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章 牛頭宗之興起
關燈
小
中
大
的江甯人；慧忠是潤州上元人，都是現在的江甯縣。
玄素的弟子徑山法欽是昆山(今江蘇昆山縣)人。
慧忠的弟子佛窟遺則，是金陵(即江甯)人。
牛頭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這一地區──長江下流的南岸，稱為“江東”與“江左”的地方。
這裡，是南朝(叁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區；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這一地區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興福”──造寺、造像、布施；及“義學”──宣揚經論為主的。
當時的“義學”極盛，主要為“四經”──‘維摩’、‘大品’、‘法華’、‘涅槃’；“叁論”──‘中’、‘百’、‘十二門論’，形成廣義的南朝學統。
那個時代，禅慧的修證，不是沒有，而是并不興盛的。
因為禅慧修證，是适宜于山林的(這不是“十字街頭好參禅”之類的動聽詞句，所能改變這一形勢的)。
這一地區，以南京(當時名建康)為中心來說，東北二十八裡有攝山(又稱栖霞山)，南二十五裡有牛頭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遠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場。
如洛陽南的嵩山，長安南的終南山一樣。
還有句容縣的茅山，比較遠一些。
禅，就在這叁處，孕育而成長起來。
在南朝──都市佛教時代，遼東僧朗在齊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間，到江南來，住在攝山。
‘高僧傳’卷八“法度傳”(大正五０·叁八０下)說： “朗，本遼東人。
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
華嚴、叁論，最所命家。
今上(梁武帝)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
當時，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學，而修學有成就的，僅“止觀僧诠”一人。
僧朗與僧诠，都在山禅講兼修，不出外弘化的。
攝山的學風，如‘續僧傳’卷七“法朗傳”(大正五０·四七七下)說： “初攝山僧诠，受業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觀。
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禅味相得。
及後四公(朗、勇、辯、布)往赴，叁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
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辄有開示。
故經雲：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深樂法者，不為多說。
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與僧诠的時代(約五０五──五五五)，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顯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
僧诠門下有四大弟子──興皇法朗，禅衆慧勇，長幹僧辯，栖霞慧布。
朗、勇、辯──叁位，在僧诠去世後，都出山而重于義學的宣揚，促成了陳代叁論宗的興盛。
但“禅味相得”的攝山精神，不免沖淡了。
被稱為“得意布”的慧布，仍舊住在攝山，繼承了僧诠的門風。
慧布不反對向外宣揚經論，而自己卻“攝心奉律，威儀無玷。
常樂坐禅，遠離喧嚣。
誓不講說，護持為務”。
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見到了(二祖)“可禅師”，“思禅師”(那時還在北方，就是南嶽慧思)；還有與慧思齊名的慧命的師長“邈禅師”，互相論道，受到了可、思、邈師的尊重。
如‘續僧傳’卷七“慧布傳”(大正五０·四八０下──四八一上)說： “末遊北邺，更涉未聞。
于可禅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
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 “嘗造思禅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緻彌密，言勢不止。
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裡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
“又與邈禅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
聯綿往還，叁日不絕。
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躬行，不顯其美”。
這是般若師匠，與禅宗、天台宗先輩的接觸。
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與‘法華’并重，推重龍樹論的禅者；與重般若叁論的慧布(談論“連徹日夜”，有濃厚的清談玄學風格)，原有相互契合處，而不是相互拒斥的。
江東般若學與楞伽學的關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說誰從誰學)。
後來，慧布邀保恭禅師，在攝山成立禅院：“結淨練衆，江表所推”，這可見叁論宗本不是單純的義學。
興皇法朗雖将叁論宗引入“義學”一流，但還是重于慧悟(得意)的。
繼承興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誤作“荊州茅山”)大明法師(對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說)。
明師的傳記不詳，略見于‘續僧傳’卷一叁“慧□傳”，卷一四“慧棱傳”等。
關于當時付囑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傳”(大正五０·五叁八下)說： “明即興皇之遺屬也。
……明居此席，不移八載。
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疑明。
(受付囑後)……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
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緻者是也”。
明法師，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
他終身住在茅山，茅山成為攝山精神的繼承者。
茅山，就是牛頭初祖法融出家修學的道場！法融是由此而到牛頭山的；慧方将法門付囑法持後，又由牛頭回到茅山。
牛頭宗的形成，是繼承了茅山的禅風。
興盛了二百多年的江東佛教，終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陳代的覆亡(五八八)。
這裡，不再是政治中心(經濟當然也衰退了)，而隻是大中國的一個區域。
起初，炀帝(那時還是晉王)出鎮楊州，天台宗受到護持而盛極一時(天台宗的中心在浙東)。
天台的教觀并重，也引發了禅觀的重視。
但不久，隋又解體(六一七)而統一于大唐。
江東有名的大法師，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莊嚴慧因，慈恩義褒，連攝山的保恭禅師，都被隋唐的帝王征召到長安。
這裡的義學，急劇的衰落下來。
尤其是武德七年(六二四)，江東的五千僧衆，被政府限令：每州僅留一寺，每寺限叁十僧。
江東的都市佛教，急劇的衰落，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維摩’、‘法華’、‘涅槃’)學統上，漸形成重禅的佛教。
從法融到慧忠，都是在山中修行，領導修學，到晚年才出山來(南京)弘化，表顯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于攝山，經茅山而移到牛頭山。
法融從茅山來，有弘護佛教的熱忱。
精通四經、叁論，又通世間學問；不以聞思的“義學”為滿足，而求禅心的自證。
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馴伏毒蛇猛獸(慈悲柔忍，成為牛頭的特色。
如智岩的為病人服役；法持與智威的以遺體飼鳥獸；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智岩弟子善伏，都有馴伏猛虎的傳說)。
法融為江東佛教樹立了新的典型；牛頭禅風，對江東佛教留下了偉大的感召力。
‘宋僧傳’卷八說：“融醇懿瑰雄，東夏之達摩欤”(大正五０·七五七中)，可見後人是怎樣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瑗，本從常樂寺聰法師學叁論，後“詣江甯融禅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禅，衆魔斯伏”(大正五０·七叁一上)。
昙璀也在博通大經以後，師事法融：“晦迹锺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
納衣空林，多曆年所”(大正五０·七五七中)。
法融的弟子，多在通達經教的基礎上，轉向禅心的自證。
智岩是在舒州□公山，從寶月禅師出家修學的。
‘傳法寶紀’說： “釋僧璨……至開皇初，與同學定禅師，隐居□公山。
……山西麓有寶月禅師，居之已久，時謂神僧。
聞璨至止，遽越岩嶺相見，欣若疇昔。
月公即岩禅師之師也”。
寶月禅師早在□公山西麓，不一定屬于達摩禅系(‘寶林傳’才說寶月是慧可弟子)。
寶月與僧璨相往來，‘神會語錄’及‘曆代法寶記’，都這樣說。
那末長期追随寶月禅師的智岩，也就必然的有機會接近僧璨了。
岩禅師的禅學，可以略見大概。
他曾對獵者說：“吾本無生，安能避死”(大正五０·六０二中)？曾從法流水寺璧法師“聽四經叁論”；從(大明法師弟子)法敏“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從道信學“入道方便”的善伏，來親近智岩，智岩“示以無生觀”(大正五０·六０叁上)：智岩應該是重于“無生觀”的禅者。
還有，曾在法敏門下二十五年，被譽為“衆侶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來“谘請禅法”，而且是“一經十年”。
親近智岩十年的慧明，“誦思益經，依經作業”。
‘思益經’與‘楞伽經’，禅師們是作為同一性質的(不立階漸)。
道宣曾親見慧明，“與其言論，無得為先”(大正五０·六０六下)。
從這些來推論，智岩的禅法，與當時融冶了‘法華’、‘涅槃’的般若學(還有‘思益’。
大明的弟子慧□，也講‘楞伽經’)，是非常接近的。
順便說到法聰，這是僧瑗、善伏所親近的法師，事迹如‘續僧傳’卷二五“法聰傳”(大正五０·六六四下)說： “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
“往金陵攝山□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發。
時遇善友，依言度脫。
遂誦大品，不久便通。
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于心，湯然無累”。
法聰的“得自于心，湯然無累”，‘宗鏡錄’卷九九也有叙錄(大正四八·九五０下)。
法聰是大明的再傳，學風與法融相近。
而死後“施諸鳥獸”，也與後來的法持、智威相同。
法融與智岩時代有關的師資相承，列表如下： ┌──────────────────┐ ┌法敏─┬──────法聰─┐┌──僧瑗│ 大明─┤└─┐└┼─┐│ └─────法融───────┘┌┴善伏│ 寶月─────智岩─┬─┼─慧明─┘ _____/└─┤ 僧璨/────道信───┘ 如上所述，牛頭山中心的般若南宗，與楞伽南宗，有過多次的接觸：慧布與慧可，智岩與僧璨，善伏與道信。
楞伽系到道信而融合了(文殊)般若，江東般若系也一再與達摩下的禅師有接觸。
自稱南宗的兩大系統，在長期的發展中，無疑的會逐漸融合起來。
牛頭山的禅法，有南宗──般若的悠久傳統；禅師們有顯著的區域色彩。
面對東山法門的興盛，而有牛頭六祖說，道信印證法融的傳說。
這雖沒有古代的明文可證，但了解當時佛教的情勢，牛頭禅形成的真實意義，就會充分的理解出來。
弘忍在憑茂山，“法門大啟，根機不擇”，二十四年(六五二──六七五)的弘化，被譽為：“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傳法寶紀)，形成當時的禅學中心。
“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
繼明重迹，相承五光”(荊州玉泉寺大通禅師碑銘)。
一代一人的付囑說，“相承五光”，在弘忍晚年，成為定論；這是東山門下所同說的。
弘忍入滅，弟子們分化各方。
六九０年(天授年)，神秀在玉泉度門蘭若開法。
長安元年(七０一)應召入京，被尊為“兩京法主，叁帝門師”。
景龍二年(七０八)，玄赜又奉召入京。
從六九０到七二０──叁十年間，為以神秀為中心，禅法盛行中原，東山法門為朝野公認禅法正宗的時代(還沒有進入南北抗争階段)。
在這一時代，牛頭山法持卒于長安二年(七０二)，智威卒于開元十年(七二二)，慧忠也在山(約七０六入牛頭)十多年了。
二百多年來成為(南朝)佛教中心的江東，面對東山宗的盛行中原，形成正統，是不能無動于中的。
于是推牛頭山法融為初祖，網羅前輩的著名禅匠，成立牛頭五祖說，約在智威晚年，慧忠已在山的時代(七一五頃)。
智威晚年，這一傳說──五代說已經形成，所以智威對玄素說：“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于别位，開導來學”。
智威傳慧忠，慧忠是當然的牛頭六祖了。
牛頭六代，也是一代一人的付囑說，是模仿東山法門的(否則，何必将傳承不明的禅師，列成五代、六代呢)。
牛頭六代說的成立，是對抗東山法門(弘忍門下)的；是江東(南朝)正統，與北方正宗對立的。
不過，東山法門是全國性的，牛頭山是地方性的。
時代已進入大統一，有顯著區域色彩的對立，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牛頭宗以法融為初祖，可以看作“東夏之達摩”。
但在禅法重傳承，重印證的要求下，達摩禅盛行，幾乎非達摩禅就不足以弘通的情況下，牛頭山産生了道信印證法融的傳說，如李華(約七六０撰)‘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全唐文卷叁二０)說： “初，達摩祖師傳法叁世，至信大師。
信大師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
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叁昧門，語有差别，義無差别。
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
涼風既至，百實皆成。
汝能總持，吾亦随喜。
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
這應該是牛頭宗方面的傳說。
法融“得自然智慧”，并不是從道信得悟的；道信“就而證之”，是道信到牛頭山來，而不是法融到黃梅去，這都是維持了牛頭禅獨立的尊嚴。
既經過道信的印證，也就有了師資的意義。
但這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是一分為二，與弘忍的東山宗，分庭抗禮。
相信這是牛頭
玄素的弟子徑山法欽是昆山(今江蘇昆山縣)人。
慧忠的弟子佛窟遺則，是金陵(即江甯)人。
牛頭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這一地區──長江下流的南岸，稱為“江東”與“江左”的地方。
這裡，是南朝(叁一七──五八八)二七二年的中心地區；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
這一地區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興福”──造寺、造像、布施；及“義學”──宣揚經論為主的。
當時的“義學”極盛，主要為“四經”──‘維摩’、‘大品’、‘法華’、‘涅槃’；“叁論”──‘中’、‘百’、‘十二門論’，形成廣義的南朝學統。
那個時代，禅慧的修證，不是沒有，而是并不興盛的。
因為禅慧修證，是适宜于山林的(這不是“十字街頭好參禅”之類的動聽詞句，所能改變這一形勢的)。
這一地區，以南京(當時名建康)為中心來說，東北二十八裡有攝山(又稱栖霞山)，南二十五裡有牛頭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遠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場。
如洛陽南的嵩山，長安南的終南山一樣。
還有句容縣的茅山，比較遠一些。
禅，就在這叁處，孕育而成長起來。
在南朝──都市佛教時代，遼東僧朗在齊建武(四九四──四九七)年間，到江南來，住在攝山。
‘高僧傳’卷八“法度傳”(大正五０·叁八０下)說： “朗，本遼東人。
為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
華嚴、叁論，最所命家。
今上(梁武帝)深見器重，敕諸義士受業于山”。
當時，粱武帝派了十人上山去學，而修學有成就的，僅“止觀僧诠”一人。
僧朗與僧诠，都在山禅講兼修，不出外弘化的。
攝山的學風，如‘續僧傳’卷七“法朗傳”(大正五０·四七七下)說： “初攝山僧诠，受業朗公，玄旨所明，唯存中觀。
自非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禅味相得。
及後四公(朗、勇、辯、布)往赴，叁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
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辄有開示。
故經雲：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深樂法者，不為多說。
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
僧朗與僧诠的時代(約五０五──五五五)，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顯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
僧诠門下有四大弟子──興皇法朗，禅衆慧勇，長幹僧辯，栖霞慧布。
朗、勇、辯──叁位，在僧诠去世後，都出山而重于義學的宣揚，促成了陳代叁論宗的興盛。
但“禅味相得”的攝山精神，不免沖淡了。
被稱為“得意布”的慧布，仍舊住在攝山，繼承了僧诠的門風。
慧布不反對向外宣揚經論，而自己卻“攝心奉律，威儀無玷。
常樂坐禅，遠離喧嚣。
誓不講說，護持為務”。
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見到了(二祖)“可禅師”，“思禅師”(那時還在北方，就是南嶽慧思)；還有與慧思齊名的慧命的師長“邈禅師”，互相論道，受到了可、思、邈師的尊重。
如‘續僧傳’卷七“慧布傳”(大正五０·四八０下──四八一上)說： “末遊北邺，更涉未聞。
于可禅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
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 “嘗造思禅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緻彌密，言勢不止。
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裡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
“又與邈禅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
聯綿往還，叁日不絕。
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躬行，不顯其美”。
這是般若師匠，與禅宗、天台宗先輩的接觸。
慧可是楞伽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與‘法華’并重，推重龍樹論的禅者；與重般若叁論的慧布(談論“連徹日夜”，有濃厚的清談玄學風格)，原有相互契合處，而不是相互拒斥的。
江東般若學與楞伽學的關涉，慧布是第一人(不能說誰從誰學)。
後來，慧布邀保恭禅師，在攝山成立禅院：“結淨練衆，江表所推”，這可見叁論宗本不是單純的義學。
興皇法朗雖将叁論宗引入“義學”一流，但還是重于慧悟(得意)的。
繼承興皇法席的，是茅山(或作“苞山”，或誤作“荊州茅山”)大明法師(對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說)。
明師的傳記不詳，略見于‘續僧傳’卷一叁“慧□傳”，卷一四“慧棱傳”等。
關于當時付囑的情形，如卷一五“法敏傳”(大正五０·五叁八下)說： “明即興皇之遺屬也。
……明居此席，不移八載。
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疑明。
(受付囑後)……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
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緻者是也”。
明法師，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
他終身住在茅山，茅山成為攝山精神的繼承者。
茅山，就是牛頭初祖法融出家修學的道場！法融是由此而到牛頭山的；慧方将法門付囑法持後，又由牛頭回到茅山。
牛頭宗的形成，是繼承了茅山的禅風。
興盛了二百多年的江東佛教，終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陳代的覆亡(五八八)。
這裡，不再是政治中心(經濟當然也衰退了)，而隻是大中國的一個區域。
起初，炀帝(那時還是晉王)出鎮楊州，天台宗受到護持而盛極一時(天台宗的中心在浙東)。
天台的教觀并重，也引發了禅觀的重視。
但不久，隋又解體(六一七)而統一于大唐。
江東有名的大法師，如嘉祥吉藏，慧日智炬，莊嚴慧因，慈恩義褒，連攝山的保恭禅師，都被隋唐的帝王征召到長安。
這裡的義學，急劇的衰落下來。
尤其是武德七年(六二四)，江東的五千僧衆，被政府限令：每州僅留一寺，每寺限叁十僧。
江東的都市佛教，急劇的衰落，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維摩’、‘法華’、‘涅槃’)學統上，漸形成重禅的佛教。
從法融到慧忠，都是在山中修行，領導修學，到晚年才出山來(南京)弘化，表顯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
般若南宗，根源于攝山，經茅山而移到牛頭山。
法融從茅山來，有弘護佛教的熱忱。
精通四經、叁論，又通世間學問；不以聞思的“義學”為滿足，而求禅心的自證。
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馴伏毒蛇猛獸(慈悲柔忍，成為牛頭的特色。
如智岩的為病人服役；法持與智威的以遺體飼鳥獸；智威、慧忠，法融弟子僧瑗，智岩弟子善伏，都有馴伏猛虎的傳說)。
法融為江東佛教樹立了新的典型；牛頭禅風，對江東佛教留下了偉大的感召力。
‘宋僧傳’卷八說：“融醇懿瑰雄，東夏之達摩欤”(大正五０·七五七中)，可見後人是怎樣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瑗，本從常樂寺聰法師學叁論，後“詣江甯融禅師，求學心法，攝念坐禅，衆魔斯伏”(大正五０·七叁一上)。
昙璀也在博通大經以後，師事法融：“晦迹锺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
納衣空林，多曆年所”(大正五０·七五七中)。
法融的弟子，多在通達經教的基礎上，轉向禅心的自證。
智岩是在舒州□公山，從寶月禅師出家修學的。
‘傳法寶紀’說： “釋僧璨……至開皇初，與同學定禅師，隐居□公山。
……山西麓有寶月禅師，居之已久，時謂神僧。
聞璨至止，遽越岩嶺相見，欣若疇昔。
月公即岩禅師之師也”。
寶月禅師早在□公山西麓，不一定屬于達摩禅系(‘寶林傳’才說寶月是慧可弟子)。
寶月與僧璨相往來，‘神會語錄’及‘曆代法寶記’，都這樣說。
那末長期追随寶月禅師的智岩，也就必然的有機會接近僧璨了。
岩禅師的禅學，可以略見大概。
他曾對獵者說：“吾本無生，安能避死”(大正五０·六０二中)？曾從法流水寺璧法師“聽四經叁論”；從(大明法師弟子)法敏“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從道信學“入道方便”的善伏，來親近智岩，智岩“示以無生觀”(大正五０·六０叁上)：智岩應該是重于“無生觀”的禅者。
還有，曾在法敏門下二十五年，被譽為“衆侶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來“谘請禅法”，而且是“一經十年”。
親近智岩十年的慧明，“誦思益經，依經作業”。
‘思益經’與‘楞伽經’，禅師們是作為同一性質的(不立階漸)。
道宣曾親見慧明，“與其言論，無得為先”(大正五０·六０六下)。
從這些來推論，智岩的禅法，與當時融冶了‘法華’、‘涅槃’的般若學(還有‘思益’。
大明的弟子慧□，也講‘楞伽經’)，是非常接近的。
順便說到法聰，這是僧瑗、善伏所親近的法師，事迹如‘續僧傳’卷二五“法聰傳”(大正五０·六六四下)說： “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
“往金陵攝山□霞寺，觀顧泉石僧衆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發。
時遇善友，依言度脫。
遂誦大品，不久便通。
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于心，湯然無累”。
法聰的“得自于心，湯然無累”，‘宗鏡錄’卷九九也有叙錄(大正四八·九五０下)。
法聰是大明的再傳，學風與法融相近。
而死後“施諸鳥獸”，也與後來的法持、智威相同。
法融與智岩時代有關的師資相承，列表如下： ┌──────────────────┐ ┌法敏─┬──────法聰─┐┌──僧瑗│ 大明─┤└─┐└┼─┐│ └─────法融───────┘┌┴善伏│ 寶月─────智岩─┬─┼─慧明─┘ _____/└─┤ 僧璨/────道信───┘ 如上所述，牛頭山中心的般若南宗，與楞伽南宗，有過多次的接觸：慧布與慧可，智岩與僧璨，善伏與道信。
楞伽系到道信而融合了(文殊)般若，江東般若系也一再與達摩下的禅師有接觸。
自稱南宗的兩大系統，在長期的發展中，無疑的會逐漸融合起來。
牛頭山的禅法，有南宗──般若的悠久傳統；禅師們有顯著的區域色彩。
面對東山法門的興盛，而有牛頭六祖說，道信印證法融的傳說。
這雖沒有古代的明文可證，但了解當時佛教的情勢，牛頭禅形成的真實意義，就會充分的理解出來。
弘忍在憑茂山，“法門大啟，根機不擇”，二十四年(六五二──六七五)的弘化，被譽為：“自東夏禅匠傳化，乃莫之過”(傳法寶紀)，形成當時的禅學中心。
“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
繼明重迹，相承五光”(荊州玉泉寺大通禅師碑銘)。
一代一人的付囑說，“相承五光”，在弘忍晚年，成為定論；這是東山門下所同說的。
弘忍入滅，弟子們分化各方。
六九０年(天授年)，神秀在玉泉度門蘭若開法。
長安元年(七０一)應召入京，被尊為“兩京法主，叁帝門師”。
景龍二年(七０八)，玄赜又奉召入京。
從六九０到七二０──叁十年間，為以神秀為中心，禅法盛行中原，東山法門為朝野公認禅法正宗的時代(還沒有進入南北抗争階段)。
在這一時代，牛頭山法持卒于長安二年(七０二)，智威卒于開元十年(七二二)，慧忠也在山(約七０六入牛頭)十多年了。
二百多年來成為(南朝)佛教中心的江東，面對東山宗的盛行中原，形成正統，是不能無動于中的。
于是推牛頭山法融為初祖，網羅前輩的著名禅匠，成立牛頭五祖說，約在智威晚年，慧忠已在山的時代(七一五頃)。
智威晚年，這一傳說──五代說已經形成，所以智威對玄素說：“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于别位，開導來學”。
智威傳慧忠，慧忠是當然的牛頭六祖了。
牛頭六代，也是一代一人的付囑說，是模仿東山法門的(否則，何必将傳承不明的禅師，列成五代、六代呢)。
牛頭六代說的成立，是對抗東山法門(弘忍門下)的；是江東(南朝)正統，與北方正宗對立的。
不過，東山法門是全國性的，牛頭山是地方性的。
時代已進入大統一，有顯著區域色彩的對立，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牛頭宗以法融為初祖，可以看作“東夏之達摩”。
但在禅法重傳承，重印證的要求下，達摩禅盛行，幾乎非達摩禅就不足以弘通的情況下，牛頭山産生了道信印證法融的傳說，如李華(約七六０撰)‘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全唐文卷叁二０)說： “初，達摩祖師傳法叁世，至信大師。
信大師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
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叁昧門，語有差别，義無差别。
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
涼風既至，百實皆成。
汝能總持，吾亦随喜。
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
這應該是牛頭宗方面的傳說。
法融“得自然智慧”，并不是從道信得悟的；道信“就而證之”，是道信到牛頭山來，而不是法融到黃梅去，這都是維持了牛頭禅獨立的尊嚴。
既經過道信的印證，也就有了師資的意義。
但這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是一分為二，與弘忍的東山宗，分庭抗禮。
相信這是牛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