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将軍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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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肯曾經說過，新聞學是一門不精确的科學。
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最後幾年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在民主黨于中期選舉大獲全勝的六個星期後，阿肯色州一個特别立法委員會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學校種族隔離的糾紛中“肯定地證實有共産黨的影響”。
該委員會主席、衆議員保羅?範達爾森聲稱，該委員會舉行的三天公開聽證會，已經使阿肯色州警覺到了共産主義的威脅。
範達爾森的一個同事滿有把握地預言，美國黑人将拒絕參加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煽動的、“由共産黨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
他說，種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校長的克拉克?克爾對1959年的大學生進行了仔細的觀察。
他說：“雇主們會喜愛這一代人……他們将是容易駕馭的。
再不會出現什麼暴亂了。
” 這一年的11月，美國的天主教主教們，反對使用聯邦經費在國内外提倡人工節育，認為那種說美國天主教徒會逐漸接受避孕措施的說法是可笑的。
全國廣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輕美國人來抵消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聲勢，選中了查爾斯?範多倫。
此人是哥倫比亞大學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員，剛剛在長達14個星期萬衆注目的聯播中最大的有獎問答節目《二十一》中赢得12.9萬元。
他應聘擔任全國廣播公司的顧問和《今日》節目的評論員，年薪5萬元；他編輯了一本頗具啟發性的集子《給母親們的信》。
在他的群衆來信中，3/4是來自孩子們的父母和老師的，感激他正在為全國青年樹立的光輝榜樣。
1958年末，當一個紐約州的縣級大陪審團開始調查關于問答節目弄虛作假的控告時，記者們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
他認為控告荒唐可笑。
“我沒有得到過任何暗示或幫助，”他說，“而且就我所知，參加這一節目的任何人都也沒有得到過。
”當記者們追問不放時，他嚴厲地說：“不停地問這類問題簡直是對我的侮辱。
” 然而，黑人、大學生、天主教徒和查爾斯?範多倫都将使那些自認為了解他們的人大吃一驚。
以為黑人的好鬥精神将會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滅了。
這天，北卡羅來納州農業技術學院的四名黑人學生走進附近格林斯博羅鎮的南埃爾姆街伍爾沃思百貨公司分店，買了點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來，要喝咖啡。
依照南部地區種族隔離的法律和傳統，該店的負責人沒有理睬他們。
他們默默坐在那裡直到關店時刻。
第二天清早他們又來到餐台前，這一回又帶來了五名黑人朋友。
他們稱此為“入坐”。
一天又一天，來的人越來越多。
他們情緒平靜，舉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們面前揮舞南北戰争時期南部邦聯旗幟和向他們彈擲香煙頭、噓聲怪叫的白人青年。
黑人青年們明确地讓人們知道，他們将一直坐到得到他們要的咖啡為止。
如果這隻牽涉到這家分店的本地店員的話，那他們是永遠不會得到服務的。
但是伍爾沃思是一個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國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這一點要起作用的。
在北卡羅來納州，運動擴大到達勒姆、溫斯頓塞勒姆、夏洛特、羅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納什維爾、查塔努加、塔拉哈西、裡士滿和南卡羅來納州的羅克希爾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據了。
在兩星期中，黑人們在15個城市的伍爾沃思公司分店進行了“入坐”，在波士頓，來自哈佛、布蘭代斯、波士頓等大學和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的四百名學生在12家伍爾沃思分店外面設置了糾察線。
這使得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很高興。
緊接着還發生了一些使他們和全國都感到驚訝的事。
在沃爾格林、克雷斯、格蘭特和利格特這些都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爾沃思公司(總店在紐約)1972年銷售額達31億多元，格蘭特公司年銷售額也達16億多元。
——譯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現了示威者。
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同情這一運動的人為支持示威進行了募捐。
耶魯神學院的學生在紐黑文的鬧市舉行了遊行以表示支持。
被激怒的廉價商店的經理們，把賣給黑人的咖啡提價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闆取掉，并威吓要關掉小吃部。
但這都無濟于事；示威者用各種新的消極抵抗的方式來對付他們的一切花招。
接着運動迅速從小吃部波及社會上一切實行種族隔離的公共場所。
在汽車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園“入遊”，在公共圖書館“入讀”，在電影院“入觀”，在賭場“入賭”，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當春天來臨時，還在隻限白人使用的海灘“入泳”。
5月10日，黑人們獲得了他們的首次勝利。
納什維爾的六家百貨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種族隔離，這是除得克薩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動。
整個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開了消耗戰，使種族界線這裡後退一尺，那裡後退一碼，對頑固分子的壓力越來越大。
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區委員會報告，在九個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種族隔離；在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暴力行動，也沒有一個商人因憤怒的白人威脅進行報複性抵制而受到損失。
6月23日，弗吉尼亞州的熱餐店向黑人開放，這是打進該州的第一個楔子。
諾克斯維爾的百貨店在7月18日終止了小吃部的隔離。
7月25日是黑人歡慶的日子；六個月之前就已是行動對象的格林斯博羅伍爾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終于取消了種族隔離。
同一天，弗吉尼亞的諾福克-樸次茅斯區的四家百貨店也終止了種族歧視。
此後，局勢的發展就不那麼順利，死不罷休的極南部準備寸土不讓。
10月19日，亞特蘭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馬丁?路德?金率領的51名“入坐”示威者。
他們拒絕交納保釋金，被投入了監獄。
1960年的偉大的閃電式“入坐”運動過去了，黑人們停息下來鞏固自己的戰果。
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當局現在也明白這隻不過是暫時的間歇。
擁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覺醒。
美國黑人終于成了一股顯著的力量。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氣晴朗，克拉克?克爾終于看到了未來的真相。
經過這些年堅持不懈地對加利福尼亞共産黨人進行調查之後，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舊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廳舉行聽證會。
被傳訊的人有幾名公立學校教員和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二年級學生，這些人據說都是活躍的左翼分子。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坐滿了幾輛公共汽車，前來給他以道義支援。
他們并沒有打算進行示威，在那甯靜安谧的日子裡，一般大學生都不知道怎樣進行示威。
他們隻不過要求在聽證廳有一個坐位。
但是會場已經擠滿了人。
警察攔住台階上端的大門。
有人開始推。
一個警察跌倒，後來據說挨了打。
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龍。
經過半小時的混亂之後，有12人受傷，52人被捕。
奧克蘭的傑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報道說：“當前這新的一代大學生幾乎完全去掉了整個50年代的冷漠、順從的标簽。
”她預言，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們将獻身于“塑造世界的未來”。
一個挨了打的大學生對記者說：“我是一個政治上的處女，但是我在市政廳的台階上遭到強xx。
”對全國361萬大學生來說，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信息是一次挑戰。
忍無可忍的教師們長期以來一直鼓勵學生們投入政治活動，現在他們知道該怎麼辦了。
就在這激蕩動亂的幾個月裡，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學生的政治覺悟的提高，促使社會變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現了。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準使用一種安全的口服避孕藥5月10日《紐約時報》第75版刊登了此事。
——譯者。
這種以“伊諾菲德”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藥片是芝加哥塞爾公司制造的。
該公司聲稱，此藥由1500名婦女進行了四年的試驗，證明100%可靠。
每月20片，憑處方購買，花10～11美元即可保證不孕。
這種控制生育的藥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術，使婦女逃脫了懷孕的恐懼，從産期開始以後，懷孕的恐懼就成了阻止她們性生活的一種約束。
現在她們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樣随便地上床了。
由于成百萬的婦女需要這種避孕藥，醫生的診所和藥房頓時門庭若市。
還未曾有過這樣多的人不是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藥物。
當全國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務所主任歐文?勒布朗大主教報告說天主教婦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樣在定期服用這種避孕藥時，天主教的主教們感到很是震驚。
近至1959年11月，主教們還曾譴責過“某些基督教團體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師們——不實行節欲。
現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還有一些任聖職的修女，按照生活中變化了的事實也在重新考慮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爾斯?範多倫的泥塑形象，開始碎裂。
紐約市立大學市政學院的學生赫伯特?斯坦普爾，在輸給範多倫以前，曾在“二十一”問答節目中得獎4.95萬元，這時他向曼哈頓地方檢察官弗蘭克?霍根和《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談了他違心的苦惱。
他告訴他們，這個節目是一個騙局。
他說參加節目比賽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們在觀衆中的名望開始衰退的時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隻得假裝被徹底擊敗。
他曾受命輸給範多倫，這個人，和他一樣，也曾受過訓練，讓他在一個對着鏡頭的玻璃隔音室中，為了表現苦苦思索一個問題，怎樣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額汗、結結巴巴。
經過節目主持人的排練，範多倫竟能以這樣一些絕招使兩千五百萬電視觀衆驚愕不止，比如舉出僅有的三名累計擊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員的姓名(“泰?科布、凱普?安森和……特裡斯?斯皮克!”)，說出在《茶花女》中詠歎調“我要生活在歡樂裡”的歌唱者是誰(“她在由誰舉辦的舞會正要結束時唱的這個詠歎調……她叫什麼名字!女高音。
她的名字是……薇奧列塔!”)，還要爽爽快快地說出“七個矮子”童話《白雪公主》中的人物。
——譯者的名字(“瞌睡、噴嚏、愚笨、快樂”——停了一下——“那個壞脾氣的叫——呵，頑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個——叫怕羞!”)。
斯坦普爾和“二十一”問答節目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4萬元的挑戰”問答節目的其他一些競賽人，都把他們知道的内情告訴了紐約大陪審團。
範多倫在宣誓後加以否認，可是米切爾?施韋策法官則認為當代的民間英雄橫遭诽謗，深為激怒，竟以大陪審團調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無實據而予以封存。
在陪審團庭外，範多倫對報界宣稱關于他的謊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驚”。
他重申他參加問答節目“誠實無欺……從未受過輔導或指點”。
作僞證的麻煩之處在于犯此罪的人無從知道是否有人能夠證明他們是在說謊。
惠特克?錢伯斯既然曾把事實真情隐藏在一個南瓜中，說明真情終會暴露，而範多倫也未能幸免。
有一個名叫詹姆斯?斯諾德格拉斯的美術工作者，也是“二十一”問答節目的獲獎人，他交出了他在參加節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給自己名下收啟的幾封挂号信，信中裝有有關節目的問題和答案。
這些挂号信是由衆議院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拆封的。
先後使伯納德?戈德法因和謝爾曼?亞當斯垮台的正是這個鐵面無私的審訊機構。
這些信件證實斯諾德格拉斯揭發屬實，委員會接手處理曼哈頓大陪審團擱置下來的工作，開始布置一個圈套，要讓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灑自如、出身于書香門第和名牌大學的查爾斯?範多倫自投羅網，先讓他宣誓作證然後擺出物證。
他們在1959年10月開始行動。
範多倫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樣擺出一幅被人誣陷的貴族老爺的架勢，打電報給小組委員會，斷然否認對他進行诽謗的一切控告，宣稱他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幫助”，并說無論何時小組委員會需要對他訊問，他都會“遵命”。
委員會回電邀他自動來到國會議員面前作證，但是，就在這時他卻失蹤了。
正式發了傳票，可是送傳票人找不到他。
在整整六天中美國人都不知他死活。
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經過預先安排，他忽然在紐約羅斯福飯店露面，接下傳票，并舉行了一次座無虛席的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聲明。
他說，事件的發展使他非常“苦惱”，因而他請假離開哥倫比亞，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蘭去，“在那個地區的美麗的10月裡……集中一下我的思想。
”他不知道他被傳訊。
記者感到很吃驚。
各家報紙和新聞廣播都在頭條報道這件事，他怎麼能不知道傳票的?他慘淡地笑着說，出于對美國國會的尊重，在他走上那個“适當的讨論場所”，也就是說走進聽證會廳之前，他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論。
接着11月2日他在聽證會上露面，衣着樸素，看得出來并且自己也承認十分緊張。
“如果能夠改變我過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的……關于善與惡，我已懂得很多。
但是善惡并不總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樣。
我确實是卷進去了，深深地卷進了一場騙局……我幾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幹的，沒有什麼害處，因為在全國對待教師、教育事業，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産生了這樣好的效果。
” 他接着說，後來他終于感到“萬分不安”和“極為害怕”。
他“多次”乞求節目主持人讓他離開。
他們答複說将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讓我下台。
最後，有一位迷人的金發女律師也來參加比賽，節目主持人之一“告訴我……我将輸給她。
我向他道了謝。
”當公衆開始獲悉問答節目是個騙局時，範多倫說他簡直“吓得要死……我就幹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開我自己”。
存在“一條出路，這條路我當然考慮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盤托出”。
但是“從感情上說”，這是不“可能”的。
後來傳票發出了。
“……一件很小的事情改變了我的态度。
我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婦女寫給我的信，她在加羅韋主持的問答節目中看見過我，她說她贊賞我在那節目中做的工作。
她告訴我，惟一的自處之道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加以補救的方法(當然，她也并不透徹了解我幹了些什麼)，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實地承認一切。
我恍然大悟她是對的。
”範多倫接着說，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
這位律師在聽完範多倫所說的全部情況以後說：“上帝保佑你。
”範多倫供詞到此結束。
他放下原稿，轉向檢察官，向他微笑。
這是荒謬可笑的。
迫使他認罪的是傳票，而不是一個不相識的婦女。
而且，如果他真的對節目感到“萬分不安”，那他也無須乎向節目主持人提出讓他離開的請求，他隻要在節目播放時答錯一個問題就行了。
小組委員會的一位共和黨成員、紐約衆議員史蒂文?德魯尼安看穿了範多倫的欺詐行徑。
他對範多倫說：“我不認為有你這樣頭腦的成年人應當因為講了真話，而受到贊揚。
”可是其他的國會議員接下去恰恰就是這樣幹的。
小組委員會主席奧倫?哈裡斯說他要“贊揚”他的坦率；伊利諾伊州衆議員威廉?斯普林傑表示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地”解除他的教職；伊利諾伊州另一衆議員彼得?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則說他們要為他的“堅忍不拔”以及他那“觸及靈魂”的“坦率”說明表示“贊揚”。
哥倫比亞大學則别有看法，在五小時後就宣布解除範多倫的職務；全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辭退。
但是這可不是一個得人心的反應。
聽證會上的群衆全站在範多倫一邊，為他和小組委員會中贊賞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則報以冰冷的沉默。
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他被攆走舉行了抗議集會。
民意測驗表明，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認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像他那樣幹的。
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群衆來信中，以5∶1的多數對他表示支持。
在範多倫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剛在紐約被控僞證罪，哈裡斯小組委員會又提出了電視節目弄虛作假的新證據。
青少年文娛節目中頭号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承認他選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經濟上的好處。
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
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多爾弗實際上是為此事辯護的。
他争辯說，這并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圖加以控制，便将“破壞我們所珍愛的言論自由”。
就在這時，有人發現多爾弗本人就從一個他應負責監督的廣播業巨頭那裡接受了暗中的賄賂。
艾森豪威爾接受了他的辭呈。
但是，對這件事，公衆似乎不以為意。
電視觀衆既然對這類事并不關心，那他們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怪。
《劇藝報》曾說，如果說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麼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
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八個這樣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九個，美國廣播公司有11個——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時間中總共占了24.5個小時。
沐浴在艾森豪威爾的陽光之中七年之後，全國的輿論制造者，包括曾經支持過總統的人，逐漸感到不耐煩了。
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就曾經問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
艾森豪威爾在幹些什麼呢?你所讀到的都是關于他在玩高爾夫球的報道。
是誰在治理這個國家?”可是，讀者們卻依然無動于衷。
總統在歐洲期間，副總統通過談判結束了為時116天的鋼鐵罷工，獲得一次個人的勝利。
民意測驗的結果實際上未受影響，公衆也未加注意。
新近獲得自由的剛果正在可悲的内戰中流血，由貢勒上尉領導的老撾叛軍推翻了昭?薩松尼特首相的親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兩個國家在何處。
在國内，報業罷工使紐約的全部報紙停版，發生了一系列監獄暴動，班機上偷帶炸彈事件也層出不窮，其中一起是一個财迷心竅的青年放置的，他為要得到他母親的保險金，把他母親連帶同機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
根據調查，報紙頭幾版大都沒有人看，讀者喜歡的是連環畫和體育消息。
當卡裡爾?切斯曼經過八次緩刑終于在加利福尼亞處決之後，反對死刑的對此也表示反對，但是這種人為數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為一連串極為殘酷、毫無人性的兇殺所激動。
這個時期兇殺事件之一是堪薩斯州的農場主赫伯特?克勒特，連同妻子兒女一家被害。
《時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關于這一罪行的報道，大标題是“蓄意的謀殺”，這時讀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時的濫調是到處用“什麼的”，把這個字眼當做口語中的标點符号。
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在搞“抗議什麼的”，羅曼斯就是搞“愛情什麼的”，梅特裡科爾就是“節食減重什麼的”，艾爾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讓人驚奇什麼的”。
幾乎到處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對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卻從沒人用過。
還不曾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點“外交的什麼的”。
那樣說不大體面，而且也不恰當，因為杜勒斯屬于老一輩，屬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形成的那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業。
他那傲慢的說教和過分簡單化的“大規模報複”理論，已經由于蘇聯火箭突飛猛進而過時。
195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他為最後緻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爾特?裡德醫院的時候，他似乎已認識到他曾殚精竭慮，力圖使之永世長存的東西方間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無法維持了。
他還為之奮鬥到底。
在他忍着疾病痛苦離開華盛頓做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時，他對朋友說：“如果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能再推遲了。
如果是癌症，那麼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過爾爾。
” 他患的确是癌症。
每天在沃爾特?裡德醫院接受百萬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島上将息在佛羅裡達的陽光之下，這位國務卿專心緻志地在與死亡進行絕望的戰鬥，而正在他進行鬥争之際，掌管國務的缰繩終于從他手中滑脫了。
從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勢并沒有變化。
根據條約美國仍然承擔着42個國家的防禦義務；而杜勒斯，用另一個新出現的流行詞語來說，仍然是一個大有神通的人物。
美國的社論作者對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議”和“專心緻志的力量”表示敬意。
英國外交部向他緻意，表示“非常難過”，法國外交部對“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損失”表示關注。
波恩對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車輪上的“一根輻條”深感遺憾。
但是這都不過是外交辭令，杜勒斯對此想必也是會料得到的。
盡管他通過電話與白宮和國務院保持密切接觸，警惕出現任何反對冷戰的異端邪說，但是對那些能夠察辨各種征兆的人來說(他就是一個通曉此道的人)，十分清楚，隻等他離開曆史舞台，華盛頓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緩和的行動。
埃米特?約翰?休斯寫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緊的拳頭”，即将被“艾森豪威爾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遭到失敗的餘波中，哈格蒂編纂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展望在1960年選舉中，為共和黨總統繼任人競選的艾森豪威爾，必須立足于他作為維護和平者的政績。
根據同總統的談話，備忘錄把杜勒斯在霧谷的六年中所反對的一切都當做了争取的目标。
備忘錄直率地設想，外交上采取靈活态度的時候已經到來。
艾森豪威爾-哈格蒂備忘錄認為，總統必須作為一名和平締造者居于國際舞台的中心。
接
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最後幾年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在民主黨于中期選舉大獲全勝的六個星期後，阿肯色州一個特别立法委員會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學校種族隔離的糾紛中“肯定地證實有共産黨的影響”。
該委員會主席、衆議員保羅?範達爾森聲稱，該委員會舉行的三天公開聽證會，已經使阿肯色州警覺到了共産主義的威脅。
範達爾森的一個同事滿有把握地預言，美國黑人将拒絕參加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煽動的、“由共産黨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
他說，種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校長的克拉克?克爾對1959年的大學生進行了仔細的觀察。
他說：“雇主們會喜愛這一代人……他們将是容易駕馭的。
再不會出現什麼暴亂了。
” 這一年的11月，美國的天主教主教們，反對使用聯邦經費在國内外提倡人工節育，認為那種說美國天主教徒會逐漸接受避孕措施的說法是可笑的。
全國廣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輕美國人來抵消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聲勢，選中了查爾斯?範多倫。
此人是哥倫比亞大學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員，剛剛在長達14個星期萬衆注目的聯播中最大的有獎問答節目《二十一》中赢得12.9萬元。
他應聘擔任全國廣播公司的顧問和《今日》節目的評論員，年薪5萬元；他編輯了一本頗具啟發性的集子《給母親們的信》。
在他的群衆來信中，3/4是來自孩子們的父母和老師的，感激他正在為全國青年樹立的光輝榜樣。
1958年末，當一個紐約州的縣級大陪審團開始調查關于問答節目弄虛作假的控告時，記者們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
他認為控告荒唐可笑。
“我沒有得到過任何暗示或幫助，”他說，“而且就我所知，參加這一節目的任何人都也沒有得到過。
”當記者們追問不放時，他嚴厲地說：“不停地問這類問題簡直是對我的侮辱。
” 然而，黑人、大學生、天主教徒和查爾斯?範多倫都将使那些自認為了解他們的人大吃一驚。
以為黑人的好鬥精神将會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滅了。
這天，北卡羅來納州農業技術學院的四名黑人學生走進附近格林斯博羅鎮的南埃爾姆街伍爾沃思百貨公司分店，買了點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來，要喝咖啡。
依照南部地區種族隔離的法律和傳統，該店的負責人沒有理睬他們。
他們默默坐在那裡直到關店時刻。
第二天清早他們又來到餐台前，這一回又帶來了五名黑人朋友。
他們稱此為“入坐”。
一天又一天，來的人越來越多。
他們情緒平靜，舉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們面前揮舞南北戰争時期南部邦聯旗幟和向他們彈擲香煙頭、噓聲怪叫的白人青年。
黑人青年們明确地讓人們知道，他們将一直坐到得到他們要的咖啡為止。
如果這隻牽涉到這家分店的本地店員的話，那他們是永遠不會得到服務的。
但是伍爾沃思是一個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國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這一點要起作用的。
在北卡羅來納州，運動擴大到達勒姆、溫斯頓塞勒姆、夏洛特、羅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納什維爾、查塔努加、塔拉哈西、裡士滿和南卡羅來納州的羅克希爾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據了。
在兩星期中，黑人們在15個城市的伍爾沃思公司分店進行了“入坐”，在波士頓，來自哈佛、布蘭代斯、波士頓等大學和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的四百名學生在12家伍爾沃思分店外面設置了糾察線。
這使得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很高興。
緊接着還發生了一些使他們和全國都感到驚訝的事。
在沃爾格林、克雷斯、格蘭特和利格特這些都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爾沃思公司(總店在紐約)1972年銷售額達31億多元，格蘭特公司年銷售額也達16億多元。
——譯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現了示威者。
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同情這一運動的人為支持示威進行了募捐。
耶魯神學院的學生在紐黑文的鬧市舉行了遊行以表示支持。
被激怒的廉價商店的經理們，把賣給黑人的咖啡提價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闆取掉，并威吓要關掉小吃部。
但這都無濟于事；示威者用各種新的消極抵抗的方式來對付他們的一切花招。
接着運動迅速從小吃部波及社會上一切實行種族隔離的公共場所。
在汽車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園“入遊”，在公共圖書館“入讀”，在電影院“入觀”，在賭場“入賭”，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當春天來臨時，還在隻限白人使用的海灘“入泳”。
5月10日，黑人們獲得了他們的首次勝利。
納什維爾的六家百貨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種族隔離，這是除得克薩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動。
整個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開了消耗戰，使種族界線這裡後退一尺，那裡後退一碼，對頑固分子的壓力越來越大。
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區委員會報告，在九個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種族隔離；在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暴力行動，也沒有一個商人因憤怒的白人威脅進行報複性抵制而受到損失。
6月23日，弗吉尼亞州的熱餐店向黑人開放，這是打進該州的第一個楔子。
諾克斯維爾的百貨店在7月18日終止了小吃部的隔離。
7月25日是黑人歡慶的日子；六個月之前就已是行動對象的格林斯博羅伍爾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終于取消了種族隔離。
同一天，弗吉尼亞的諾福克-樸次茅斯區的四家百貨店也終止了種族歧視。
此後，局勢的發展就不那麼順利，死不罷休的極南部準備寸土不讓。
10月19日，亞特蘭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馬丁?路德?金率領的51名“入坐”示威者。
他們拒絕交納保釋金，被投入了監獄。
1960年的偉大的閃電式“入坐”運動過去了，黑人們停息下來鞏固自己的戰果。
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當局現在也明白這隻不過是暫時的間歇。
擁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覺醒。
美國黑人終于成了一股顯著的力量。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氣晴朗，克拉克?克爾終于看到了未來的真相。
經過這些年堅持不懈地對加利福尼亞共産黨人進行調查之後，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舊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廳舉行聽證會。
被傳訊的人有幾名公立學校教員和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二年級學生，這些人據說都是活躍的左翼分子。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坐滿了幾輛公共汽車，前來給他以道義支援。
他們并沒有打算進行示威，在那甯靜安谧的日子裡，一般大學生都不知道怎樣進行示威。
他們隻不過要求在聽證廳有一個坐位。
但是會場已經擠滿了人。
警察攔住台階上端的大門。
有人開始推。
一個警察跌倒，後來據說挨了打。
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龍。
經過半小時的混亂之後，有12人受傷，52人被捕。
奧克蘭的傑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報道說：“當前這新的一代大學生幾乎完全去掉了整個50年代的冷漠、順從的标簽。
”她預言，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們将獻身于“塑造世界的未來”。
一個挨了打的大學生對記者說：“我是一個政治上的處女，但是我在市政廳的台階上遭到強xx。
”對全國361萬大學生來說，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信息是一次挑戰。
忍無可忍的教師們長期以來一直鼓勵學生們投入政治活動，現在他們知道該怎麼辦了。
就在這激蕩動亂的幾個月裡，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學生的政治覺悟的提高，促使社會變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現了。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準使用一種安全的口服避孕藥5月10日《紐約時報》第75版刊登了此事。
——譯者。
這種以“伊諾菲德”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藥片是芝加哥塞爾公司制造的。
該公司聲稱，此藥由1500名婦女進行了四年的試驗，證明100%可靠。
每月20片，憑處方購買，花10～11美元即可保證不孕。
這種控制生育的藥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術，使婦女逃脫了懷孕的恐懼，從産期開始以後，懷孕的恐懼就成了阻止她們性生活的一種約束。
現在她們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樣随便地上床了。
由于成百萬的婦女需要這種避孕藥，醫生的診所和藥房頓時門庭若市。
還未曾有過這樣多的人不是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藥物。
當全國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務所主任歐文?勒布朗大主教報告說天主教婦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樣在定期服用這種避孕藥時，天主教的主教們感到很是震驚。
近至1959年11月，主教們還曾譴責過“某些基督教團體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師們——不實行節欲。
現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還有一些任聖職的修女，按照生活中變化了的事實也在重新考慮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爾斯?範多倫的泥塑形象，開始碎裂。
紐約市立大學市政學院的學生赫伯特?斯坦普爾，在輸給範多倫以前，曾在“二十一”問答節目中得獎4.95萬元，這時他向曼哈頓地方檢察官弗蘭克?霍根和《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談了他違心的苦惱。
他告訴他們，這個節目是一個騙局。
他說參加節目比賽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們在觀衆中的名望開始衰退的時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隻得假裝被徹底擊敗。
他曾受命輸給範多倫，這個人，和他一樣，也曾受過訓練，讓他在一個對着鏡頭的玻璃隔音室中，為了表現苦苦思索一個問題，怎樣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額汗、結結巴巴。
經過節目主持人的排練，範多倫竟能以這樣一些絕招使兩千五百萬電視觀衆驚愕不止，比如舉出僅有的三名累計擊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員的姓名(“泰?科布、凱普?安森和……特裡斯?斯皮克!”)，說出在《茶花女》中詠歎調“我要生活在歡樂裡”的歌唱者是誰(“她在由誰舉辦的舞會正要結束時唱的這個詠歎調……她叫什麼名字!女高音。
她的名字是……薇奧列塔!”)，還要爽爽快快地說出“七個矮子”童話《白雪公主》中的人物。
——譯者的名字(“瞌睡、噴嚏、愚笨、快樂”——停了一下——“那個壞脾氣的叫——呵，頑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個——叫怕羞!”)。
斯坦普爾和“二十一”問答節目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4萬元的挑戰”問答節目的其他一些競賽人，都把他們知道的内情告訴了紐約大陪審團。
範多倫在宣誓後加以否認，可是米切爾?施韋策法官則認為當代的民間英雄橫遭诽謗，深為激怒，竟以大陪審團調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無實據而予以封存。
在陪審團庭外，範多倫對報界宣稱關于他的謊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驚”。
他重申他參加問答節目“誠實無欺……從未受過輔導或指點”。
作僞證的麻煩之處在于犯此罪的人無從知道是否有人能夠證明他們是在說謊。
惠特克?錢伯斯既然曾把事實真情隐藏在一個南瓜中，說明真情終會暴露，而範多倫也未能幸免。
有一個名叫詹姆斯?斯諾德格拉斯的美術工作者，也是“二十一”問答節目的獲獎人，他交出了他在參加節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給自己名下收啟的幾封挂号信，信中裝有有關節目的問題和答案。
這些挂号信是由衆議院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拆封的。
先後使伯納德?戈德法因和謝爾曼?亞當斯垮台的正是這個鐵面無私的審訊機構。
這些信件證實斯諾德格拉斯揭發屬實，委員會接手處理曼哈頓大陪審團擱置下來的工作，開始布置一個圈套，要讓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灑自如、出身于書香門第和名牌大學的查爾斯?範多倫自投羅網，先讓他宣誓作證然後擺出物證。
他們在1959年10月開始行動。
範多倫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樣擺出一幅被人誣陷的貴族老爺的架勢，打電報給小組委員會，斷然否認對他進行诽謗的一切控告，宣稱他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幫助”，并說無論何時小組委員會需要對他訊問，他都會“遵命”。
委員會回電邀他自動來到國會議員面前作證，但是，就在這時他卻失蹤了。
正式發了傳票，可是送傳票人找不到他。
在整整六天中美國人都不知他死活。
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經過預先安排，他忽然在紐約羅斯福飯店露面，接下傳票，并舉行了一次座無虛席的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聲明。
他說，事件的發展使他非常“苦惱”，因而他請假離開哥倫比亞，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蘭去，“在那個地區的美麗的10月裡……集中一下我的思想。
”他不知道他被傳訊。
記者感到很吃驚。
各家報紙和新聞廣播都在頭條報道這件事，他怎麼能不知道傳票的?他慘淡地笑着說，出于對美國國會的尊重，在他走上那個“适當的讨論場所”，也就是說走進聽證會廳之前，他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論。
接着11月2日他在聽證會上露面，衣着樸素，看得出來并且自己也承認十分緊張。
“如果能夠改變我過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的……關于善與惡，我已懂得很多。
但是善惡并不總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樣。
我确實是卷進去了，深深地卷進了一場騙局……我幾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幹的，沒有什麼害處，因為在全國對待教師、教育事業，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産生了這樣好的效果。
” 他接着說，後來他終于感到“萬分不安”和“極為害怕”。
他“多次”乞求節目主持人讓他離開。
他們答複說将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讓我下台。
最後，有一位迷人的金發女律師也來參加比賽，節目主持人之一“告訴我……我将輸給她。
我向他道了謝。
”當公衆開始獲悉問答節目是個騙局時，範多倫說他簡直“吓得要死……我就幹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開我自己”。
存在“一條出路，這條路我當然考慮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盤托出”。
但是“從感情上說”，這是不“可能”的。
後來傳票發出了。
“……一件很小的事情改變了我的态度。
我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婦女寫給我的信，她在加羅韋主持的問答節目中看見過我，她說她贊賞我在那節目中做的工作。
她告訴我，惟一的自處之道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加以補救的方法(當然，她也并不透徹了解我幹了些什麼)，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實地承認一切。
我恍然大悟她是對的。
”範多倫接着說，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
這位律師在聽完範多倫所說的全部情況以後說：“上帝保佑你。
”範多倫供詞到此結束。
他放下原稿，轉向檢察官，向他微笑。
這是荒謬可笑的。
迫使他認罪的是傳票，而不是一個不相識的婦女。
而且，如果他真的對節目感到“萬分不安”，那他也無須乎向節目主持人提出讓他離開的請求，他隻要在節目播放時答錯一個問題就行了。
小組委員會的一位共和黨成員、紐約衆議員史蒂文?德魯尼安看穿了範多倫的欺詐行徑。
他對範多倫說：“我不認為有你這樣頭腦的成年人應當因為講了真話，而受到贊揚。
”可是其他的國會議員接下去恰恰就是這樣幹的。
小組委員會主席奧倫?哈裡斯說他要“贊揚”他的坦率；伊利諾伊州衆議員威廉?斯普林傑表示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地”解除他的教職；伊利諾伊州另一衆議員彼得?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則說他們要為他的“堅忍不拔”以及他那“觸及靈魂”的“坦率”說明表示“贊揚”。
哥倫比亞大學則别有看法，在五小時後就宣布解除範多倫的職務；全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辭退。
但是這可不是一個得人心的反應。
聽證會上的群衆全站在範多倫一邊，為他和小組委員會中贊賞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則報以冰冷的沉默。
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他被攆走舉行了抗議集會。
民意測驗表明，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認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像他那樣幹的。
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群衆來信中，以5∶1的多數對他表示支持。
在範多倫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剛在紐約被控僞證罪，哈裡斯小組委員會又提出了電視節目弄虛作假的新證據。
青少年文娛節目中頭号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承認他選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經濟上的好處。
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
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多爾弗實際上是為此事辯護的。
他争辯說，這并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圖加以控制，便将“破壞我們所珍愛的言論自由”。
就在這時，有人發現多爾弗本人就從一個他應負責監督的廣播業巨頭那裡接受了暗中的賄賂。
艾森豪威爾接受了他的辭呈。
但是，對這件事，公衆似乎不以為意。
電視觀衆既然對這類事并不關心，那他們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怪。
《劇藝報》曾說，如果說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麼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
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八個這樣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九個，美國廣播公司有11個——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時間中總共占了24.5個小時。
沐浴在艾森豪威爾的陽光之中七年之後，全國的輿論制造者，包括曾經支持過總統的人，逐漸感到不耐煩了。
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就曾經問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
艾森豪威爾在幹些什麼呢?你所讀到的都是關于他在玩高爾夫球的報道。
是誰在治理這個國家?”可是，讀者們卻依然無動于衷。
總統在歐洲期間，副總統通過談判結束了為時116天的鋼鐵罷工，獲得一次個人的勝利。
民意測驗的結果實際上未受影響，公衆也未加注意。
新近獲得自由的剛果正在可悲的内戰中流血，由貢勒上尉領導的老撾叛軍推翻了昭?薩松尼特首相的親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兩個國家在何處。
在國内，報業罷工使紐約的全部報紙停版，發生了一系列監獄暴動，班機上偷帶炸彈事件也層出不窮，其中一起是一個财迷心竅的青年放置的，他為要得到他母親的保險金，把他母親連帶同機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
根據調查，報紙頭幾版大都沒有人看，讀者喜歡的是連環畫和體育消息。
當卡裡爾?切斯曼經過八次緩刑終于在加利福尼亞處決之後，反對死刑的對此也表示反對，但是這種人為數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為一連串極為殘酷、毫無人性的兇殺所激動。
這個時期兇殺事件之一是堪薩斯州的農場主赫伯特?克勒特，連同妻子兒女一家被害。
《時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關于這一罪行的報道，大标題是“蓄意的謀殺”，這時讀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時的濫調是到處用“什麼的”，把這個字眼當做口語中的标點符号。
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在搞“抗議什麼的”，羅曼斯就是搞“愛情什麼的”，梅特裡科爾就是“節食減重什麼的”，艾爾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讓人驚奇什麼的”。
幾乎到處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對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卻從沒人用過。
還不曾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點“外交的什麼的”。
那樣說不大體面，而且也不恰當，因為杜勒斯屬于老一輩，屬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形成的那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業。
他那傲慢的說教和過分簡單化的“大規模報複”理論，已經由于蘇聯火箭突飛猛進而過時。
195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他為最後緻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爾特?裡德醫院的時候，他似乎已認識到他曾殚精竭慮，力圖使之永世長存的東西方間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無法維持了。
他還為之奮鬥到底。
在他忍着疾病痛苦離開華盛頓做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時，他對朋友說：“如果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能再推遲了。
如果是癌症，那麼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過爾爾。
” 他患的确是癌症。
每天在沃爾特?裡德醫院接受百萬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島上将息在佛羅裡達的陽光之下，這位國務卿專心緻志地在與死亡進行絕望的戰鬥，而正在他進行鬥争之際，掌管國務的缰繩終于從他手中滑脫了。
從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勢并沒有變化。
根據條約美國仍然承擔着42個國家的防禦義務；而杜勒斯，用另一個新出現的流行詞語來說，仍然是一個大有神通的人物。
美國的社論作者對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議”和“專心緻志的力量”表示敬意。
英國外交部向他緻意，表示“非常難過”，法國外交部對“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損失”表示關注。
波恩對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車輪上的“一根輻條”深感遺憾。
但是這都不過是外交辭令，杜勒斯對此想必也是會料得到的。
盡管他通過電話與白宮和國務院保持密切接觸，警惕出現任何反對冷戰的異端邪說，但是對那些能夠察辨各種征兆的人來說(他就是一個通曉此道的人)，十分清楚，隻等他離開曆史舞台，華盛頓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緩和的行動。
埃米特?約翰?休斯寫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緊的拳頭”，即将被“艾森豪威爾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遭到失敗的餘波中，哈格蒂編纂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展望在1960年選舉中，為共和黨總統繼任人競選的艾森豪威爾，必須立足于他作為維護和平者的政績。
根據同總統的談話，備忘錄把杜勒斯在霧谷的六年中所反對的一切都當做了争取的目标。
備忘錄直率地設想，外交上采取靈活态度的時候已經到來。
艾森豪威爾-哈格蒂備忘錄認為，總統必須作為一名和平締造者居于國際舞台的中心。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