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與儒學

後醍醐天皇身邊的一個傑出的文臣，他和天皇都是參禅家。

     不幸的是，後醍醐天皇與其朝臣的複權運動沒有成功，并造成了以後的病态政治，但這并不代表儒學在日本知識分子之間已走向衰落。

    在五山及各地禅師的援助下，儒學研究還是很活躍。

    在室町時代，朱子學作為儒學正統派理論得到了廣泛地承認，僧侶們也開始研究它，而且帶着超出研究一般純學術愛好的熱情。

     他們非常清楚哪裡需要禅，也知道理學在什麼地方最具有實際的用途。

    就這樣，他們成了官方的理學宣傳者，其影響從京都一直擴展到遙遠的偏僻的地方。

     禅師們區别對待禅和朱子理學，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德川時代，使日本佛教和儒教的勢力範圍得到了明确的劃分。

    激揚着中國式思維和情感的實踐精神，在朱子學中是得到了認可的，創立了德川幕府的人們對此也非常渴求。

     經過多年的戰亂，他們熱望在全國及早恢複和平與秩序，而且知道中國的學說是達到這一目的最适當的方法。

    最初研究由朱子訓注的理學著作的禦用學者是林羅山[42]和藤原惺窩[43]。

    原本是佛教僧侶的惺窩，由于喜歡研究儒書，最終離僧還俗，不過在較長時間内他并沒有蓄發。

     在羅山和惺窩之後，還可以找到研究儒學的後繼人，因此禅師們就有足夠的時間宣揚自己的學說，并對此感到心滿意足。

    但不可忘記的是，自從理學被介紹到日本之後，就不斷有人鼓吹儒教、佛教、神道三教合一，這一點與中國類似。

     在日本思想史上，對此點能夠進行證明的、值得重視的事實是，足以體現日本國民精神又得到官方認可的神道，并沒有與儒教和佛教有别的獨立的内涵，因為神道本來就沒有能夠使其獨立的哲學，其存在意識是在同儒、佛接觸之後才開始覺醒的，并由此學會了如何表現自己。

     當然，曆史上也有這樣的事實：本居宣長[44]和他的門徒曾對儒教及佛教進行過猛烈地攻擊，認為儒、佛作為外來學說，根本不符合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與感知方式，但他們這種愛國的保守主義是由于受到了政治動機的刺激，而不是出于哲學上的動機。

     他們确實為1868年的明治維新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單從哲學觀點來說，他們的宗教、民族主義辯證法的普遍意義究竟有多大，是很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