已準備接管政府，謠傳說英軍在撤出，亨德森還曾打過一份題為《危機與迅即崩潰的可能》的報告，提出為了要挽救希臘，惟一辦法是由美國對那裡的聯合政府提供大規模援助。
但在此之前，還沒什麼迹象表明希臘窮途絕路的程度。
現在艾奇遜看到的這個文件說，希臘需要2億以上的美元，作為應急的第一筆援款，否則就隻得向野蠻的俄國侵略屈服。
第二份文件說，土耳其亦處于困境。
他們力量稍強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會被征服的。
英國已是無能為力了。
反納粹鬥争進行了六年，把英國弄到筋疲力盡，财源枯竭。
實際上，他們也亟需美元救急。
不久之後，英弗查佩爾勳爵就将再次來找美國人親自求援。
杜魯門了解這情況後，不由得吃了一驚。
他沒想到形勢這樣惡劣。
當然，丘吉爾已經警告過他，歐洲已成為“瓦礫場、骸骨堂、時疫與仇恨滋生的淵薮”，但人們多認為，這不過是丘吉爾聳人聽聞的說法而已。
對于歐洲的困境，報界不是置若罔聞，就是輕描淡寫。
《時代》周刊向來以善于發現談話尖銳的旁觀者見稱，曾引用過一位捷克遊擊隊員的遺孀(沒登姓名)的話說：“我們需要不多，但卻很急迫。
”這種話華盛頓聽來覺得有道理，因為他們認為歐洲大陸也和美國一樣，經過短時期的混亂和調整，就會重建和平時期的經濟。
戰勝日本後那一周，總統曾對同盟國提出延長租借法的請求進行研究，但沒有同意。
他說，按租借法提供的400億元應已足夠。
租借法必須盡快結束。
他堅決反對美國在1945年9月勝利以後繼續充當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樂對此曾提出抗議，蔣介石也反對，而丘吉爾則大聲叫嚷：“我不能相信這就是美國的最終決定。
我不能相信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會這樣簡單生硬地處理問題。
”事實上美國也沒有這樣做，隻不過是放棄了一種方式，而代之以他種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但是，盡管花了110億元在信貸和贈款上，低地國家、法國、意大利、西德和巴爾幹半島諸國還是窮困異常，物資奇缺。
戰後兩年，辦事有條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來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數以千計的墳墓，準備埋葬那些看來再也看不到另一個春天的鄰人。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送給希臘的物資，隻夠把雅典市鏽蝕的水管和水泵換上新的，解決被破壞了的全市供水系統。
納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來的不是自由，而是饑餓和混亂。
從愛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
經過德國人的掠奪、炸彈的轟擊和抵抗運動戰士們的破壞，工廠陰冷凄涼，寂然無煙。
反正什麼原料都沒有，就算出現奇迹，有了原料，鐵路網也七零八落，沒法運到工廠。
看來政治領導權就要轉到蘇聯手中了：即使不為别的，而僅僅是因為沒有别的出路的緣故。
國務院了解到需要進行規模巨大的救援，初時還指望英國和她的龐大帝國來負責提供。
1946年7月，杜魯門簽署了一個法案，授權向英王政府提供37.5億為期50年的貸款。
他以為這樣美國就可解脫對歐洲承擔的義務。
但現在錢已花完，卻沒有什麼成效可言。
倫敦約有1.7萬家房子，占全城的1/4，還是斷壁頹垣。
臨時搞了1萬間尼森式活動房子以應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隻能滿足一小部分的需要。
當美國婦女們争論采用不采用新式樣時，她們的英國姊妹們每年卻隻能配給一件長衣，四英兩毛線，兩碼衣料，1/3條襯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
勝利除了使美國這個偉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沒有帶來其他什麼。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還是個問題，因為1947年1月開始的嚴冬就威脅着英國。
連續兩個月内，溫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風帶來層層積雪，其量空前，使英國陷于癱瘓。
農業生産下降，低于19世紀水平；工業生産停頓，電力隻在每天上午供應幾個小時。
失業人數增至六百萬以上，配給供應比戰時還要緊縮。
當西奇爾帶着兩份文件(一份關于希臘問題，另一份關于土耳其問題)，在嚴寒的星期五乘車到賓夕法尼亞大道時，白宮還預言“在未來的一年裡，情況還可能更糟”。
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一預言說成是“英國政府發表的文件中，這是最令人不安的聲明”。
總統請赫伯特-胡佛周遊24國，他回來以後彙報說：各國人民，特别是戰争期間漂泊無依的兒童們，都已瀕于饑餓邊緣。
隻有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
這時才再沒有人懷疑，歐洲确是苦難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夥伴們卻還半信半疑。
許多人議論紛紛，說山姆大叔又在上當受騙，說是把錢倒進老鼠洞，或是支付給一個全球性的工程興辦署，說美國理想難免以破産而終。
反過來，歐洲人對這種漠然無情的議論，則感到大為激怒。
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
一位随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裡，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
他們感興趣的隻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
倫威克?肯尼迪牧師寫到美國占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着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着包香煙……巧克力和香煙，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發沖冠。
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
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并不僅此。
共産黨人在那裡形成真正的威脅。
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隻好把重擔挑起來。
讓歐洲在鐵錘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
因為這意味着蘇聯的鋼鐵生産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産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
在那樣條件下，而且隻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
“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将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
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奪回來。
”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
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
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隻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沖突，卻未免令人寒心。
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
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
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曆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于用了這個詞。
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态的對抗”。
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鮮戰争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
——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争形式，隻有這種戰争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隻靠意識形态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将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産黨(民族解放陣線)遊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
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态援助”，也就是說：大炮。
為争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贊同票，大炮比黃油容易。
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
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并不能令人滿意。
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
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外交政策。
政府為了給實際對外措施尋找恰當的理論根據，終于在權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裡找到一篇文章。
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依據》。
作者署名僅用了“X”。
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
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
1946年斯大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産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采取強硬路線。
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産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
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
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
共産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
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産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曆史使命，樣樣俱全。
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
哪裡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裡發生影響。
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
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說，把它局限在已經着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
對哈裡?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
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
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于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
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文件已成為“我國曆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
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着總統的面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
他認為這關系着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
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麼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于我的。
”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
然後，阿瑟?範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持你。
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持你。
” 他發表了演說，他們果然也表示支持。
3月12日，杜魯門要求兩院聯席會議撥款4億元，2.5億元給希臘，1.2億元給土耳其。
随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和範登堡，就一個接一個走上講壇，向國内一切有影響的集團，傳布“遏制主義”這個福音。
這樣一直進行到5月22日，總統在堪薩斯城的缪爾巴赫旅館臨時辦公室最後簽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當時看來，杜魯門主義堪稱傑作。
反對派中吵得最厲害的是右翼頭子，主張把共産黨人“趕回”到他們的戰前的邊界内。
但是，有些反對者當時溫和地提出的問題，後來過了1/4世紀卻仍然未曾得到答複。
參議員塔夫脫提及希、土兩國政府即将接受美國武器時，建議不管問題性質如何，國會都該特别謹慎，不能将發動戰争的權力交給總統。
艾伯特?魏德邁将軍認為，遏制主義會導緻愚蠢的軍事行動，因為俄國人可以在其衛星國邊界上進行侵略性挑釁，“用他們的丙級隊對我們的甲級隊”，把美國弄到筋疲力盡。
使人們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爾特?李普曼寫了一篇反駁凱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邁外，還加上他自己的論點。
李普曼這本薄薄的書，在1947年出版，書名是《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
他在全書中都稱凱南先生為“X先生”，一方面措辭客氣，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壓頂。
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凱南的觀點，“哪裡出現共産黨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裡進行“堅定不移的反擊”。
他寫道：要是蘇聯像日本那樣是個海島的話，美國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鎖。
不幸的是，它是個大陸強國。
在這種情況下，要遏制，就隻能靠兩軍對壘，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流血的遊擊戰争。
“歐亞大陸幅員廣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國軍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
”現在，希臘遊擊隊員已把鬥争轉向山區，現代化武器在那裡不能發揮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決定一切。
李普曼接着說：使用遏制的戰略，勝負之數，将取決于本國征募的軍隊或仆從國的軍隊。
但無論哪一方面，都會使美國走投無路。
美國最後一定會“擺脫各個傀儡，而這樣做則無異于對蘇聯綏靖，承認失敗，喪失面子”，否則就隻能“在一個并非出自我們意願的、無法預見的也許還是相當讨厭的問題上”，被迫支持這些傀儡，并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
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亞洲問題和這個地區給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戰略的外交官們所設下的圈套。
在亞洲接受挑戰，就将使共産黨能夠選擇戰場、選擇用什麼武器打、甚至選擇用哪個國家的共産黨部隊打。
他的結論是：“我很難以明白，X先生怎麼竟然會建議遏制這個怪物，作為我們的戰略。
” 但18個月後，希臘平定了下來，土耳其也不複處于軟弱地位，而喬治?凱南也就名噪一時。
華盛頓人們相互提醒說：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畢竟，他對羅斯福就曾經估計錯誤。
但是這次他的直覺倒是對的。
沒有美國的援助，希臘的中間派就多半不會掌權，這是事實。
但要不是鐵托和共産黨情報局發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與希臘之間的邊界封鎖起來，使馬科斯将軍無法藏身，這次勝利也是難以設想的。
後來，由于希臘與朝鮮的情況表面有點類似，那些遏制論者和“有限戰争”論者就更為振振有詞；但當時沒有解決的避難所這個問題，最後也在導緻越南戰争中起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像麥克阿瑟和布雷德利這樣的職業軍人，在其他方面盡管截然不同，但對李普曼所估計的那種戰争，卻都認為會像是一場噩夢。
這是遏制主義的陰暗一面。
其光明的一面，則是馬歇爾計劃。
它始于杜魯門主義，并成為它的偉大續篇。
如果說在希臘和土耳其問題上，實際并不似人們認為那樣應該感謝凱南的遠見，那麼，西歐對我們的感恩戴德，卻是無法估量的。
從後來的發展說，馬歇爾計劃(其正式名稱是ERP，即歐洲複興計劃)受到一緻的贊同，猶如社會保險一樣。
要說歐洲複興計劃是由哪個個人推動起來的，那應該說是副國務卿威爾?克萊頓。
他去歐洲到處考察了六個星期後，在歸國途中，正式用書面提出，要在未來的十年間避免戰争，這是惟一的抉擇。
在他訪問過的各個國家中，都有颠覆活動在破壞民族團結和獨立。
“由于饑餓、經濟困難和挫折失望”，他寫道，“在一些剛解放的國家中這些颠覆活動已經奏效。
”他建議總統和國務院要使美國人民震動一下，使他們行動起來。
他從蘇黎世飛抵華盛頓後，就立即把書面報告送給艾奇遜，由艾奇遜轉呈總統。
艾奇遜提醒杜魯門說，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個小型集會上代表總統講話，如果應該震動美國人民一下的話，是不是該在那裡放它一炮。
杜魯門同意了。
這樣，歐洲複興計劃這個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個偏僻小城克利夫蘭的州立代爾特師範學院裡，第一次向美國聽衆提出來。
艾奇遜對聽衆們說：嚴冬剛過，北歐人民幾乎遭到毀滅；在國外，能活下來真不容易。
他說：“今天，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運用我們的經濟與财政資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來。
如果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這樣做。
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必須這樣做。
同時，作為我們做人的義務和光榮，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 簡而言之，馬歇爾計劃就是如此。
但是當時還未挂上馬歇爾的名。
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這個演說，《紐約時報》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賴斯頓寫了一篇分析文章。
但各個通訊社卻不大關心，因為人們認為經濟報道和官僚們發表的冗長講話差不多，都是單調無味的。
但是，如果馬歇爾将軍發言，報界就會注意。
于是準備由他發放第二個試探氣球。
他的演說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後來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同時迪安?艾奇遜則到處鼓動新聞記者們，要求他們支持。
這都說明歐洲經濟迅速惡化的緊迫性。
艾奇遜對英國記者特别主動，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倫納德?米阿爾、《每日電訊報》的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和《每日快報》的雷内?麥科爾說：“不用花時間寫報道。
你接到講稿後，就馬上用電話把全文報回倫敦。
你們當中要有一位請編輯先生負責立即送一份全文給歐尼?貝文。
不管是夜裡什麼鐘點也要把歐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裡。
” 馬歇爾将軍在哈佛大學校園講了15分鐘。
他首先把“歐洲經濟結構”的破碎情況描述一番，并說補救之法是把“這個惡性循環打斷，使歐洲人民對其本國和歐洲整體的經濟前景恢複信心”。
美國必須繼續提供援助。
他現在考慮的數字大約是170億元。
但是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那樣漫無目的地亂花錢必須結束，而代之以一個新的計劃。
“歐洲各國對當前形勢的需要，對我國政府不論采取什麼行動之後本國應配合發揮作用，使之産生應有的效果，都應取得某種協調。
”美國既已提出了建議，現在就輪到歐洲采取行動。
由于馬格裡奇行動迅速，歐洲幾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驟。
英國那時已過了子夜，但《每日電訊報》的一個通訊員還是蹬着腳踏車，把馬格裡奇的報道送往睡夢方酣的外交大臣歐内斯特?貝文家裡。
馬格裡奇按艾奇遜的建議行事，通過遠洋長途電話把全文發回倫敦。
貝文和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幾乎馬上就在巴黎召開全歐會議。
會後，英、法、意、希臘、土耳其、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奧地利、愛爾蘭、冰島、葡萄牙、瑞典、瑞士、盧森堡，後來還有西德，都向華盛頓申請經濟援助。
國會經過六周辯論，否決了塔夫脫提出的要削減10億元的修正案以後，正式通過計劃，并另撥款5.97億元，作為這筆長期援助發生作用之前所需的過渡用款，即所謂的“馬歇爾空白點。
” 1948年4月14日，在杜魯門總統簽署歐洲複興計劃以後11天，那隻名副其實的貨船“約翰?H?奎克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
——譯者”号，就離開加爾維斯頓港，載着九千多噸小麥駛向波爾多港。
裝載救急糧食去法國的是由六艘船組成的船隊，這是第一艘。
馬歇爾計劃總共向歐洲提供了125億元，比他原來預計需要的為少。
還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計劃，例如“安置流離失所人員的計劃”，使得33.9萬名歐洲人成為美國公民。
這是美國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頁。
自然，俄國人很不高興。
他們也宣布即将實行一項什麼“莫洛托夫計劃”，但以後卻無下文。
這時急劇向左邊靠的亨利?華萊士，把歐洲複興計劃稱為“戰争計劃”原文為martial，與馬歇爾的Marshall諧音。
——譯者。
衆議院裡有75名議員反對。
在參議院，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則要求美國每花一美元，就應得回相當于一美元的戰略物資，或者相應的國外基地。
盡管他發出這樣叫嚷，歐洲各國領導人還是深受感動，興高采烈。
在英國尤其如此。
丘吉爾贊揚歐洲複興計劃，稱之為“曆史上最慷慨的行動”。
倫敦《經濟學家》周刊說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這樣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國家”。
過了兩年半，當英國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時候，《曼徹斯特衛報》說：“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謝是不夠的。
在國際關系史上，這是最輝煌的成就之一。
”當時的英國财政大臣休?蓋茨克爾還說：“我們這個民族，并不輕易動感情……也不愛形之言辭。
但這些特性并不應掩蓋掉我們對于美國人民真摯、深切的感激。
” 在英倫海峽對面的歐洲大陸，面貌已全部改觀。
營養不良的現象已經消失。
人們可以穿上寒衣過冬，原料源源不絕運進工廠，而且是由新的鐵軌上行駛的新式柴油機車拖引而來的；薩爾和魯爾恢複了生氣，工廠比之戰前還要繁忙。
馬歇爾計劃在1951年直接導緻讓?蒙納特的“煤鋼聯營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盧六國在巴黎締結為期50年的《歐洲煤鋼聯營集團條約》，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協調各國生産與銷售矛盾。
——譯者。
”“煤鋼聯營”過了六年又導緻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國正式簽訂關于建立《共同市場》的條約。
——譯者。
而共同市場則發展壯大，後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