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雙峰與東山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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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達摩禅的新時代
西元叁一七年以來，中國的政局，經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對立，才為隋文帝(五八九)所統一。
炀帝末年，天下重陷于分崩離析，但迅速為李唐所統一。
大唐的大統一，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禅宗也在這個時代裡，呈現了異樣的光輝。
達摩禅在北朝，隻是禅的一流，不太重要的一流。
但一到唐初，達摩禅進入一嶄新的時代。
(四祖)道信住蕲州黃梅(今湖北黃梅縣)西北叁十多裡的破頭山(也名雙峰山)，會下有五百多人。
‘續僧傳’卷二０(附編)說：“自入山來叁十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
接着，(五祖)弘忍住黃梅縣北二十五裡的憑墓山；憑墓山在破頭山東，所以也叫東山，受學的多到七百多人。
盛況空前，如‘傳法寶紀’說：弘忍“既受付囑，令望所歸，裾屦湊門，日增其倍。
十(此上疑脫一字)餘年間，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
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達摩禅在黃梅的勃興，五十多年來(六二０頃──六七四)，成為當代中國的禅法中心，這當然應歸功于道信、弘忍的深悟，而環境與門庭施設，也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時地适宜于達摩禅的開展 禅，本來是不限于達摩所傳的。
重于内心的持行，為修道主要内容的，就是禅(慧)。
從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體驗，無論進修的程度如何，總是受到尊崇的。
在南北對立的時代，梁武帝也有一番提倡，但江東佛法為清談玄學的風尚所熏染、一時還扭不過來，如‘續僧傳’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六上)說： “梁祖廣辟定門，搜提寓内有心學者，統集楊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
又于锺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
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
重于務實笃行的北方，禅法受到重視，受到王室的崇敬。
文成帝複興佛法(四五二)，匡贊複與的昙曜，是禅師。
昙曜建議于京(平城)西武州塞，開辟石窟五所(即今大同雲岡)，為了建福，也是為了禅居。
獻文帝(四六六──四七０)對禅的崇敬更深，竟放棄帝位(禅位)而專心于禅。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為佛陀叁藏造少林寺。
嵩洛一帶，成為北方禅學的重鎮。
佛陀的再傳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實，都受到帝王的征召與供養。
北朝重視禅師，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間的仰信，傳說為佛教僧衆的典範。
如‘續僧傳’卷一六“僧稠傳”(大正五０·五五四中)說： 北齊文宣“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
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嚣煩，未曰闡揚，可并除廢。
稠谏曰：諸法師……皆禅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伽藍記’卷二(大正五一·一００五中──下)說：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
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
“一比丘，雲是寶明寺智聖，坐禅苦行，得升天堂”。
“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
“有一比丘，雲是融覺寺昙谟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
閻羅王雲：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丘中第一□行。
今唯試坐禅誦經，不問講經。
……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
“有一比丘，雲是禅林寺道弘。
自雲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
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禅誦。
……叁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昙谟最同入黑門”。
“有一比丘，雲是靈覺寺寶明。
自雲出家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禅誦，禮拜不缺。
……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太後聞之，遣……訪……，皆實有之。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禅誦，不複以講經為意”。
從上兩則，可看出北朝王室與民間傳說──重禅輕教(宣講經論)的情形。
隋唐統一，奠都在長安(洛陽為東都)，軍政大抵是繼承北朝的傳統；皇室對佛教的觀念，也大緻相近。
複興佛教的隋文帝，對禅師特别尊重，如‘續僧傳’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七上)說： “隋祖創業，偏重定門，下诏述之，具廣如傳。
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征引，百司供給。
來儀名德，鹹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
具以聞奏，帝倍歸依”。
被推為華嚴宗初祖的杜順(法順)，唐太宗曾引入内禁，為王族懿戚所歸敬。
到則天與中宗、睿宗，對弘忍門下大弟子，多數禮召入京。
王室的崇敬，宰官與民間也當然崇敬：這樣的佛教環境，禅法是最适宜于開展的了。
達摩禅在北朝重禅的環境中，障礙重重，并不容易開展，到唐代卻勃然而興，這應該重視“禅法南行”的事實。
北方是重于事相，重于實行的。
然北方的實行，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觀，也都系心為止，托境成觀。
所以達摩禅在北方，“取相存見之流，乃生譏謗”；聽說“情事無寄，謂是魔語”。
“得意”的領會，原是南方所長的。
但南朝佛教受魏晉以來的清談影響，隻會娓娓談玄，而笃行的精神不足。
這是達摩初來，在南方沒有法緣的原因了。
隋唐結束了南北對立的局面，南北文化特性，也在大統一下調和起來。
虛玄而缺乏笃行精神的南方，因政局的變化，都市的“義學”衰落，而山林重行的佛教興起(參看下一章)。
在這一情況下，達摩禅由北而南，也就時地相宜而獲得了有利的開展。
說到南方北方，就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當時是中原)。
南方佛教，以江東為重心。
江東，為今江蘇、安徽的江南，及浙江的大部分。
江東的核心，是楊都──當時的政治中心(今南京)。
南方佛教與政治一樣，以江東為重心(這裡的南朝傳統最強)，沿長江而上，上遊的重心是荊州。
達摩禅向南移動，傳說因周武帝滅法(五七四)，慧可到了舒洲的□公山(今安徽潛山縣西北，離湖北的黃梅不遠)。
道信的禅法，就是從這裡學來的。
道信到長江以南，在今江西省，住了近二十年，然後渡江，在黃梅的破頭山住下來。
這裡是長江中遊，離江不遠。
順流東下，是江東；上行到荊州。
從這裡渡江而南，是廬山，再向南是衡嶽，嶺南。
向北上，到襄陽，南陽，洛陽，進入北方的中樞。
在這時地相宜的環境下，道信與弘忍，五十多年的為法努力，達摩禅終于一躍而成為中國禅法的主流！ 黃梅的門庭施設 世界是名相的世界，人類是共住的人間。
在現實人間來弘闡禅法，是不能忽視于此的。
道信的“營宇立象”，弘忍的“念佛淨心”，黃梅樹立起新的家風，對達摩禅的興盛，是大有關系的。
如‘傳法寶紀’說： “天竺達摩，褰裳導迷。
息其言語，離其經論。
……是故慧可、僧璨，(疑脫一字)理得真。
行無軌迹，動無彰記。
法匠潛運，學徒默修”。
“至夫道信，雖擇地開居，營宇立(原誤作“玄”)象。
存沒有迹，旌榜有聞”。
達摩以來，慧可，那禅師，滿禅師等，都是随緣而住，獨往獨來的頭陀行，近于雲水的生活。
自己既來去不定，學者也就不容易攝受。
道信到了雙峰，就改變了從上以來的舊傳統。
“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就是選擇地方，開創道場，造寺院，立佛像。
後來，弘忍也在憑墓山立寺。
道信與弘忍，安定的在黃梅五十多年，接受天下學衆。
這更符合了釋迦佛正法住世的大原則，從團體生活軌範中，陶賢鑄聖。
“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對黃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義的。
禅者開始獨立的發展，為未來創立禅寺(叢林)的先聲。
還有弘忍的“念佛淨心”，如‘傳法寶紀’說： “及忍、如、大通之世，則法門大啟，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
密來自呈，當理與法。
猶遞為秘重，曾不昌言”。
忍是五祖弘忍，如是弘忍弟子潞州法如，大通是玉泉神秀。
在弘忍以前，禅法是“法匠默運，學徒潛修”的。
這是審察來人的根性，決不輕易的傳授。
這是禅者，尤其是高深禅門的風格。
即使聚衆數百，在深山潛修，或在都市裡掩室潛修，一般佛弟子、社會人士，始終是隔着一層，不知底細，隻能投以景慕的、神奇的眼光。
但到了弘忍，在西元七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将禅的初方便開放了。
不問根機怎麼樣，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一齊都教他修習──念佛、淨心的禅門。
禅法的普遍而公開的傳授，引起了“東山法門”的興盛。
弘忍的東山法門，被稱譽為：“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
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
“法門大啟，根機不擇”，正是東山法門大盛的重要因素。
“念佛淨心”，是本于道信的。
道信是“心心念佛”，弘忍才以“念佛名”為方便，成為公開的，普遍的禅門新方便。
從“念佛名”以引入“淨心”，終于念佛成佛。
這對弘忍門下，以及未來“南能北秀”的禅風對立，都有重大的意義。
“念佛名”與“令淨心”的新方便，雖引起了部分禅者的形式化，然對促成東山法門的隆盛來說，到底是重要的一著。
道信“營宇立象”，弘忍“念佛名，令淨心”：黃梅樹立了新的禅風，達摩禅也就進入了新的時代，大放光芒！ 第二節道信與入道方便 禅宗四祖道信，在中國禅宗史上，是值得重視的，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達摩禅進入南方，而推向一新境界的，正是道信。
他的事迹，禅學，應給以特别的注意！ 道信傳 道信一生的事迹，最早見于道宣‘續僧傳’卷二０(附編)“道信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其次為‘傳法寶紀’；‘曆代法寶記’(大正五一·一八一下──一八二上)，‘神會語錄’(石井本)大同；‘傳燈錄’卷叁(大正五一·二二二中──下)等。
道信卒于永徽二年(六五一)閏九月，“春秋七十二”，所以是生于陳太建十二年(五八０)的。
他的事迹，可分為叁階段。
一、道信俗姓司馬，原籍是河内(今河南省沁陽縣)，後遷移到蕲州的廣濟縣來。
七歲(五八六)就出了家。
師長的戒行不淨，道信沒有随師長而放逸，反而“密懷齋檢”──秘密的(不為師長所知)受持齋戒，真是一位器識不凡的沙彌！五年(或說六年)後，到舒州□公山(今安徽省潛山縣西北)，從叁祖僧璨(古每寫為“粲”)學禅法十年(或說“九年”六年與九年，或說五年與十年，都共經十五年)。
在道信二十一歲頃(六００)，僧璨去了羅浮山，道信就過着獨自的修學生活。
道信在□公山學禅，‘續僧傳’這樣說： “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公山，靜修禅業。
(道信)聞而往赴，便蒙授法”。
據‘傳法寶紀’，□公山的“二僧”，就是僧璨與“同學定禅師”(□山神定)。
道宣泛說“二僧”，沒有明說，所以近代學者，有人懷疑僧璨傳道信──這一事實。
僧璨傳道信，為弘忍門下所公認的。
弘忍在世時(六０二──六七五)，一定已有所傳，這才能成立曆代相承的法統。
道宣沒有明說，那隻是傳述者(道宣從傳說得來，不是從道信得來)的不詳細。
禅法是不可能沒有傳受的。
道宣可以不知道，傳述者可以不知道，道信可不會也不知道。
道信的弟子弘忍，知道了而傳說為僧璨，這有什麼可懷疑的！弘忍(六０二──六七五)與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是同時人；弘忍的傳說，不是一百年後，數百年後起的新說。
如沒有反證以證明他的錯誤，是沒有理由懷疑的！ 道宣‘續僧傳’卷二五“法沖傳”，提到了“可禅師後粲禅師”。
卷一一‘辯義傳’(大正五０·五一０中)又說到： ‘仁壽“四年春末，(辯義)又奉敕于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
……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
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禅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
至粲亡後，泉涸積年。
及将拟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湧”。
廬州獨山，在□公山東，與□公山相連。
所以論地點，這位獨山僧粲禅師，與傳說的□公山粲禅師，顯然是同一人。
“辯義傳”說：仁壽四年(六０四)時，粲禅師已經死了。
道信與僧璨分離，在六００年頃；傳說僧璨去羅浮叁年(可能為一、二年)，回來就死了。
所以論時代，也是相近而沒有矛盾的。
□公山的粲禅師，在道宣的‘續僧傳’中，雖‘道信傳’沒有明文，卻存在于不同傳說的“辯義傳”中。
所以弘忍門下所傳，道信從僧璨得法，應該是可信的。
二、大業(六０五──六一七)年間，道信才為政府所允許出家，“配住吉州(今江西省吉安縣)寺”。
逢盜賊圍城七十餘日，道信勸大家念摩诃般若，這才賊衆退散。
道信想到衡嶽去，路過江州(今江西省九江縣)，就在廬山大林寺住下來，一住十年。
道信在黃梅雙峰山，“叁十餘年”(‘續僧傳’，‘曆代法寶記’)，大約是四十歲時去黃梅的。
所以從二十一歲(六００)到四十歲(六一九)──二十年間，為道信到南方遊學的階段。
‘續僧傳’說：“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
‘傳法寶紀’說：“至大業度人，配住吉州寺”。
隋代，出家要得國家的準許。
每年定期舉行考選(一般
炀帝末年，天下重陷于分崩離析，但迅速為李唐所統一。
大唐的大統一，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禅宗也在這個時代裡，呈現了異樣的光輝。
達摩禅在北朝，隻是禅的一流，不太重要的一流。
但一到唐初，達摩禅進入一嶄新的時代。
(四祖)道信住蕲州黃梅(今湖北黃梅縣)西北叁十多裡的破頭山(也名雙峰山)，會下有五百多人。
‘續僧傳’卷二０(附編)說：“自入山來叁十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
接着，(五祖)弘忍住黃梅縣北二十五裡的憑墓山；憑墓山在破頭山東，所以也叫東山，受學的多到七百多人。
盛況空前，如‘傳法寶紀’說：弘忍“既受付囑，令望所歸，裾屦湊門，日增其倍。
十(此上疑脫一字)餘年間，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
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達摩禅在黃梅的勃興，五十多年來(六二０頃──六七四)，成為當代中國的禅法中心，這當然應歸功于道信、弘忍的深悟，而環境與門庭施設，也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時地适宜于達摩禅的開展 禅，本來是不限于達摩所傳的。
重于内心的持行，為修道主要内容的，就是禅(慧)。
從事禅的修持，而求有所體驗，無論進修的程度如何，總是受到尊崇的。
在南北對立的時代，梁武帝也有一番提倡，但江東佛法為清談玄學的風尚所熏染、一時還扭不過來，如‘續僧傳’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六上)說： “梁祖廣辟定門，搜提寓内有心學者，統集楊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
又于锺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
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
重于務實笃行的北方，禅法受到重視，受到王室的崇敬。
文成帝複興佛法(四五二)，匡贊複與的昙曜，是禅師。
昙曜建議于京(平城)西武州塞，開辟石窟五所(即今大同雲岡)，為了建福，也是為了禅居。
獻文帝(四六六──四七０)對禅的崇敬更深，竟放棄帝位(禅位)而專心于禅。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為佛陀叁藏造少林寺。
嵩洛一帶，成為北方禅學的重鎮。
佛陀的再傳弟子僧稠，勒那摩提的弟子僧實，都受到帝王的征召與供養。
北朝重視禅師，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間的仰信，傳說為佛教僧衆的典範。
如‘續僧傳’卷一六“僧稠傳”(大正五０·五五四中)說： 北齊文宣“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為本。
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嚣煩，未曰闡揚，可并除廢。
稠谏曰：諸法師……皆禅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伽藍記’卷二(大正五一·一００五中──下)說：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
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
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
“一比丘，雲是寶明寺智聖，坐禅苦行，得升天堂”。
“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
“有一比丘，雲是融覺寺昙谟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
閻羅王雲：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丘中第一□行。
今唯試坐禅誦經，不問講經。
……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
“有一比丘，雲是禅林寺道弘。
自雲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象十軀。
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禅誦。
……叁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昙谟最同入黑門”。
“有一比丘，雲是靈覺寺寶明。
自雲出家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禅誦，禮拜不缺。
……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太後聞之，遣……訪……，皆實有之。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禅誦，不複以講經為意”。
從上兩則，可看出北朝王室與民間傳說──重禅輕教(宣講經論)的情形。
隋唐統一，奠都在長安(洛陽為東都)，軍政大抵是繼承北朝的傳統；皇室對佛教的觀念，也大緻相近。
複興佛教的隋文帝，對禅師特别尊重，如‘續僧傳’卷二０末(大正五０·五九七上)說： “隋祖創業，偏重定門，下诏述之，具廣如傳。
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征引，百司供給。
來儀名德，鹹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
具以聞奏，帝倍歸依”。
被推為華嚴宗初祖的杜順(法順)，唐太宗曾引入内禁，為王族懿戚所歸敬。
到則天與中宗、睿宗，對弘忍門下大弟子，多數禮召入京。
王室的崇敬，宰官與民間也當然崇敬：這樣的佛教環境，禅法是最适宜于開展的了。
達摩禅在北朝重禅的環境中，障礙重重，并不容易開展，到唐代卻勃然而興，這應該重視“禅法南行”的事實。
北方是重于事相，重于實行的。
然北方的實行，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觀，也都系心為止，托境成觀。
所以達摩禅在北方，“取相存見之流，乃生譏謗”；聽說“情事無寄，謂是魔語”。
“得意”的領會，原是南方所長的。
但南朝佛教受魏晉以來的清談影響，隻會娓娓談玄，而笃行的精神不足。
這是達摩初來，在南方沒有法緣的原因了。
隋唐結束了南北對立的局面，南北文化特性，也在大統一下調和起來。
虛玄而缺乏笃行精神的南方，因政局的變化，都市的“義學”衰落，而山林重行的佛教興起(參看下一章)。
在這一情況下，達摩禅由北而南，也就時地相宜而獲得了有利的開展。
說到南方北方，就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當時是中原)。
南方佛教，以江東為重心。
江東，為今江蘇、安徽的江南，及浙江的大部分。
江東的核心，是楊都──當時的政治中心(今南京)。
南方佛教與政治一樣，以江東為重心(這裡的南朝傳統最強)，沿長江而上，上遊的重心是荊州。
達摩禅向南移動，傳說因周武帝滅法(五七四)，慧可到了舒洲的□公山(今安徽潛山縣西北，離湖北的黃梅不遠)。
道信的禅法，就是從這裡學來的。
道信到長江以南，在今江西省，住了近二十年，然後渡江，在黃梅的破頭山住下來。
這裡是長江中遊，離江不遠。
順流東下，是江東；上行到荊州。
從這裡渡江而南，是廬山，再向南是衡嶽，嶺南。
向北上，到襄陽，南陽，洛陽，進入北方的中樞。
在這時地相宜的環境下，道信與弘忍，五十多年的為法努力，達摩禅終于一躍而成為中國禅法的主流！ 黃梅的門庭施設 世界是名相的世界，人類是共住的人間。
在現實人間來弘闡禅法，是不能忽視于此的。
道信的“營宇立象”，弘忍的“念佛淨心”，黃梅樹立起新的家風，對達摩禅的興盛，是大有關系的。
如‘傳法寶紀’說： “天竺達摩，褰裳導迷。
息其言語，離其經論。
……是故慧可、僧璨，(疑脫一字)理得真。
行無軌迹，動無彰記。
法匠潛運，學徒默修”。
“至夫道信，雖擇地開居，營宇立(原誤作“玄”)象。
存沒有迹，旌榜有聞”。
達摩以來，慧可，那禅師，滿禅師等，都是随緣而住，獨往獨來的頭陀行，近于雲水的生活。
自己既來去不定，學者也就不容易攝受。
道信到了雙峰，就改變了從上以來的舊傳統。
“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就是選擇地方，開創道場，造寺院，立佛像。
後來，弘忍也在憑墓山立寺。
道信與弘忍，安定的在黃梅五十多年，接受天下學衆。
這更符合了釋迦佛正法住世的大原則，從團體生活軌範中，陶賢鑄聖。
“擇地開居，營宇立象”，對黃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義的。
禅者開始獨立的發展，為未來創立禅寺(叢林)的先聲。
還有弘忍的“念佛淨心”，如‘傳法寶紀’說： “及忍、如、大通之世，則法門大啟，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
密來自呈，當理與法。
猶遞為秘重，曾不昌言”。
忍是五祖弘忍，如是弘忍弟子潞州法如，大通是玉泉神秀。
在弘忍以前，禅法是“法匠默運，學徒潛修”的。
這是審察來人的根性，決不輕易的傳授。
這是禅者，尤其是高深禅門的風格。
即使聚衆數百，在深山潛修，或在都市裡掩室潛修，一般佛弟子、社會人士，始終是隔着一層，不知底細，隻能投以景慕的、神奇的眼光。
但到了弘忍，在西元七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将禅的初方便開放了。
不問根機怎麼樣，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一齊都教他修習──念佛、淨心的禅門。
禅法的普遍而公開的傳授，引起了“東山法門”的興盛。
弘忍的東山法門，被稱譽為：“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
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
“法門大啟，根機不擇”，正是東山法門大盛的重要因素。
“念佛淨心”，是本于道信的。
道信是“心心念佛”，弘忍才以“念佛名”為方便，成為公開的，普遍的禅門新方便。
從“念佛名”以引入“淨心”，終于念佛成佛。
這對弘忍門下，以及未來“南能北秀”的禅風對立，都有重大的意義。
“念佛名”與“令淨心”的新方便，雖引起了部分禅者的形式化，然對促成東山法門的隆盛來說，到底是重要的一著。
道信“營宇立象”，弘忍“念佛名，令淨心”：黃梅樹立了新的禅風，達摩禅也就進入了新的時代，大放光芒！ 第二節道信與入道方便 禅宗四祖道信，在中國禅宗史上，是值得重視的，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達摩禅進入南方，而推向一新境界的，正是道信。
他的事迹，禅學，應給以特别的注意！ 道信傳 道信一生的事迹，最早見于道宣‘續僧傳’卷二０(附編)“道信傳”(大正五０·六０六中)；其次為‘傳法寶紀’；‘曆代法寶記’(大正五一·一八一下──一八二上)，‘神會語錄’(石井本)大同；‘傳燈錄’卷叁(大正五一·二二二中──下)等。
道信卒于永徽二年(六五一)閏九月，“春秋七十二”，所以是生于陳太建十二年(五八０)的。
他的事迹，可分為叁階段。
一、道信俗姓司馬，原籍是河内(今河南省沁陽縣)，後遷移到蕲州的廣濟縣來。
七歲(五八六)就出了家。
師長的戒行不淨，道信沒有随師長而放逸，反而“密懷齋檢”──秘密的(不為師長所知)受持齋戒，真是一位器識不凡的沙彌！五年(或說六年)後，到舒州□公山(今安徽省潛山縣西北)，從叁祖僧璨(古每寫為“粲”)學禅法十年(或說“九年”六年與九年，或說五年與十年，都共經十五年)。
在道信二十一歲頃(六００)，僧璨去了羅浮山，道信就過着獨自的修學生活。
道信在□公山學禅，‘續僧傳’這樣說： “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公山，靜修禅業。
(道信)聞而往赴，便蒙授法”。
據‘傳法寶紀’，□公山的“二僧”，就是僧璨與“同學定禅師”(□山神定)。
道宣泛說“二僧”，沒有明說，所以近代學者，有人懷疑僧璨傳道信──這一事實。
僧璨傳道信，為弘忍門下所公認的。
弘忍在世時(六０二──六七五)，一定已有所傳，這才能成立曆代相承的法統。
道宣沒有明說，那隻是傳述者(道宣從傳說得來，不是從道信得來)的不詳細。
禅法是不可能沒有傳受的。
道宣可以不知道，傳述者可以不知道，道信可不會也不知道。
道信的弟子弘忍，知道了而傳說為僧璨，這有什麼可懷疑的！弘忍(六０二──六七五)與道宣(五九六──六六七)是同時人；弘忍的傳說，不是一百年後，數百年後起的新說。
如沒有反證以證明他的錯誤，是沒有理由懷疑的！ 道宣‘續僧傳’卷二五“法沖傳”，提到了“可禅師後粲禅師”。
卷一一‘辯義傳’(大正五０·五一０中)又說到： ‘仁壽“四年春末，(辯義)又奉敕于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
……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
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禅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
至粲亡後，泉涸積年。
及将拟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湧”。
廬州獨山，在□公山東，與□公山相連。
所以論地點，這位獨山僧粲禅師，與傳說的□公山粲禅師，顯然是同一人。
“辯義傳”說：仁壽四年(六０四)時，粲禅師已經死了。
道信與僧璨分離，在六００年頃；傳說僧璨去羅浮叁年(可能為一、二年)，回來就死了。
所以論時代，也是相近而沒有矛盾的。
□公山的粲禅師，在道宣的‘續僧傳’中，雖‘道信傳’沒有明文，卻存在于不同傳說的“辯義傳”中。
所以弘忍門下所傳，道信從僧璨得法，應該是可信的。
二、大業(六０五──六一七)年間，道信才為政府所允許出家，“配住吉州(今江西省吉安縣)寺”。
逢盜賊圍城七十餘日，道信勸大家念摩诃般若，這才賊衆退散。
道信想到衡嶽去，路過江州(今江西省九江縣)，就在廬山大林寺住下來，一住十年。
道信在黃梅雙峰山，“叁十餘年”(‘續僧傳’，‘曆代法寶記’)，大約是四十歲時去黃梅的。
所以從二十一歲(六００)到四十歲(六一九)──二十年間，為道信到南方遊學的階段。
‘續僧傳’說：“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
‘傳法寶紀’說：“至大業度人，配住吉州寺”。
隋代，出家要得國家的準許。
每年定期舉行考選(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