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群體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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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各自的個性特色的這樣在關系網絡中運動着,成為各自地位上的主角,才使他們在各自的位置上與各自的活動範圍内,發揮出超越自身的系統功能,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豐富着群體形象的藝術内涵,展現出群體形象的審美趨向,參與着群體形象的創造,成為群體形象的有機組成。

     二是群體形象的運動态勢制導着個别形象的運動趨向。

    個别形象既然是群體形象的運動态勢與與發展格局。

    那麼,紅樓群體形象的運動态勢與發展格局是什麼呢?就是“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将就節省。

    ”⑺這樣的運動态勢與發展格局,又是在何種生态環境中發生發展的呢?那就是在兼并性地主經濟基礎上與半商品經濟互相滲透的怪境中,過着豪門公府窮奢極侈的物質文化生活,還有濃重的儒文化為主導與莊老、佛禅文化互相滲透的精神文化熏陶中活動。

    這樣的生态環境又處在從政治到經濟、從精神到文化,都非常衰朽腐敗的封建時代背景中。

    所以,紅樓群體形象都處于“忽喇喇似大廈傾”的衰敗頹勢中,呈現出樹倒猢狲散的悲劇。

    于是,一切個别形象的性格運動都必然要受群體形象的生态環境與運動趨向的制導,即使他們以各自的社會地位、角色處境、性格特色出現在群體形象之中,又使他們的性格走向與命運歸宿受群體形象整體運動趨向的支配與制導,才能使他們伴随着群體形象的整體運轉,進行富有性格特色與地位身份的協同運動,使每個人物都以各自的性格特色與角色功能,最大限度地合成為群體形象的整體神韻,使群體形象形成優化的耦合,形成相需相生、有機統一的生命肌體,生發出優化的系統功能來。

     紅樓群體形象的整體運動格局,是與賈府“忽喇喇似大廈”衰敗趨勢,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一切個别形象都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中活動着,哪一個人物會為之“運籌謀畫”“将就節省”呢?一味安富尊榮的賈母不用說了,荒淫無恥、仗勢欺人的賈赦,“父子聚類”的賈珍父子,不管髒的臭的都往身邊拉,連“油鍋裡的錢還是找出來化”的賈琏,更不會謀畫節省。

    即便是循規蹈矩、正派廉潔的賈政,也是“不以俗務為要”,除了看書下棋,“餘事多不介意”,也從未覺察提出過什麼扭轉頹勢的方略。

    王夫人名義上持家,實乃全交鳳姐去管,且又處處以賈母之命是從。

    寶玉也隻知“每日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鸾剌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闆”。

    當黛玉擔心這樣化費下去,隻怕後手不接時,他卻道:反正“也不短了咱們四個人的。

    ”還勸探春“隻管安富尊榮才是”。

     合府上下就是在這樣精神狀态下,奢侈糜費、安富尊榮着,真正發現寅吃卯糧、難以為繼的,實際上就隻二人:鳳姐和探春。

    鳳姐雖看到“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

    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産業又不及先時。

    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都賠盡了”。

    所以她就得過且過,聽任坐吃山空,即想盡辦法假公濟私,給自己留後路。

    探春理家是代理性的,卻真的在開源節流、興利除弊,無奈隻是小打小鬧,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無法扭轉合府衰敗頹勢。

    她兩人的态度與行動,更映襯出合府難以回轉的衰敗頹勢。

    所以,各個人物的性格運轉無不受制于群體形象的整體運動态勢,并這樣或那樣地體現着群體形象的整體運動态勢。

     從群體形象的悲劇意蘊來說,“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紅樓群體在那“悲涼之霧,遍被華林”⑻的“天崩地解”情勢下,隻能走向毀滅性悲劇。

    即便是聰明靈秀、才華出衆的人物也在所難免。

    曹雪芹叫做“千紅一哭,萬豔同悲”。

    那麼,一切紅樓人物自然都以各自的人生命運,這樣或那樣地體現出群體形象的總體運動趨向。

    “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的黛玉,“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睛雯,“一刀抹死了,也不能從命”的鴛鴦,“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刀再難扶”的尤三姐,她們的叛逆性、反抗性,與那個社會的精神氛圍是異質的、不相容的,自然要遭到無情地摧殘,悲劇命運是可以想見的。

    即便是嚴格按封建禮教塑造,受到那個社會上上下下稱譽的人物,又何嘗逃脫悲劇命運?元春晉升貴妃,富貴已極,然而在“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孤凄度日,隻能是“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李纨青春喪偶,清淨守節,“惟知侍親養子”,也隻得到“鏡裡思情”,“夢裡功名”;寶钗那樣“品格端方,容貌豐美”“行為豁達,随分從時”是标準的封建淑女,受到上下交口稱譽,結果也成了封建婚姻的殉葬品,就是安富尊榮的太上皇賈母,在面臨家敗人散時,也難以自持,在中秋賞月時強顔歡笑,終“禁不住堕下淚來”,心理落差也夠悲涼了。

     賈寶玉是獨自“呼吸即領會”到賈府“悲涼之霧”⑼的,他鄙棄“國賊祿鬼”,厭惡仕途經濟,同濟周圍丫頭,與黛玉志同道合,休戚與共……然而封建習俗的長期薰染與強大壓力,養尊處優的生活處境,府内的狹小視域,特别是時代沒有提供的新曆史條件,使他夢醒了無路可走,隻好采取現成的出家遁世道路。

    這更是他的人生大悲劇。

     所以說一切紅樓人物的人物悲劇,都受到紅樓群體的悲劇意蘊所支配與制導,都以各自的性格運動、人生命運,呼應着、豐富着、深化着紅樓群體形象的悲劇格局,并“溶合為一個總的力量”,呈現出纏綿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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