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向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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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有什麼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無疑的;如果不是國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

    自從朝鮮戰争開始以來,共産黨國家的漫畫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寫為一個冷眼相看的惡意老頭兒,從日積月累的報上大字标題來看,他們不無根據。

    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據要職的美國人結果發現竟是竊賊,甚至比竊賊還壞,其人數之多,令人喪氣震驚。

    在聯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們的罪行似乎特别可惡。

    那些壞蛋叫做“賣官鬻權的人”和“收回扣的人”,“華盛頓一團糟”是他們造成的。

    民主黨掌握了20年政權之後若要再延續四年,這個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的障礙。

     那正好合乎共和黨人的打算。

    一切含沙射影的話都導向白宮的門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這樣的推理:不管怎麼樣,國内大部分的貪污腐化要由政府負責。

    當然,還沒有共和黨負責人士表示哈裡?杜魯門的手也不幹淨,而且事實恰好是,50年代第一個著名的惡棍——電視上第一個明星——卻從來沒有擔任過政府官員。

    不過,他捐助過民主黨競選經費,是紐約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夠吸引一個正在調查全國範圍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納西州參議員的注意力了。

     法蘭克?科斯特洛,别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亞,又别名法蘭克?塞弗利奧,是當時的一個著名人物,一個有組織的犯罪行業中的一個“組織人”指完全符合一個大公司組織的标準和要求的無個性的人。

    ——譯者。

    他隻被捕過一次,那是在許久以前,由于兇毆和搶劫。

    此後,他就由别人動手了。

    他在自己的行業中步步高升,從低級打手做起,販賣私酒者,管理老虎機放在茶館飯店中的一種賭博機,投入鎳币後扳動輪機,偶爾吐出若幹鎳币。

    ——譯者,開設賭場,最後成為紐約政客的朋友和後台老闆。

    到那時,他就試圖掩飾自己過去的經曆。

    他投資不動産和油田,并向新聞記者保證,不管他過去有過什麼經曆,當時他已是一個正當商人。

    但他并不是正當商人。

    他曾經當過幸運兒盧西亞諾的主要助手,當幸運兒被驅逐出境後,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勢力接過來,成為第一号大亨。

    他與黑社會的聯系,在全國縱橫交錯。

    坦慕尼的卡邁因?德?薩皮奧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說,紐約市市長威廉?奧德懷爾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凱弗維爾的參議院調查有組織犯罪的聽證會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國去進行調查,隻會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為在前一階段還沒有設立足夠的電視台,而在後一階段由于廣播公司的節目已塞滿了電視台白天的廣播時間。

    但委員會是在1950年5月召開聽證會的。

    由于沒有更好的節目用來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電視台台長就把聽證會作為一種社會服務性質的東西來廣播。

    當那些調查的參議員們于1951年3月12日在紐約福萊廣場法院大幹一場時,WPIX電視台攝影記者就準備跟着幹。

    這裡的情況稍有不同。

    在紐約,購有電視機的人特别多,大規模的聽衆網已經形成。

    在這裡這個廣播業的首府那裡,轉播到各地的設備早已發展起來。

     科斯特洛的律師想要逃避在電視鏡頭上出現,他要求不要把攝影機對準當事人。

    他解釋說:“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歡把他當做大家看熱鬧的對象。

    ”那些參議員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師巧妙地建議,他們都把鏡頭集中在科斯特洛那雙手上。

    結果是一場極好的戲劇:話筒裡是緊張的對話、鏡頭裡是緊握着的拳頭、手指不安地彈着桌面、手裡握着文件和玻璃杯揮舞的手勢、抖嗦的雙手把一張張的紙撕成碎條。

    是的,科斯特洛承認,他有“一點現款”放在家裡一個“小小的保險箱”内。

    不,他記不起那筆款的數目有多少。

    聽到參議員查爾斯?托比揚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萬元在家。

    那筆款是怎樣得來的?他輕聲含糊地說,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

    有一個是管理羅斯福賽馬場的和他一起打高爾夫球的朋友,承認每年給科斯特洛1.5萬元,連續四年,要他幫忙不要讓紐約州賽馬委員會因為那裡的賣彩票活動而吊銷賽馬執照。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法律顧問魯道夫?哈利,問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

    科斯特洛握着拳頭說,一點兒也沒有;那是有些誤會了,他不過“到處宣傳說”,他的朋友是一個“好人”,可不能對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開始出汗了。

    他已經忍無可忍了。

    他委屈地問,難道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勤勉的買賣人嗎?他感到喉嚨疼。

    拍電視的強烈光線刺激他。

    他想回家去。

    凱弗維爾直率地叫他繼續回答問題,但科斯特洛搖了搖頭,接着: 凱弗維爾:你拒絕進一步作證嗎?…… 科斯特洛:參議員先生,我首先得考慮我的健康情況。

    如果我作證,我就要說老實話,但是我的腦筋已經不靈了。

     凱弗維爾:看來你的腦筋還是很靈呢。

     科斯特洛:盡管我對各位參議員懷着應有的尊敬……我對他們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個問題,我要退場了。

     接着,他果真退場而去。

    結果因蔑視法庭罪在劉易斯堡聯邦監獄蹲了18個月。

    看到他的退場的有三千萬電視觀衆。

    按照電視統計所的統計數字來看,紐約的電視機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凱弗維爾舉辦的聽證會。

    聽衆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聯賽的觀衆還要多一倍。

     在福萊廣場停留了八天之後,凱弗維爾委員會便回到華盛頓去。

    委員會的主席現在成了總統的候選人,三千萬個家庭留下了一個清楚的印象,這就是美國城市裡發生了什麼樣腐敗的事情。

    愛德?默羅說:“電視演出一直都極吸引人,觀衆多得驚人——也許由于出現在電視機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實事。

    ”楊-魯比肯廣告公司總結了總的印象,把廣告登在紐約的報紙上,對社會上的罪惡表示遺憾,并問:“我們有什麼該做的事情嗎?” 該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導小孩如何分清是非。

    大概那件事已經做到了,但當凱弗維爾委員會仍在開會的時候,報紙卻提出确鑿證據,指控最不會引起懷疑的地方——大學青年中——有營私舞弊。

    紐約市立學院籃球隊一連好幾個冬季曾以全國最優秀的籃球隊之一上場參加比賽。

    現在發現,它的五個正式隊員中有三個受賄——每人多達1500元,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賽球時,故意輸掉。

    他們剛被控告,紐約大學、托萊多大學、布雷德利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的籃球隊員們也在類似的供狀上簽了字。

     運動界的教唆犯,一個名叫薩爾瓦多?索萊佐的監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監禁期限則短一些。

    把索萊佐當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

    隻要那年秋天運動季節情況令人興奮,大學名譽的污點會很快地被忘記了。

    不幸另一件醜聞又在那年8月出現。

    西點軍校宣布有90名學員因考試作弊而被開除。

     在籃球賽和考試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

    美國當時正處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敗壞的時期,這是自2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

    而且像這種道德敗壞的年代中經常遇到的情況那樣,人們對于罪惡采取了比較容忍的态度,雖然他們不肯這樣承認。

    要了解當時正在發生的問題就需要深深地體會字裡行間的言外之意。

    說話很少有直截了當的。

    報紙上的關于傷風敗俗的事情的報道都是用委婉的語言加以掩飾的。

    典型的例子如:稱妓女為“應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時亦稱她們為“玩樂女郎”。

    和一個男人睡覺,她們說起來總是“接了客”(“接了約翰以後,你又做些什麼?”“我去浴室拿一條毛巾”)。

    累積起來的影響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職業聽起來很時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寶石的妓女出外賣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鐵路線拉客人的一角錢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六隻角子一隻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輔币。

    ——譯者的“勝利女郎”。

    應召女郎不再在街頭或汽車站拉客,她們的活動地點是高級旅館房間,要用電話約會,就像醫生那樣。

    許多是美女競選的獲勝者和(或者)大學畢業生。

    有些主修經濟學,在法庭上,她們幾乎把自己看成是國民生産總值的慷慨貢獻者。

    實際上,她們所提供的服務,在商業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許多廠商給外地來的買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由它們的越來越活躍的廣告部門充當拉皮條的角色。

    在會計方面得想出辦法使那筆費用在申報所得稅時得以扣除。

    隻有那樣以謹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來做這種工作。

    但待遇很高,高達500元一次。

    一個愛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冊上把她們标上“VIP”VIP原義“特等要人”。

    ——譯者的記号——代表“頭等貨”。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做是對的。

    非職業妓女引起的麻煩對高級招待人員和行政副總經理來說是危險的。

    在路燈底下或在人數衆多的雞尾酒會上随便搭上的女人來曆不明。

    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與你競争的一家廠商的偵探,或者是一個存心敲詐的丈夫的老婆。

    一個月後她可能來到你的辦公室甚至來到家裡,要把偶然邂逅相逢變成長期的姘居。

    一切現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

    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帶水。

    聲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開的職業妓女。

    為大明星扮演牧場雇工的小演員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卻要找職業妓女。

    凡是職業上需要經常旅行的頭面人物,包括馳名全國的政治家都是這樣。

    當時,選民是不知道有這回事的。

    并不是他們對位居要職的人有任何幻覺,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隻是以為政界人物來盜竊國家财富還忙不過來呢。

     哈裡?沃恩少将是一個個子高大、态度和藹的密蘇裡州人,稍有點像赫爾曼?戈林,打撲克是天才。

    在其他方面他沒有顯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别的精明。

    作為哈裡?杜魯門的侍從武官,他應該知道他會經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将級軍官中最邋裡邋遢的一個将官。

    他在重要場合不是忘記穿上軍服的襯衫就是沒有系上領帶,并且一直在做幕後交易。

    當然,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隻不過是手腳稍許不大幹淨而已。

    舉例說吧,1945年杜魯門升任總統職位後,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說中,曾對亞曆山德裡亞的威斯敏斯特長老會的婦女輔助隊談到被占領的德國的黑市價格非常厲害,為了拿出例子來說明,他透露他曾經把自己用55元買來的美國手表以500元的價碼賣給一個俄國軍官。

     在白宮,沃恩以喜愛交際、和藹可親而出名。

    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無窮無盡的。

    他總是樂意光臨雞尾酒會或晚宴。

    他在那裡結交了新朋友以後,第二天早上總是樂意發出一封信或打個電話,使政府機構運轉起來更加順利無阻。

    要是給恰當的地方幹别的一行,這樣做本來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幹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險的事。

     給那位将軍惹禍的是一個以前在陸軍軍需軍團擔任過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質卑劣的人。

    像亨特那一類的人不少,但他卻是他們當中一個典型人物,而且也是當時賣官鬻權者的代表。

    付一筆手續費——在杜魯門任總統時期是利潤的5%——以後,那個能夠“牽線說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難的交易順利成交。

    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對管理機構、五角大樓的采購官員、國務院護照科以及農業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壓力。

    在被占領的歐洲,一個商人帶了白宮的介紹信,為一個香水制造商收購了全部香料油。

    聯邦貿易規章為亨特的一個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餘物資處理辦法為另一個委托人放寬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設計劃為第三個委托人調整了一下。

    為了調整和平時期的經濟,稀有的建築鋼材用于加利福尼亞的賽馬場,稀有的商業用糖給了軟飲料制造商。

    沃恩自己則做了這些受惠者捐獻競選經費的媒介。

    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個受惠者送給他的一件個人禮物,後來鬧得人人皆知,那就是價值520元的一個冷藏箱。

     總統其他三個密蘇裡老夥伴是:唐納德?道森,E?默爾?揚和威廉?博伊爾。

    他們的活動地盤是複興金融公司。

    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來支撐面臨倒閉的一些廠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資金給國防工業,在戰後則設法減輕經濟調整的痛苦。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那公司已經沒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邊的業務突然活躍起來。

    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賴特領導下的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往那裡去看一下,無意中卻發現這竟是個藏垢納污的淵薮。

    政府的撥款都被用來從事各式各樣的投機,包括在拉斯韋加斯和邁阿密開設附賭場的旅館。

    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開偏袒的。

    美國利思福爾達公司向複興金融公司申請借貸56.5萬元資金,三次遭拒,就付給博伊爾8000元“手續費”,後者還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

    于是,那筆貸款批準了。

    總統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為缺乏擔保的有政治關系的人向複興金融公司搞到借款。

    揚則是複興金融公司貸款的審查人。

    十年來他一直從他經手批準申請貸款的廠商那裡收取“手續費”來補充他的薪金收入。

    經他批準一筆15萬元的貸款後,為了表示感謝,那家公司送給揚夫人一件禮物,那是一件價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禮物可惹了大禍。

    大多數美國家庭婦女所最心愛的而又做夢也不敢想得到的東西,莫過于貂皮大衣了。

    現在卻有一個婦女得到了,隻是因為她的丈夫欺騙了政府。

    共和黨人對這件事火上加油——他們忘掉了自己黨的全國主席曾出面為迦太基鐵催化劑公司搞到複興金融公司一筆大貸款,因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總經理——謠言逐步傳開了,後來甚至有人認為在政府機構工作每人都有一個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們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

    布萊爾?穆迪參議員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釘上一張發票,上面标明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價格隻有381.25元(包括稅款在内)。

    養貂場協會的哈羅德?裡德認為有必要發表聲明,說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婦女未必都是嫁給騙子的,事實上她們許多都是“有鑒賞力的極受尊敬的人”。

     哈裡?杜魯門說,富布賴特對複興金融公司的調查是“愚蠢的”。

    事實上并不然,富布賴特證明他的調查并不愚蠢。

    在參議院會議室的弧光燈和擴音設備底下,富布賴特在新聞界的面前擺出了證據,證明坐在總統的右邊的道森,實際上卻率領一個陰謀集團,假公濟私,借以自肥。

    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證就是複興金融公司的董事沃爾特?鄧納姆的工作日志。

    在那本日志裡,都小心地記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來的幾十次電話,為那些找到了沒有德行的政客的門路的聲名狼藉、名譽掃地的投機商疏通關節。

    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國一個地區。

    1922年美國内政部長艾伯特?福爾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

    後來查出福爾受賄,被判處徒刑一年并罰款10萬元。

    ——譯者以來,華盛頓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但杜魯門仍然裝着看不見。

    揚被大陪審團控告犯了僞證罪,白宮沒有發表評論。

    總統堅定地為博伊爾辯護了三個月之後,博伊爾“因健康原因”被批準辭職。

    道森像沃恩一樣,仍然是總統顧問班子的成員,并在人事問題上有做出最後決定的權力。

    那簡直是可惡之極。

     然而可惡的事情層出不窮。

    按照當時的組織情況,國内收入局是一個不斷誘人犯罪的地方。

    這個局設64個分局,每一個分局由一名局長負責領導。

    那些局長,他們的副手和華盛頓總局裡的高級官員全部都是按政治關系任命的。

    這些職位就給了在上次大選中拉票有功的民主黨人。

    财政部長斯奈德是一個老實的密蘇裡人,他早就預感到要發生醜聞,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關受賄的傳聞。

    他甚至要求聖路易斯分局局長詹姆斯?芬尼根辭職,但芬尼根和杜魯門的關系非常密切,他賴着不走。

     到了這時,一切情況都變了。

    随着國會的一個委員會發現了旁證,大陪審團控訴芬尼根。

    這樣,他才退職。

    但後來又被判定犯有漏報103000元該付所得稅的收入的罪行。

    接着,斯奈德又命舊金山分局局長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屬暫停職務;接着又提出了陰謀欺騙政府的起訴書。

    波士頓分局局長丹尼斯?德拉尼辭職,被控收受賄賂。

    布魯克林分局局長約瑟夫?馬賽爾被發現漏報該付所得稅的3.2萬元收入。

    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凱?米勒由于拒絕向委員會說明他們額外收入的來源而被開除職務。

    國内收入局局長、前白宮的一名助理喬治?舍恩曼,以健康狀況不良為理由,提出了辭呈。

    一共有九名民主黨員都要入獄,包括馬修?康納利,他曾任杜魯門總統安排約會的秘書。

     鐵證如山,最後迫使杜魯門做出反應。

    總統把司法部稅務司司長拉馬爾?考德爾撤職後,向國會提出了改組複興金融公司和國内收入局的計劃肯尼迪總統于1962年赦免了康納利;約翰遜總統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爾……以後該局改稱國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員将歸屬文官系統。

    但是那樣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評政府的人。

    當時距離下屆總統的競選時間不到一年。

    “華盛頓一團糟”已經成為競選運動中一個強有力的争論點。

    得想出個辦法來搶在共和黨前面。

    因此他宣布成立一個總統委員會來調查聯邦政府内部貪污的情況。

     共和黨人表示,他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足夠誠實的民主黨人來領導這個委員會。

    對杜魯門來說,這絕不是開玩笑。

    他首先任命托馬斯?墨菲,此人是阿爾傑?希斯的起訴人,現在是聯邦地方法院法官。

    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後,卻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主意,沒有提出任何理由。

    這對總統的威望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接着,杜魯門宣布整頓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長霍華德?麥格拉思來領導。

    那些批評者說,那比不整頓更壞。

    因為醜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時作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訴的人帶到政府來工作的。

    共和黨大叫說那不過是粉飾門面。

    同樣叫喊的有美國人争取民主行動組織;也有衆議院司法委員會,該委員會投票通過要自己來動手調查麥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場笑劇現在接近了高xdx潮。

    總統逼得沒有辦法隻好任命一個開明的共和黨的律師紐博爾德?莫裡斯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莫裡斯接二連三地在“與報界見面”的電視節目上透露對司法部一些未經證實的懷疑,拒絕了麥格拉思給他辦公的地方,自己在華盛頓商業區一幢辦公大樓裡設了一個辦事處,要求國會授予他簽發傳票的權力。

    但他遭到了拒絕,後來自己反而被傳喚——要他在參議院一個委員會面前作證,因為後者要訊問他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對非法出售剩餘油船給外國政府扮了什麼角色。

    莫裡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個人,因為他竟向所有美國政府職員,包括内閣全體閣員在内,寄出詳細的調查表,命令他們登記自己的資産淨值和收入來源。

    當麥格拉思接到那份調查表時,大發脾氣。

    他錯誤地以為,莫裡斯是他的下屬,發給他一份五個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職。

    ”杜魯門從美聯社的電傳打字機上得悉此事。

    于是,他也大發脾氣——把麥格拉思撤了職。

     在1952年黨代表大會之前最後的幾個月中,杜魯門的地位越來越不牢固。

    他對那年鋼鐵罷工的處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約翰?劉易斯乖乖就範的巧妙手法的,結果卻弄巧成拙。

    當時鋼鐵公司拒絕遵守工資調解委員會3月20日的仲裁,即規定對工人增加工資但不增加鋼鐵價格,杜魯門便命令商務部長查爾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廠作為國家的财産來管理。

    他以為他的緊急應變權力容許他那樣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會同意。

    但是最高法院卻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

    不管怎麼樣,鋼鐵工人聯合會還是罷工了,為了要使工會的六十萬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資一角六分回去工作,總統得同意每噸鋼材的價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發生的事情。

     在白宮發生這場丢臉的事的同時,共和黨方面越來越不擇手段了,這種情況使人震驚。

    由于太長的時間沒有掌權,對選民失去了信心——因為在過去連續五次的總統競選中選民都不選共和黨——因而少數黨下了決心要不惜任何代價破壞民主黨人的威信。

    它有權也有義務揭露在杜魯門保護傘掩蔽下的小偷竊賊。

    攻擊政府腐敗失職是為國服務,民主制度就應該這樣發揮作用的。

    但是共和黨對迪安?艾奇遜和喬治?馬歇爾的猛烈得異乎尋常的攻擊卻是另一回事。

    這兩位與考德爾和芬尼根這一類的騙子是沒有任何聯系的。

    他們作為美國在國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至少也該承認他們是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遜是一個出身高貴、有教養的人,對待政敵有一種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

    馬歇爾将軍則完全不同,他是一個戰時英雄,像艾森豪威爾一樣,同兩黨都沒有關系。

    他作為總統的使者前往中國,就像艾森豪威爾在歐洲登陸一樣,是超乎黨派政治之上的。

    在内閣裡他避免受到黨派方針的影響。

    他隻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場引起了别人的非議,那是在免了麥克阿瑟職務以後所引起的吵鬧中發生的。

    他當時為了有限戰争的主張進行了有力的辯護,毫無疑問,那激怒了在國會中擁護麥克阿瑟的人。

    但是奧馬爾?布雷德利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亦為那個主張熱烈地辯護。

    此外,在麥克阿瑟沒有被召回之前,共和黨對馬歇爾的對立情緒早已露了端倪。

    1950年9月,20個共和黨參議員公開宣布反對任命馬歇爾為國防部長。

    密蘇裡州衆議員杜威?肖特稱他為杜魯門的“爪牙走卒”。

    喬?馬丁稱他為“姑息派”,要對毛接管中國負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馬丁曾有效地領導過一些鬥争,否決了為關島及威克島設防的立法。

    他當時曾說過,為那些地方設防可能會挑惹日本的軍閥……什麼東西激發他們那樣做?為什麼他們要盯住一個曾被稱為“現今最偉大的美國人”的傑出的軍人不放? 問題的答案就在這裡:馬歇爾是一個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

    在争奪權力的無情鬥争中,任何一個無可挑剔的人對他們都是一種威脅。

    如果他當時不站在他們那一邊,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對他們的一邊。

    既然如此,他們就需要先發制人,徹底地損害他的名譽,使他将來發表的任何意見,無人再會相信。

    這項工作的最後一階段由麥卡錫來幹了。

    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開始在參議院作他的最長最出名的演說,控訴馬歇爾“陰謀之大,聲名之狼藉,使人類曆史上出現過的任何那樣的事情都相形見绌”。

     自由派共和黨人則在努力對杜魯門政府形成一個明智的、負責任的反對派。

    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宣稱,她不願意看到她的黨靠“诽謗四騎士——恐懼、愚昧、偏執和污蔑”走向勝利。

    埃米特?約翰?休斯主張不要用“華盛頓的一團糟”這樣的話,認為這樣說“小氣、自以為是、過甚其詞”。

    休斯亦以為對民主黨人的愛國精神表示懷疑是危險的。

    但到1952年年初時,黨内占統治地位的元老派已聽不進這樣的勸告。

    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黨的辯論家甚至堅持要把對方稱為“TheDemocraticParty民主黨正式名稱是TheDemocraticParty。

    ——譯者”,硬說在字面上是對的,雖然實際上的意義是一種輕蔑。

     共和黨右派發表的演說,把民主黨人分為五類:罪犯、賣國賊、懦夫、老是陷入戰争的無能之輩以及沒有足夠魄力來侵入中國加以征服的虛弱者。

    意見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這一種口頭攻擊造成的後果使兩黨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黨的立場受到一般人的歡迎。

    大多數美國人已開始不贊同杜魯門來當總統,即使他在總統競選時到處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樣獲得他們的歡心了。

    蓋洛普民意測驗所不斷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屆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隻有32%的選民擁護他。

    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個數字徘徊在37%與46%之間。

    以後——在他任職的最後兩年中——贊成他的人從來沒有超過32%。

    有時則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個美國人中不到一個才支持他。

    他從來沒有表現出他有作為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和吸引力。

    看起來他充其量是一個有膽量的光靠決心來克服自己的無能的人。

    他就是那樣來估計自己的。

    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對記者說:“我已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貢獻給國家。

    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這個國家有100萬人——能夠把這項工作比我做得更好。

    但是,既然把這項工作交給了我,我就把它做好。

    我總是引用亞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裡那一句墓志銘。

    它是這樣寫的:‘傑克?威廉斯長眠于此。

    他已拼了老命。

    ’” 但是,對一個像他那樣有信念的民主黨人來說,共和黨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除了杜魯門之外,誰能當民主黨的候選人?埃斯蒂斯?凱弗維爾的名字随處都可聽到。

    他已報名參加所有的預選,他有一批為數甚大的追随者。

    杜魯門不為所動。

    總統是一個操縱黨組織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歡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黨人聲譽的改革者。

    但是大多數其他有資格的候選人不是有這種就是有那種不利條件。

    艾爾本?巴克利已經72歲,太老了。

    佐治亞州的拉塞爾是自由派死對頭。

    哈裡曼從沒有參加過公職競選。

    1951年秋,杜魯門覺得在所有有條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經找到最好的一個人了。

    他邀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韋斯特的總統别墅,向後者建議辭去法官職位來當領導人。

    文森嗯嗯呃呃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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