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蔣泥

金庸先生是以小說家身份名世的，雖說他還是著名報人與政論家。

    他一手創辦的“明報”，發展成為涵蓋了報紙、周刊、月刊、出版社等衆多媒體在内的龐大産業，我曾經認為香港就是這麼一個能夠創業的良好基地，隻要是能人，想做事，還很難有不成功的。

    它不存在制度上的歧視與限制，此前已制訂出完備的競賽規則，它們相對于所有競争者來說是一視同仁的。

    大學讀書時代，我就很羨慕先生的在這一點上的得天獨厚，并為他被《大公報》派往香港而備覺慶幸。

     金庸先生的小說陸續都拍成了電視劇，有港台版，有大陸、港台混合版，有純粹的大陸版，我是什麼版本的都看過，但純粹的大陸版是揪着心在看，生理上不時會有倒胃現象發生，最愛看的仍是港台版，人家的制作與表演水平，是和目前的大陸不在一個級别檔次上的。

    于是我常常歎恨金庸先生的“堕落”，把自己的好東西賣給人糟蹋，連眼皮都不眨。

    後來又想通了，本質上畢竟他還是位精明的商人，想靠這些人打開大陸市場，一旦站住了，大概将來還會不斷有人出來倒騰，慢慢不就可觀了麼？ 從不怎麼如意，到自然成熟，是要有摸索過程的。

     誠然，金庸小說本身有結構、情節、人物性格諸方面的可挑剔處，太模式化、太脫離實際、太偶然性了等，一般的高品位文化人都當它們是不登大雅的，普通口味的讀者卻往往喜歡得要命。

    他的語言、他的叙述故事的方法、他的博學風雅、他從頭至尾一環緊跟一環的扣人心弦的情節……其實都是值得我們研究與學習的。

    作為小說的首要功能——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