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青春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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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六七十年代，數十萬城市知識青年來到與金三角毗鄰的雲南邊疆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在他們中間，有狂熱的紅衛兵、幹部子弟、造反派，有權力場的失意者，站錯隊，劃錯線的保守派、走資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冊擡不起頭來的“黑五類”、剝削階級子女等等，當然随波逐流的廣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數。
毋庸置疑，那是個與壓抑、絕望、躁動和貧困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為一名背負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經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軍，成為這場轟轟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國二十世紀新青年運動的曆史見證人。
在我長達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經耳聞目睹不下數十起知青越境事件，這些年輕的逃亡者或公開參加緬共，或神秘失蹤異國，總之他們中的多數人跨過國界一去不複返。
1991年我寫作《中國知青夢》，曾經大量查閱知青檔案，追蹤和調查有關當事人。
據一位當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幹部回憶說，僅他任職期間，這類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數，“……大約有幾千人吧。
”他含含糊糊地說，過一會兒又補充道：“也許還多一些，後來回來一些人，總之弄不太清楚。
” 當時雲南有兵團知青和地方插隊知青之分，插隊知青人數更多，無人管束，他們是這類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
一位曾經有過此類經曆的知青作家在回憶文章中說：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隊)知青越過邊境參加緬共。
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為這場青春大逃亡運動的犧牲品和冒險者，未見檔案數字記載。
有人保守估計為七八千人，有人說應為上萬人，也有人認為除去部分陸續返回國内，留在境外的實際人數不會超過數千人。
1998年我隻身進入金三角，尋找這些逃亡知青的命運軌迹是我采訪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與其說關注知青下落，不如說重新回首青春歲月，關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當年我的流浪生活沒有及時回頭，我現在會在哪裡呢？我會成為作家嗎？ 金三角采訪千頭萬緒，無數困難和障礙像高牆一樣包圍我，令我疲于奔命。
最初一段時間，我居然沒有打聽到一個知青的下落。
問了許多當地人，他們都茫然地搖頭，那種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聽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棄。
我相信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們中間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無聞，或者被當地人同化，成為土著。
當然許多人已經變成冰涼的墓碑，孤獨的魂魄遊蕩在曆史歲月的深處，還有的不知所終，不知所往，變成當地人口中一段傳奇故事。
在異國他鄉，這些一度發着政治高燒和狂熱迷亂的中國知青像外來的種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納，所接受，一切與自然生存法則相悖的偏見、信仰、理論、烏托邦很快煙消雲散，殘酷的叢林社會露出真面目。
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好比狼就是狼，如果你不能變成一頭狼，你就将被狼群吃掉。
我渴望走進這個未知的知青世界，渴望在這裡重新認識許多同齡人，他們在那個扭曲的年代走進國境另一端，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中。
我關心的問題是，這些知青續寫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什麼内容？天使，還是魔鬼？人性，還是獸性？血祭沃土，還是魂斷異域？總之在金三角這個充斥着毒品、戰争、貧困和殺戮的舞台上，我有理由相信他們将演出一幕幕生生死死的精彩人生大劇。
這是中國知青史上鮮為人知的特殊插曲。
2 結束勐薩之行回到美斯樂，我的石英手表在關鍵時刻出了一點問題，它一天隻工作幾小時，有點磨磨蹭蹭消極怠工的意思。
旅店老闆是個華人女孩，二十多歲，卻精明能幹，她熱心指點我到村子拐角一個鐘表匠那裡給他看看。
鐘表匠是個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歡說話，看上去面容枯黃，腰背佝偻，好像一陣風也能把他刮倒。
我猜想他該有六十歲出頭吧，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頭發雜亂，即使染過仍然掩蓋不住刺眼的白發。
在金三角，戴眼鏡的人比較稀罕，不像在城市裡，所以我猜想他應該有一些文化。
他表情冷漠地同一個修手表的村民說着泰語，那人扔下二十铢錢，他裝進衣兜又埋頭工作。
我站在一旁看他修表，很快我發現他衣着古怪，趿一雙當地人的夾趾拖鞋，肥大短褲，上身卻穿一件老式藍布中山裝，衣領扣得緊緊的。
這種四個兜很嚴肅的中山裝在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占據統治地位，後來幾乎絕了版，成為曆史文物。
我的青年時代基本上就是被這種面孔呆闆的制服包裝過來的，所以當我一眼看見中山裝，禁不住内心塵土飛揚，就像我爺爺看見長袍馬褂的心情。
我想，這裡是金三角，居然有人穿中山裝。
其實想想也不奇怪，都是漢人，炎黃子孫，中山裝顧名思義是孫中山倡導的服裝，因此也就表示理解。
那人對我的普通話不置一詞，但是我從他的表情上明白他聽懂了。
手表換上一塊液晶電池就修好了，我問他多少錢，他生硬地向我伸出兩根指頭，我付他二十铢泰币。
這天中午，向導小米滿頭雨水，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他母親偶然提起，從前美斯樂确有許多大陸學生，後來陸續都離開了，但是有個教書先生一直留在村子裡。
小米母親在學校門口賣了十幾年米粉，知道一點先生來曆。
我
在他們中間，有狂熱的紅衛兵、幹部子弟、造反派，有權力場的失意者，站錯隊，劃錯線的保守派、走資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冊擡不起頭來的“黑五類”、剝削階級子女等等，當然随波逐流的廣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數。
毋庸置疑，那是個與壓抑、絕望、躁動和貧困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為一名背負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經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軍，成為這場轟轟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國二十世紀新青年運動的曆史見證人。
在我長達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經耳聞目睹不下數十起知青越境事件，這些年輕的逃亡者或公開參加緬共，或神秘失蹤異國，總之他們中的多數人跨過國界一去不複返。
1991年我寫作《中國知青夢》，曾經大量查閱知青檔案，追蹤和調查有關當事人。
據一位當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幹部回憶說，僅他任職期間，這類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數，“……大約有幾千人吧。
”他含含糊糊地說，過一會兒又補充道：“也許還多一些，後來回來一些人，總之弄不太清楚。
” 當時雲南有兵團知青和地方插隊知青之分，插隊知青人數更多，無人管束，他們是這類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
一位曾經有過此類經曆的知青作家在回憶文章中說：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隊)知青越過邊境參加緬共。
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為這場青春大逃亡運動的犧牲品和冒險者，未見檔案數字記載。
有人保守估計為七八千人，有人說應為上萬人，也有人認為除去部分陸續返回國内，留在境外的實際人數不會超過數千人。
1998年我隻身進入金三角，尋找這些逃亡知青的命運軌迹是我采訪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與其說關注知青下落，不如說重新回首青春歲月，關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當年我的流浪生活沒有及時回頭，我現在會在哪裡呢？我會成為作家嗎？ 金三角采訪千頭萬緒，無數困難和障礙像高牆一樣包圍我，令我疲于奔命。
最初一段時間，我居然沒有打聽到一個知青的下落。
問了許多當地人，他們都茫然地搖頭，那種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聽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棄。
我相信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們中間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無聞，或者被當地人同化，成為土著。
當然許多人已經變成冰涼的墓碑，孤獨的魂魄遊蕩在曆史歲月的深處，還有的不知所終，不知所往，變成當地人口中一段傳奇故事。
在異國他鄉，這些一度發着政治高燒和狂熱迷亂的中國知青像外來的種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納，所接受，一切與自然生存法則相悖的偏見、信仰、理論、烏托邦很快煙消雲散，殘酷的叢林社會露出真面目。
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好比狼就是狼，如果你不能變成一頭狼，你就将被狼群吃掉。
我渴望走進這個未知的知青世界，渴望在這裡重新認識許多同齡人，他們在那個扭曲的年代走進國境另一端，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中。
我關心的問題是，這些知青續寫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什麼内容？天使，還是魔鬼？人性，還是獸性？血祭沃土，還是魂斷異域？總之在金三角這個充斥着毒品、戰争、貧困和殺戮的舞台上，我有理由相信他們将演出一幕幕生生死死的精彩人生大劇。
這是中國知青史上鮮為人知的特殊插曲。
2 結束勐薩之行回到美斯樂，我的石英手表在關鍵時刻出了一點問題，它一天隻工作幾小時，有點磨磨蹭蹭消極怠工的意思。
旅店老闆是個華人女孩，二十多歲，卻精明能幹，她熱心指點我到村子拐角一個鐘表匠那裡給他看看。
鐘表匠是個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歡說話，看上去面容枯黃，腰背佝偻，好像一陣風也能把他刮倒。
我猜想他該有六十歲出頭吧，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頭發雜亂，即使染過仍然掩蓋不住刺眼的白發。
在金三角，戴眼鏡的人比較稀罕，不像在城市裡，所以我猜想他應該有一些文化。
他表情冷漠地同一個修手表的村民說着泰語，那人扔下二十铢錢，他裝進衣兜又埋頭工作。
我站在一旁看他修表，很快我發現他衣着古怪，趿一雙當地人的夾趾拖鞋，肥大短褲，上身卻穿一件老式藍布中山裝，衣領扣得緊緊的。
這種四個兜很嚴肅的中山裝在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占據統治地位，後來幾乎絕了版，成為曆史文物。
我的青年時代基本上就是被這種面孔呆闆的制服包裝過來的，所以當我一眼看見中山裝，禁不住内心塵土飛揚，就像我爺爺看見長袍馬褂的心情。
我想，這裡是金三角，居然有人穿中山裝。
其實想想也不奇怪，都是漢人，炎黃子孫，中山裝顧名思義是孫中山倡導的服裝，因此也就表示理解。
那人對我的普通話不置一詞，但是我從他的表情上明白他聽懂了。
手表換上一塊液晶電池就修好了，我問他多少錢，他生硬地向我伸出兩根指頭，我付他二十铢泰币。
這天中午，向導小米滿頭雨水，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他母親偶然提起，從前美斯樂确有許多大陸學生，後來陸續都離開了，但是有個教書先生一直留在村子裡。
小米母親在學校門口賣了十幾年米粉，知道一點先生來曆。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