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會戰的日子裡 第五章 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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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月14日淩晨以前,集團軍指揮部轉移到一個叫做“察裡津地窟”的坑道裡。

    這是一個被隔成十間屋的子大掩蔽坑道,天花闆和周圍的牆壁都用薄木闆鑲襯。

    在8月份,東南——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指揮所曾設在這裡。

    土築的頂蓋足有10公尺厚,一噸重的炸彈才可以穿透其個别地方。

    掩蔽部有兩個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裡察河的河床,上面有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我與克雷洛夫同志在9月14日淩晨離開馬馬耶夫崗。

    古羅夫比我們早走一步。

    随我們一起前往的還有做為城市向導的集團軍裝甲部隊的副司令M·I·魏因魯布中校。

    德國人的夜航機在頭頂上盤旋,他們借着火光尋找着目标,進行轟炸。

     我們穿過瓦礫場和被破壞的街道。

    在離新設指揮所大約500米處,我的汽車被電話電報線纏住了,隻好停下來。

    克雷洛夫和魏因魯布乘坐的車也停了下來。

    我們耽閣了3分鐘左右,這時,離我們汽一不遠的地方炸響了10來枚小型炮彈。

     非常幸運,我們誰也沒受傷,都平安地到達目的地。

     沒有時間休息。

    在新的地點,我必須親自檢查通訊聯絡及部隊反攻的準備情況。

    一切都正常。

    除了夜航飛機外,看來,敵軍都在休息,或者為白天的行動做準備。

     清晨3點,我們開始炮火準備,3點30分,開始反沖擊。

    我用電話向方面軍司令員報告了反沖開始的情況,并請求在天亮時,讓空軍掩護我部隊的戰鬥行動。

    司令員向我保證做到這一點,并馬上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将把統帥部預備隊的近衛步兵第13師配屬給我們。

    這個師于9月14日傍晚開始在伏爾加河渡口克拉斯諾斯洛博達地區集結。

     盡管隻給一個師,但對我們來說,也是極為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雖然我們在9月14日進行了集團軍反突擊,但隻動用了部分非主力部隊,所以并沒對局面帶來會麼變化。

     我立即派工程兵主任圖皮切夫上校率集團軍參謀組前往克拉斯諾斯洛博達迎接近衛師。

    在這之後,我同克雷洛夫又開始與部隊聯系,了解戰況。

     在集團軍中心地區,我們的反沖擊在初期有一些進展。

    但是,在中午12點,敵人投入了相當數量的步兵和坦克,開始迫使我軍退卻。

    攻擊矛頭直指中央車站和馬馬耶夫崗。

     這次攻擊異乎尋常地兇猛。

    盡管損失巨大,侵略者還是不顧一切地往前闖。

    乘着汽車和坦克的步兵縱隊沖入城市。

    大概,希特勒匪徒認為自己已交好運,因此,他們每一個人都拼命沖向伏爾加河、沖向市中心,好去瓜分戰利品。

    我們的士兵、狙擊兵、裝甲兵和炮手隐蔽在房子裡、地下室裡、臨時火力點裡和屋角旁。

    他們從那裡親眼看見,醉醺醺的德國鬼子是怎樣從汽車上跳下來,吹着口琴,在人行橫道上亂喊、亂跳。

     法西斯強盜屍橫遍地,但後續部隊仍象潮水般擁進了大街小巷。

    他們的沖鋒槍手漸漸地潛入鐵路以東的市區,逼進車站,逼近專家樓。

    戰鬥在距集團軍指揮所800米的地方進行。

    危險出現了,敵人可能在我近衛步兵第13師開到之前占領車站,切斷集團軍,并推進到中心渡口。

     在左翼,在米甯城郊,戰鬥更加激烈、殘酷。

    敵人在我右翼也加緊進攻。

    形勢每小時都在惡化。

     我手上還有一支未受損失的不大的預備隊,即由19輛坦克組成的唯一的重型坦克旅。

    這個坦克旅位于集團軍左翼,在城市南部的一個大糧侖附近。

    我命令将這個旅的一個營迅速調到集團軍司令部指揮所來。

    兩個小時左右,坦克營到了,它擁有9輛坦克。

    在這段時間裡,克雷洛夫将軍已從司令部的人員和警戒連裡抽調人員組成了兩個組。

    第一組由作戰處長A·紮利久克上校指揮,配以6輛坦克。

    任務是:封鎖從車站到碼頭的所有街道。

    第二組由M·I·魏因魯布中校指揮,随另外3輛坦克一起,前往專家樓。

    敵人正從那裡用大口徑機槍向伏爾加河及碼頭瘋狂掃射。

     在這兩個組裡,有集團軍司令部的參謀和政工幹部,他們幾乎是全是共産黨員。

    正是他們阻止了希特勒分子占領碼頭——掩護了載着羅季姆采夫近衛師的第一批渡船。

     14點,近衛步兵第13師師長、蘇聯英雄亞曆山大·伊裡奇·羅季姆采夫少将前來向我報到。

    他渾身上下全是泥土。

    從伏爾加河到我的指揮所這段路上,他不得不多次“着陸”于彈坑,躲藏在瓦礫場,躲避敵機的俯沖。

     羅季姆采夫少将向我報告說,他的師人員配備齊全,人數約一萬,但武器、彈藥配備較差。

    一千多名戰士沒有步槍。

     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托方面軍副司令員E·A戈利科夫中将,不遲于9月14日晚把近衛師缺額的武器運到克拉斯諾斯洛博達地區。

    但是,按時運到武器的保證落了空。

    我立即命令在伏爾加河左岸的我的後勤副手洛博夫将軍,動員身邊所有的工作人員,要他們在集團軍後勤各部隊裡收集武器,交給近衛師使用。

     羅季姆采夫将軍已了解了集團軍前線的形勢。

    集團軍參謀長克雷洛夫将軍很善于邊走邊與人們互通情況。

    羅季姆采夫已從他那裡領受到任務:9月14日夜間,整個師渡河到伏爾加河右岸。

    師炮兵部隊除反坦克炮外,全部占領左岸的發射陣地,掩護步兵行動。

    反坦克炮、迫擊炮運進城裡。

     全師馬上投入戰鬥。

    其中兩個步兵團的任是:肅清市中心、專家樓及車站的法西斯分子。

    第3個團的任務是:守住馬馬耶夫崗地區。

    還有一個步兵營作為預備隊,留在集團軍指揮所。

     步兵師作戰地段的界線是:右邊——馬馬耶夫崗、鐵路回線;左邊——察裡察河。

     我們建議羅季姆采夫把指揮所設在伏爾加河岸邊、靠近碼頭的地方。

    那裡有許多掩蔽部、避彈壕,通訊聯絡系統也都是現成的。

     談話結束時,我問他:“有什麼想法?” 他答:“我是共産黨員,我決不離開這裡。

    ” 我馬上補充道:“當你師到在前沿陣地,所有在這個地段上獨立作戰的部隊都歸你領導。

    ” 羅季姆采夫思索片刻說:“他的指揮所位于集團軍指揮所的後方,他呆在自己的指揮所裡會感到不安。

    ”我安慰他,并保證,隻要步兵師完成這次作戰任務,我們将允許他把指揮部挪到前面去。

     接着,我強調說:“我們沒有權力指望敵人會消極行動。

    敵人将不惜任何代價消滅我們、占領城市。

    所以,我們不能夠僅限于防守,而應該抓住每一個有利戰機,打反攻,把我們的意志強加于敵人,并用我們的積極行動破壞敵人的計劃。

    ” 時針快指向下午4點,離黃昏隻剩下5個鐘頭了。

    我們這些被打散了的、極端疲乏的部隊和分隊,能在中央方向再堅持10個、甚至12個小時嗎?這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擔心。

    指戰員們能完成這似乎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任務嗎?如果不能,那麼,近衛步第13師就可能在伏爾加河左岸成為一場悲劇的見證人。

     這時,傳來一個消息:執行反沖擊任務的混編團的許多指揮員都犧牲了,目前該團處于無人指揮狀态。

    我們已經沒有預備隊。

    最後的一支預備隊——警備連和集團軍司令部人員也都已經投入戰鬥。

    透過掩蔽部的頂蓋,傳來德國飛機馬達的轟隆聲和刺耳的炸彈爆炸聲。

     為了找到不管什麼樣的預備隊,我把師長阿·阿·薩拉耶夫上校叫來。

    他是警備司令,他的師控制着各備用防禦點和城市的各火力支撐點。

     他向我詳細地報告了師裡的狀況、他們部隊守衛的防禦區及城裡和工廠區的情況。

     從他的報告中我才弄清楚,原來他那裡的防禦工事大都是由一些小的火力點組成,其中25%—30%是土木結構。

    當然,這些防禦工事不夠穩固。

    我親眼見過一部分工事,其中包括街壘,确實不能成為作戰的必要的火力支撐點。

     我問薩拉耶夫上校,他是否清楚,他們師已歸屬集團軍,他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集團軍軍事委員會領導。

    我問他,是否需要給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打電話問清楚這個問題。

    薩拉耶夫回答說:他是第62集團軍的戰士。

     但是,不能指望把他的部隊作為預備隊來擋住敵人的突擊。

    因為不能把他們從那些支撐點上撤下來。

    可是,薩拉耶夫手中還掌握着幾支由各要塞,各防區司令率領的各工廠和地區的武裝警衛隊。

    這些由城市警察、消防人員、工人組成的警衛隊總人數達1500人。

    他們的武器數量不足。

    我命令上校在市中心找一些堅固的建築物,每個建築物裡配上由共産黨員指揮的50—100名戰士的戰鬥分隊。

    他們要在這些支撐點裡固守,并堅持到最後。

    我提醒說,他的師及武裝警衛隊可在集團軍彈藥補給處領到武器和彈藥。

    我指示薩拉耶夫要與我的指揮所保持經常的聯系。

     他當着我的面馬上在城市平面圖上标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标。

    我同意了他的建議。

     阿·阿·薩拉耶夫作為師長、尤其是作為警備司令員非常熟悉這個城市和城市各工業目标的聯系渠道,他能在許多工廠及堅固建築物裡,組織起武裝警衛隊給我們以幫助。

    城市居民将與第62集團軍的勇士們肩并肩地與法西斯侵略者戰鬥到最後一刻。

     尼·伊·克雷洛夫聽過我與薩拉耶夫的談話之後,把薩拉耶夫叫到自己跟前,就建立通訊聯絡、指揮方式等細節進行了交談。

     與集團軍各部隊的聯系經常中斷,我同古羅夫多次走出掩蔽部,來到普希金大街,希望根據聲音來判斷戰鬥的進程。

     戰鬥就在離我們400—500米的地方進行着。

     曆史學家們曾斷言,在一些大規模的交戰中,作為一個統帥,經常因為手中隻缺少一個營而不能奪取最後勝利。

    我想,為了把第62集團軍截成兩半,并前出至伏爾加河,這幾天保盧斯手中已有足夠的部隊。

    然而,我們戰士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卻使敵人的一切和都化為烏有。

     黃昏時分,坦克旅旅長斯·尼·霍普科少校來向我報告說,他的唯一的一輛坦克被打壞了,現停在車站附近的鐵路道口上。

     “怎麼辦?”他問道。

     我們詳細地分析了形勢。

    認為坦克雖然被打壞,但是還可以用來射擊。

    除此之外,坦克旅還有近百名坦克手,他們都有沖鋒槍和手槍。

     我下令說:“到坦克那裡去。

    集合所有兵力,守住道口,直到近衛第13師的部隊通過為止。

    ” 他懂了,轉身跑去執行我的命令。

    稍後知道,霍普科光榮地完成了我交給他的任務。

     黃昏降臨,戰鬥漸漸平息下來。

    空中,德軍飛機也少了,我用了很多時間來打電話。

    我要搞清楚,近衛第13師目前的位置,他們正在做什麼,他們是怎樣準備渡河器材的。

    然後,與司令部人員一起,總結一天來的戰鬥情況。

     敵人密集地湧向馬馬耶夫崗。

    逼近橫貫城市通往中央車站的鐵路線。

    車站仍在我們手中,可市中心的許多建築物裡已隐藏着德國法西斯的沖鋒槍手,他們是從我漸漸稀疏的戰鬥隊形中偷偷地鑽過去的。

     在集團軍中央地區作戰的我軍部隊,現在已所剩無幾。

    設在馬馬耶夫崗的集團軍觀察所,也被炸彈和敵炮火摧毀。

     集團軍左翼報告說,敵人的攻擊被打退,但敵人正在積蓄力量,實施偵察,準備新的進攻。

     我對戰局進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後認為,我不能再向方面軍軍事委員會要求任何援助了。

    我知道,為了減輕我的壓力,方面軍已對我盡其所能。

    9月14日夜,伏爾加河所有渡口都準備妥當,近衛第13師開始渡河。

     集團軍司令部的人員一整夜都沒合眼,因為一部分人在前線重建分隊;另一部分人在專家樓、車站指揮戰鬥,以掩護羅季姆采夫師順利渡河;還有一部分人在中心碼間附近迎接渡過河的一個個步兵營,并帶領他們通過被摧毀的街道,直奔前線。

     夜間,近衛第34、第42團及第39團的一個營渡過了伏爾加河。

    天色漸亮以及敵機的出現,使後來的渡河行動受到阻礙。

     已渡過河的步兵團占領了從克魯托伊深溝至車站的市中心地段。

    第42團1營前往車站。

    薩拉耶夫師的1個營和A·E·葉爾莫爾金上校所領導的步兵第112師的一支部隊,守衛馬馬耶夫崗。

    車站在左側(西南方向)由坦克旅的餘部、混編團及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揮的步兵第42旅的殘部來防守。

    其餘的地段仍然照舊。

     9月15日淩晨,敵人開始向兩個方向發起進攻:在集團軍中央方向,敵步兵第295、第76、第71師配備着坦克向車站、向馬馬耶夫崗進攻;在左翼,敵坦克第24和第14師及步兵第94師向米甯城郊、庫波羅斯諾耶發起攻擊。

    右翼相對安靜些。

    進攻前,敵航空兵在城市裡狂轟濫炸,然後,敵機在我戰鬥隊形上空盤旋、偵察、俯沖。

     戰鬥一開始形勢就對我很不利。

    午夜,剛渡過河的羅季姆采夫的生力軍,還沒來得及認清環境和站穩腳跟,就遭到敵優勢兵力的攻擊。

     車站附近和米甯城郊的戰鬥異常激烈。

    一天之内,車站4次易手。

    深夜,車站又回到我們手中。

    羅季姆采夫師的第34團,在重型坦克掩護下,進入專家樓,但未奏效。

    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揮的步兵旅和A·A·薩拉耶夫師的幾個分隊損失嚴重,被迫退到列索波薩多奇那雅地區。

    B·F·杜比楊斯基上校的近衛步兵第35師,以及其他部隊的幾支分隊,也同樣遭受巨大損失,撤退到城市西郊、察裡察河以南。

     9月15日傍晚,很難說馬馬耶夫崗在誰手中,因為獲得的情報互相矛盾。

    敵人的沖鋒槍手沿察裡察河偷偷地接近鐵路大橋,并向我指揮所射擊。

    集團軍指揮所的警衛隊重新投入戰鬥。

    此外,盡管入口處設有警衛和糾察,但躲避敵機轟炸和射擊的人,仍然擠滿了掩蔽部的通道。

    這些人中,有集團軍通訊部隊的、警衛營的、行政管理部門的、各部隊的聯絡官、以及司機和其他人。

    他們都因有“緊急公務”通過入口,然後便滞留在那裡,掩蔽部沒有通風裝置,所以空氣悶熱污濁,臭氣熏人。

    尤其到了深夜,指揮所裡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

    我們輪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氣。

    察裡察河以南的城區火光通明,象白晝一樣。

    盡管德國沖鋒槍手的子彈在頭頂上、在腳下呼嘯着,但這樣也擋不住我們離開悶人的洞穴。

     這一夜,我們每一個人都為馬馬耶夫崗的命運擔心,如果它被占領,那麼,敵人将控制整個城市和伏爾加河。

     我命令:A·F·葉林上校的第39團各分隊,在今夜必須渡過河,向馬馬耶夫崗推進,争取在拂曉前占領那裡的防線,并不惜任何代價守住山崗上的制高點。

     我感到,現在從設在山谷裡的掩蔽部對整個集團軍進行指揮已愈來愈困難了。

    所以,我命令H·M·波紮爾斯基将軍率領作戰處及炮兵司令部的一部分參謀,在伏爾加河岸邊、靠近碼頭、對着紮伊采夫斯基島南岸的地方,設一輔助指揮所。

    波紮爾斯基領導的這個輔助指揮所将是集團軍司令部和右翼部隊之間的指揮機構。

     在9月15日的戰鬥中,敵人被擊斃2000多人。

    傷員則 要多3—4倍。

    9月14日至15日,兩天之内,德軍傷亡總計為8,000到10,000人,被擊毀的坦克有54輛。

    我軍的人員和技術裝備也遭到巨大損失,并且退卻了。

    當我講:“我軍遭受巨大損失,并且退卻了”,這并不是說,人們是有秩序、有組織地從一個防區撤退到另一個防區。

    而是說,我們的戰士們(甚至已不成為戰鬥分隊),其中大部分已經受傷,從德國坦克的輪子下爬出來,撤回到下一個防區。

    在那裡,他們被接收,并被編成新的戰鬥分隊,補充有限的彈藥,然後又重新投入戰鬥。

     很快,希特勒匪幫就明白了,靠蠻橫是奪取不了這座城市的,這座城市咬起人來還很疼的呢。

    于是,他們的行動變得謹慎起來。

    細心地準備進攻,打仗時,再聽不到手風琴聲和歌聲,也看不到跳舞的了。

     9月13、14、15日三天的戰鬥表明,在城市的廢墟上殲滅敵人,比在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盡管敵人兵力雄厚,但在狹窄的街道和被炸毀的建築物裡作戰,卻無法施展其力量,總是遭受重大損失,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

    他們往往弄不明白,子彈是從哪裡打來的,死神在何處等待着他們。

     “血,染紅了伏爾加河,染紅了城市的街道和公園。

    德國鬼子正是在這塊土地上滑下坡去、走向滅亡!”這是斯大林格勒保衛者們的話。

     我們的士兵和指揮員們都知道,我們已不能退卻。

    也無處退卻。

    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白,侵略者并不是鐵打的,他們是可以打敗的。

    我們手中的機關槍、沖鋒槍,就能打穿敵人的肌體。

    我們的反坦克手敢于靠近德軍坦克50—100米處,十分準确地擊毀它們。

     9月16日、17日兩天的戰鬥更加激烈。

    在補充了新銳預備隊之後。

    敵人在近衛第13師和步兵第42旅的中心地帶,連續不隊斷地發起攻勢。

    在馬馬耶夫崗和火車站附近的戰鬥尤為殘酷。

     9月16日淩晨,葉林團在步兵第112師幾個分隊的配合下,奪回了馬馬耶夫崗,但進攻很快被阻止了。

    開始了遭遇戰和遭遇攻擊。

    确切的說,馬馬耶夫崗的殊死戰鬥,一直持續到1943年1月底。

     敵人也很清楚,占據馬馬夫崗,就可以控制整個城市、工廠區及伏爾加河。

    為達到此目的,他們毫不吝惜士兵的性命和武器彈藥。

    我方也抱着相同的決心—無論如何要守住馬馬耶夫崗。

    因此,敵人的許多坦克團、步兵團、師被殲滅、被擊潰在這裡。

    我們也不止一個師在這裡經受了從殘酷和頑強程序來說都是曆史上絕無僅有的惡戰。

     成噸重的炸彈,203毫米口徑的炮彈,把整個地面炸翻了過來。

    但是在兩軍相遇時,用刺刀、手榴彈的白刃戰,就成為主要的、最有效的和行得通的鬥争手段了。

     争奪專家樓的戰鬥,忽兒停息,忽兒打響。

    我們攻擊的炮火稍一減弱,敵人馬上就開始向伏爾加河中心渡口實施攻擊。

    我們被迫不停地進攻,牽制住聚集在專家樓裡的敵人。

     蘇維埃大街的一座四層樓房,原是州消費合作社聯社的家屬宿舍,從9月17日開始,變成羅季姆采夫左翼部隊的一個支撐點。

    這座樓房被稱做“巴甫洛夫樓。

    ”當然,雅科夫·費多托維奇·巴甫洛夫并不是房主,可是,他卻和戰士們一起,把這座樓房變成堡壘。

    為了它,德國侵略者損失了上百名軍官和士兵。

    不論是強攻,還是長時間的圍攻,都沒有得手。

    争奪這座樓的戰鬥長達50晝夜。

    在這座房子的東邊,至今還保留着被炮彈炸掉一半煙囪的一座四層樓房。

    它過去是一個制粉廠,在整個防禦體系中,它與“巴甫洛夫樓”一起,形成了阻止敵人突向伏爾加河的屏障。

     車站地區的戰局更為變化莫測。

    車站和它附近的建築物,一天之内就四、五次易手。

    每一次強攻雙方都要以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為代價。

    戰鬥力減弱了,部隊減員了。

    敵我雙方又不斷地補充新銳力量。

     我軍在市中心頑強抵抗,特别是近衛第13師的抵抗,粉碎了保盧斯的如意算盤。

    最後,他把布署在沃羅波諾沃、佩斯昌卡和薩多瓦亞地區的第二突擊群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戰鬥。

     在補充了兵力和裝備以後,敵人以兩個坦克師、一個摩化師和一個步兵師的兵力向集團軍左翼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這一招我們已預料到了,但是,要擊退這次打擊,我們卻有些力不從心。

    盡管敵人占有明顯的優勢,但是,他們每推一步,也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一個攻擊目标——城市或村莊反複多次易手,這在軍事史上是不多見的頑強戰鬥的典型。

    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樓房——一座大型糧侖。

    從9月17日至20日;整整幾個晝夜,那裡的戰鬥一刻未停。

    不僅整個糧倉,而且連它的其它幾層樓和幾個庫房,也都分别數次易手。

    上校杜比楊斯基打電話向我報告:“情況不斷變化着。

    原先,我們在糧侖的上面,德國人在下面。

    我們剛剛把德國人從下面趕出來,他們卻又鑽到了上面。

    現在,在糧侖的上部,還正在進行戰鬥” 類似這樣的雙方都拼死争奪的目标,在城裡有幾十個、幾百個。

    在這些地方,幾個星期以來,每一所房屋,每一個突出部,每一節樓梯,都在被激烈地争奪着。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報告,我們已沒有預備隊,而敵人卻不斷地把生力軍投入戰鬥。

    這樣的浴血奮戰還将持續下去,集團軍将進一步被削弱,以緻毫無戰鬥力。

    我請求馬上再我給們加強2—3個新銳師。

     顯然,方面軍首長很了解城裡的戰況,很清楚城市作戰的意義。

    9月12日—16日戰鬥的表明,在城内防守比在草原開闊地上實施反突擊,能更有效地殺傷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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