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誰識曹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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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就在于，他所處的時代使他的“課餘愛好”以及天賦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間，成就了一代偉業。
上面這些綜合起來就是：年輕時的志向、客觀環境的變化、再加那麼一點點的運氣造就了曹操的“現實主義”。
因為他的理想和抱負就是要“從政”，他必須要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因為客觀環境打破了他的夢想，使他學會了在面對現實，并把理想和現實很不情願的區分開，這更象一種無奈，所以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是曹操對理想的改進，這種改進同時也是曹操對現實的妥協；曹操用兵推崇“兵無常勢，水無常行”，他懂得戰争沒有可以事先預知結果的，應該因勢利導，随機應變，這種層次的領悟力隻能說是“天賦”，而在實際運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勝多敗少，統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這就是對“實幹家”的最好诠釋。
曹操做為“現實主義者”是“時世”所造，但他作為“理想主義者”卻是與生俱來的氣質。
這兩種矛盾的性質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而且體現的那麼淋漓盡緻，這種人古往今來都不太多。
因為同時具備“詩人氣質”和“實幹家才具”的人本來就不多，身處亂世的這類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這就是我們對“曹操現象”難以理解的原因。
二。
狂放不羁和遵守漢律的矛盾。
《曹瞞傳》記載：曹操年輕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
《世語》記載：袁紹和曹操少時曾調戲人家的新媳婦。
《漢末英雄記》則記載：曹操在南皮破袁譚後，“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
《曹瞞傳》又記載：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隐”，談到興頭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頭紮到酒菜盤子裡。
這樣的行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當時簡直就是“放蕩”。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卻十分相當簡樸和循規蹈矩。
他規定自己府邸不許用昂貴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樸素，絕對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
誠然，他也喜歡欺玩異物，但是相對他的地位，對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個樸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懲人”、乃至“治軍”，在很大程度上都繼承了《漢律》，而且可謂“循規蹈矩”，這與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來是格格不入的。
可實際上這又是曹操對現實情況的妥協，《通典》說曹操“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
在“妥協”的基礎上，曹操在盡最大的努力改變着可以改變的東西，比如：曹操開始認為應當恢複“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對而作罷；“定甲子科......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從中我們可見，其實曹操并不是“循規蹈矩”，他作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慮問題，主觀上他要求大膽創新，但是在面對力量暫時不足以改變的東西時，他又隻得妥協。
（注二） 所以說曹操又是一個“狂放不羁”但樸素的人，是一個渴望改革但又對現實妥協的人，這兩種矛盾又在曹操這一個人身上體現了出來。
三。
珍視生命和數次屠殺無辜的矛盾。
《蒿裡行》寫道：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
《短歌行》又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上面這些綜合起來就是：年輕時的志向、客觀環境的變化、再加那麼一點點的運氣造就了曹操的“現實主義”。
因為他的理想和抱負就是要“從政”，他必須要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因為客觀環境打破了他的夢想，使他學會了在面對現實，并把理想和現實很不情願的區分開，這更象一種無奈，所以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是曹操對理想的改進，這種改進同時也是曹操對現實的妥協；曹操用兵推崇“兵無常勢，水無常行”，他懂得戰争沒有可以事先預知結果的，應該因勢利導，随機應變，這種層次的領悟力隻能說是“天賦”，而在實際運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勝多敗少，統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這就是對“實幹家”的最好诠釋。
曹操做為“現實主義者”是“時世”所造，但他作為“理想主義者”卻是與生俱來的氣質。
這兩種矛盾的性質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而且體現的那麼淋漓盡緻，這種人古往今來都不太多。
因為同時具備“詩人氣質”和“實幹家才具”的人本來就不多，身處亂世的這類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這就是我們對“曹操現象”難以理解的原因。
二。
狂放不羁和遵守漢律的矛盾。
《曹瞞傳》記載：曹操年輕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
《世語》記載：袁紹和曹操少時曾調戲人家的新媳婦。
《漢末英雄記》則記載：曹操在南皮破袁譚後，“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
《曹瞞傳》又記載：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隐”，談到興頭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頭紮到酒菜盤子裡。
這樣的行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當時簡直就是“放蕩”。
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卻十分相當簡樸和循規蹈矩。
他規定自己府邸不許用昂貴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樸素，絕對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
誠然，他也喜歡欺玩異物，但是相對他的地位，對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個樸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懲人”、乃至“治軍”，在很大程度上都繼承了《漢律》，而且可謂“循規蹈矩”，這與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來是格格不入的。
可實際上這又是曹操對現實情況的妥協，《通典》說曹操“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
在“妥協”的基礎上，曹操在盡最大的努力改變着可以改變的東西，比如：曹操開始認為應當恢複“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對而作罷；“定甲子科......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從中我們可見，其實曹操并不是“循規蹈矩”，他作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慮問題，主觀上他要求大膽創新，但是在面對力量暫時不足以改變的東西時，他又隻得妥協。
（注二） 所以說曹操又是一個“狂放不羁”但樸素的人，是一個渴望改革但又對現實妥協的人，這兩種矛盾又在曹操這一個人身上體現了出來。
三。
珍視生命和數次屠殺無辜的矛盾。
《蒿裡行》寫道：铠甲生虮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
《短歌行》又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