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遺物——“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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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尋常。
所以脂硯齋和畸笏叟同樣有作此詩的可能性。
2.就上款"題芹溪處士句"來看，當然"題"字看不出什麼名堂，誰也可以用"題"作為詩題的首字，如張宜泉的《題家大兄内室壁四首》《題祖先堂畫軸》，敦誠的《題沈庵畫》《題朱生畫虎》。
但上款中的"芹溪"二字，卻縮小了探讨"拙筆"其人的範圍。
在前邊讨論書箱的"真僞"問題時，已經談過了敦氏弟兄對曹雪芹每稱"雪芹"，有時敦敏也稱"芹圃"，但從未用過"芹溪"一語。
而張宜泉則不然，在《春柳堂詩稿》裡，除一首為《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在這一處用了"雪芹"之外，其它各首詩題皆稱曹雪芹為"芹溪"。
這一點就基本上框定了"拙筆"的作者是張宜泉而不是敦氏弟兄了。
還有脂硯齋批語中除用了"雪芹"或簡稱"芹"外，也曾使用"芹溪"一語來稱謂曹雪芹，所以脂硯齋畸笏叟也屬于此作者的範圍。
3.就詩的風格而言，吳恩裕在他的文章中用了這麼一段話： 關于這首五言詩的作者問題，首先不能排除曹雪芹自作的可能性。
這首詩合格律，也不算俗。
杭州大學蔡義江同志最近給我來信說："以前我認為此詩有點‘俗’，所以說它不像雪芹之作。
現在想來也不全面。
時隔兩個世紀，觀點有點不一樣：一種意思原來倒是新鮮的，後來被大家濫用了，就顯得俗了。
何況俗與不俗，不能孤立的看字面，以為一用‘并蒂’‘瑞’等字就不雅，恐怕也不是定論。
總之，不能排除有雪芹作的可能"。
（見《學刊》290頁） 在吳恩裕此段話裡，我認為蔡義江的看法還近事實，但吳恩裕的看法我就覺得有些不太客觀了：他不是以詩論詩，而是因人論詩。
這一點在對待箱蓋背面的七言律詩上特别明顯。
七言律詩明明是曹雪芹的手迹，詩的内容警駭，是曹雪芹保留下來的一首完整的詩。
然而吳恩裕為了把它說成"悼亡詩"，硬說此七言律詩筆迹"娟秀"（含義為女人筆迹，與曹雪芹"漢魏工夫"相對而言），并言"但以格律來衡量，那就比較差些"；此律詩第二句當平起，但卻寫成仄起；還有此律詩為"斷腰體"和水平不高，寫詩人"未成熟練技巧而已"等等。
我覺得吳恩裕這種因人下結論的評論觀點是不值得稱道的。
不管怎麼說，就蔡義江的前時認為此五言絕句有點"俗"，但後來又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就這一點來說，此詩确實就有點"俗"了。
如果不俗，那還争論什麼？當然俗與不俗的分界線那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此五言絕句的“俗”，倒有些張宜泉《春柳堂詩稿》中諸詩的風格了。
《詩稿》五言排律中有"問他山下樹，敢并耐寒冬"（《冬嶺秀孤松》）、"高東誠見憫，當教盡添油"（《鑿壁偷光》）、"心貞能忍凍，節勁最禁封"（《凍雪封松竹》）；五言近體有"癖性成清懶，吾蘆廢掃除"（《自嘲》）、"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與劉二弟閑話》）、"犬吠長街靜，牛鳴短巷連"（《晚投彩嶼村》）；七言近體中有"柴米隻争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四時閑興》）等等，此類詩可以說比比皆是。
可以說，用"雅""俗"的觀點來衡量，張宜泉的詩是偏于俗不偏于雅。
這一點正好與書箱箱蓋正面的五言絕句之俗相吻合。
至于張宜泉詩如此之"俗"，是不願意随大流而是偏重于"骨力蒼勁，意味深厚，得漢唐作者之神理，而不襲其貌"（見《詩稿》貴賢序言），還是如周汝昌所說的"他（張宜泉）為人素性诙諧，放浪跌宕，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自嘲自解；這裡面就也包括着玩世不恭、憤世疾俗的意味。
‘正統’詩家、‘館閣’手筆，是絕對不肯也不敢這樣寫詩的"（見周汝昌《曹雪芹小傳》一書中的《村塾過從》一節）這一評論，我不想在此多作說明。
但不管怎麼說，張宜泉的詩是有點"俗"。
從蔡義江和周汝昌二位紅學家的這一看法來看，我們從其中可以得出，書箱之五言詩頗有些《春柳堂詩稿》的風格。
就這一風格而論，書箱五言詩的作者亦當張宜泉了。
4.還有一個問題，即此書箱五言詩的筆迹，經查對，頗類似“庚辰本”脂硯齋批語的筆迹。
但要說完全相同，當然不可能。
我們就“庚辰本”朱筆眉批來看，也好像有五六個人的筆迹，不仔細查時，也不敢承認“庚辰本”朱筆批語出自同一人之手。
經反複查對，我認為書箱五言絕句的筆迹與“庚辰本”朱批的筆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特别是書箱"時得露華新"的"新"字的最後一筆走勢頗類同于“庚辰本”第二十四回第559頁回後批第三行的"所"字的最後一筆和第二十八回第637頁第七行側批"新"字的最後一筆走勢（見圖5、圖6）。
這就足以說明書箱五言絕句筆迹和“庚辰本”脂批筆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按這種情況，書箱五言詩的作者又當是脂硯齋無疑。
按照書箱箱蓋正面五言詩中的"同心友誼真"來看，此"拙筆"當屬與曹雪芹有特殊關系的人；按照此詩上款中的"芹溪"稱謂來看，此"拙筆"的作者當是脂硯齋畸笏叟與張宜泉；按照詩的風格有點"俗"來看，此詩風格頗類似張宜泉的詩作；按照詩的筆迹來看，其筆迹有類同“庚辰本”朱筆批語的手迹。
為此，書箱箱蓋正面五言詩的作者為脂硯齋畸笏叟和張宜泉了。
在這裡，自然會有人提出，此詩的作者隻會是一個人，要麼是張宜泉，要麼是脂硯齋和畸笏叟，怎麼能這樣下結論？請不要忘記，脂硯齋和畸笏叟是化名，張宜泉才是一個真名，他們實際上是一個人。
這個問題留作以後專門讨論，此處無法涉筆。
七、書箱箱蓋背面七言律詩及其作者 吳文在研究此律詩時，未經任何分析就将此律詩定為曹雪芹續弦"芳卿"的"《悼亡詩》"，然後開篇便雲"芳卿的《悼亡詩》寫于雪芹那五條目錄的同一木闆之旁。
字迹較潦草，墨色也淡，而且有三句半是寫了以後又塗改了的。
盡管這樣，但還可以看出她的字是娟秀的。
她的詩有思想，也有些曆史知識。
但以格律來衡量，那就比較差些"（見《學刊》300頁）。
還有"她的詩有于律未合之處，固然主要是由于她在這方面的水平不高，但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不肯以辭害義而有意不顧的成份在……芳卿的詩隻是'以志言痛'，并不拿去發表，'不為世人觀閱稱贊'，何況又是草稿……這又說明她原來并非全不知詩律，隻是未成為熟練技巧而已……"（見《學刊》302頁）。
我們先不管此詩水平如何，吳文的論述顯然已有了數處漏洞。
幸喜吳恩裕并沒有弄清楚此詩為曹雪芹所作。
如果知道此律詩乃是曹雪芹的作品，其筆迹乃是曹雪芹的手迹，恐怕吳恩裕将會為他的什麼"就比較差些"，什麼"水平不高"，什麼"隻是未成為熟練技巧而已"的用語不慎而無地自容了。
吳文首先将曹雪芹的"新婦"之名定為"芳卿"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吳文又沿着此慣例，在既沒有詳實地查證筆迹，又沒有弄清楚此律詩的全部真實内容的情況下，又在未确切論證曹雪芹的兒子是死于曹雪芹之先還是死于曹雪芹之後的情況下，先入為主的将曹雪芹定為"因愛子殇而亡"，并以此參照敦誠所說的"新婦"一語，以此為依據來盲目的解釋此七言律詩，并将它定為"《悼亡詩》"。
我雖承認吳恩裕在紅學研究方面的研究上确實費心血不少，并且也取得了某些成就，如“己卯本”為怡親王府所抄。
但吳恩裕在"書箱"的文字研究上就未免不慎了。
吳文在未經論證的情況下，就盲目的将此詩定為《悼亡詩》，這已錯在千裡；吳文又并稱"芳卿的詩，隻是'以志言痛'，并不拿去發表……何況又是草稿"，他的這一評定和"芳卿的《悼亡詩》寫于雪芹那五條目錄的同一木闆之旁"的這一論述也甚為矛盾。
假定此詩為曹雪芹續弦所作，也假定其續弦之名為"芳卿"，又假定此詩确為《悼亡詩》；但既為草稿，又何必寫在書箱背面的"木闆"上呢？她家缺紙嗎？這一點就甚為不通。
這是一個方面，還不要說曹雪芹的續弦夫人此時有無心思"以志言痛"，更不要談曹雪芹的續弦夫人是否粗通文墨。
這首七律實際上是曹雪芹的一首抒情詩。
不論就筆迹而言，還是就詩的内容而言，還是就此詩為什麼寫在書箱箱蓋背面的木闆上，張宜泉為什麼用紙将此詩糊了起來以及為什麼要将此書箱保存200年之久，因為此詩為曹雪芹的遺作，這就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有人可能要說，吳文不是說此律詩不論就格律和其它方面而言，不是很"平庸"嗎？它會是曹雪芹所作嗎？這一點，我認為，我們曆來對曹雪芹有拔高之嫌，都在吹噓，吹得神乎其神，好像曹雪芹就是一個"美玉無瑕"，而忽視了曹雪芹也有不如人的地方。
比如說曹雪芹七言律詩的字就寫得不怎麼樣。
曹雪芹在《紅樓夢》上的成就，固然精通詩詞歌賦、占蔔醫學等，但根本的成功則在于他把握住了站在王熙鳳的角度上寫王熙鳳，站在賈寶玉的角度寫賈寶玉，并不是站在曹雪芹自己的角度或讀者的角度上塑造某一人物，這就是《紅樓夢》"傳神文筆"以及到現在人們也望塵莫及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不能不承認曹雪芹在語言運用上的獨到之處以及善于描神。
但我認為曹雪芹，包括任何人也有敗筆之處，更何況此七律如吳文所說的是"因文義的緣故而更換字句"造成的平仄失調。
我們現在來開始研究書箱箱蓋背面的七言律詩。
此詩第一句原作為"喪明子夏又逝傷"，第二句原作為"地坼天崩人未亡"，後塗掉。
吳文将"喪明子夏"解釋為："情況大概是這樣：'當芹前妻之子在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前數月死去，他因痛子之殇，亦即所謂'喪明'"，"兒子死後，這位'子夏'（指雪芹——裕注）不幸也逝世了"（見《學刊》304頁）。
吳文要如此解釋"喪明子廈"一語，我看還不如按吳文解釋"清香沁詩脾，花國第一芳"的邏輯，直接将"喪明子夏又逝傷"解釋為："喪"指死亡，"明"可能就是曹雪芹愛子的名字。
"子夏"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另一個别号。
此種解釋不僅可以将此詩論證為悼亡詩，同時也可以發現曹雪芹愛子的名字與曹雪芹的另一個别号。
當然，我的這種說法未免有些過分了。
在學術界，各人可以發表各人的看法，誰也難免筆下毫無差錯。
吳文解釋"喪明子夏"固然含糊其辭，但确有一古典，頗與這四字相合。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将孔子弟子蔔商（蔔商、字子夏）喪子一事記載為"其子死，哭之失明"。
結合這個古典，"喪明子夏又逝傷"一語中的"喪明"可當兒子死亡一事講，"子夏"可代指曹雪芹講。
但用這一古典解釋"喪明子夏又逝傷"，隻有在曹雪芹死于"癸未"年除夕的基礎上才可通，遺憾的是，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曹雪芹的愛子死于"癸未"年大約八九月份，那麼，這一古典便與"喪明子夏又逝傷"風馬牛不相及了。
不僅如此，下一句是"人未亡"，那有悼亡詩寫在人未亡之前呢？ 關于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的問題，本來有專文論及（見本書第十部分），現在還是略提幾句以釋"喪明之夏又逝傷"之疑。
在曹雪芹的卒年問題上，不論是“壬午說”還是"癸未說"以及最近出現的"甲申說"，盡管他們的結論分歧很大，但他們在曹雪芹的兒子死亡于曹雪芹之前以及曹雪芹死亡的原故乃是由于愛子死亡一事引起的這一問題上卻保持一緻。
這一"一緻"是導緻曹雪芹卒年問題陷入混亂的根本原因。
曹雪芹死後，敦誠的悼亡詩中明文寫着"孤兒眇漠魂應逐"與"腸回故垅孤兒泣"兩句。
如果曹雪芹的愛子死于曹雪芹之前，那麼，這"孤兒"一詞怎麼解釋呢？不僅如此，更甚者尚有"孤兒泣"一語：如果曹雪芹的兒子在曹雪芹逝世之前的"前數月"已亡故，那麼，在曹雪芹的墳上，"孤兒泣"豈不變成了"鬼哭"一意了嗎？"淚迸荒天寡婦聲"與"腸回故垅孤兒泣"分明是寫"寡婦""孤兒"的悲恸場面，而不是鬼哭狼嚎的形容。
看來，“壬午說”"癸未說"以及"甲申說"統統在"前數月，伊子殇，因感傷成疾"一段話上發生了誤會。
"前數月"指敦誠寫《挽曹雪芹》一詩的前數月。
即甲申年初的"前數月"。
這一點，不論“壬午說”"癸未說"和"甲申說"均承認它為事實，并沒有什麼分歧。
不論三說如何論争，都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即挽詩寫于曹雪芹逝世之後；并在挽詩中寫了"前數月"曹雪芹的愛子殇；而且這一愛子殇是在曹雪芹死後成為"孤兒"之後。
既然如此，挽詩作于甲申年初，曹雪芹的愛子死于甲申年初的"前數月"，曹雪芹更死于"前數月"以前。
我們在這裡姑且不談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還是癸未除夕，就曹雪芹死亡、愛子孤兒殇和寫挽詩的時間順序來看，就可見吳恩裕将"喪明子夏又逝傷"解釋為"情況大概是這樣：曹雪芹的前妻之子在癸未年（吳注：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前數月死去，他因痛子之殇，亦即所謂'喪明'，自己也病了"（見《學刊》304頁）。
"兒子死後，這位'子夏'（裕注：指雪芹）不幸也逝世了"（見《學刊》305頁）一語是絲毫沒有道理的。
"喪明"中的"明"乃是指明王朝；"喪明"是指明王朝滅亡于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這一曆史事實。
"夏"指華夏，指中國；"子"當"深"字講，如"子夜"即深夜；"子夏"在此句中，即指曆史淵久的疆土與民族。
"喪明子廈又逝傷"是說：明王朝在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推翻之後，緊接着，中華民族又遭到了滿清貴族侵略的浩劫。
在中華民族曆史上，這是接蒙古侵占統治中國之後的第二次亡國。
不管今天或一萬年以後我們對此問題的态度如何，在當時，除了漢奸賣國賊外，亡國之恨與羞恥是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
第二句"地坼天崩人未亡"是說明王朝被推翻又遭滿洲入侵吞(亻+并)，但雖然遭到了這"地坼天崩"的巨大變故，中華民族雖然淪陷為滿清貴族的奴隸，但思圖推翻滿清王朝以建立華夏政權的"人"，還是"未亡"的。
在這裡，"人未亡"的"人"字，絕不包括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他隻是指明王朝一些不甘心作亡國奴的士大夫、愛國将領和由原來推翻明王朝而後轉入抗清的農民起義軍以及其它愛國反清民衆。
"人未亡"确切地說，他不僅指前期彼伏此起的農民起義軍以及由抗清失敗而轉入秘密活動的顧炎武陳忱之流，也包括曹雪芹的同代人以及後代反清排滿分子。
和曹雪芹交往深厚的張宜泉的詩句——"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休喜城烏産，當愁塞馬訓""樵虬龍""雄劍今将赴石梁"等句所表現出來的反清排滿情緒，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七言律詩的作者為什麼要塗掉"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而又改成"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尅傷"呢？從文字上說，可能要隐晦一點，從内容上說，可能更進一步陳述了華夏遭難的原因——這可能是作者改動句子的原故。
"不怨糟糠怨杜康"，吳文是這樣解釋的："現在根據芳卿的詩句'不怨糟糠怨杜康'，可知他的病并非緻命之疾。
小病，拖到癸未除夕，大概又喝了酒，由于腦溢血之類病症，猝然而亡"（見同書三○四頁）。
"杜康"固然是酒名，"糟糠"固然指粗劣食物，但是，有些詞在運用時，已失去了本來的含義。
如"紅娘"指媒人，"須眉"指男子，"巾帼"指女子。
如果我們把"須眉"當胡子眉毛和把"巾帼"當頭巾來解釋則不行了。
我們看問題還是全面一點，在不牽強附會的情況下，不要機械地給一些詞彙下定義，要結合實際情況照顧句子的各個方面來作合理的注釋。
杜甫有"朱門酒肉臭"之詩，李白有"糟糠養賢良"之句，亦有"糟糠之妻"一語和"酒肉者鄙"一事；此後，酒肉往往與朱門權貴和纨绔相連，糟糠往往與貧踐賢良相接。
七言律詩第一句中的"糟糠"和"杜康"一詞亦喪失了酒與粗劣食物的本來含義。
——此"杜康"即指明王朝的朱門權貴而言，"糟糠"即指明王朝統治下的賢良與寒門平民而語。
原作"喪明子夏又逝傷"和改作"不怨糟糠怨杜康"基本上是一緻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說明了"喪明子夏又逝傷"的原因，即明王朝的滅亡，中華民族淪陷不應該埋怨勞苦大衆，而應該歸咎于明王朝的腐敗官僚機構。
我們不妨來看看明王朝官僚機構腐敗的一些情況： 沒收武宗宦官劉瑾家産時，抄有黃金一千二百萬兩，銀二萬五千餘萬兩。
世宗時，當時積蓄不夠支一年用，而朝臣嚴嵩的積蓄卻超過朝庭積蓄的數倍。
朝臣宦官不僅胡作非為，魚肉百姓，在道德方面，也堕落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如嚴嵩當政時，朝臣自願當他幹兒子的有三十餘輩。
熹宗時，因貪污被革職的崔呈秀因求為魏忠賢的養子而擢任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
朝臣宦官如此，下屬官僚的貪酷無恥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自憲宗始，就不接見朝臣，以後各皇帝随成慣例。
神宗後，機構更加癱瘓，六部尚書、侍郎僅存四五人，各省總督、巡撫大多空缺。
在滿洲崛起，中華民族的存亡關頭，派去的邊将，多是無能之輩，除戰死外，不是敗歸，便是投降。
甚而身為入閣的延儒，與清兵接，懼而不戰，待其自去，又虛報戰功。
就有能征善戰的熊應弼、袁崇煥，反死于皇帝奸臣之手，作了刀下之鬼。
明王朝官僚機構腐敗如此，真是不亡尚待何時，可恨的是将人民推到了死亡線上。
"不怨糟糠怨杜康"便是對以上種種現象的概括。
"不怨糟糠怨杜康"是比較好解釋的，但第二句"乩诼玄羊重尅傷"的解釋卻是令人大為勞神的。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吳恩裕的解釋吧。
吳文将"乩诼玄羊重尅傷"和"誰識戲語終成谶"合起來解釋為："事情可能是這樣：雪芹生前，——即他的兒子未死之前，他們夫婦兩人可能搞過什麼扶乩、占卦、抽簽之類的玩意兒。
他們看到了扶乩得出的乩語或抽簽中的話，說在'玄羊'（玄羊指癸未年、猶如赤鼠指丙子年：皆以甲子、十二時及十二屬，配合而成。
——裕注）年将有'重尅'這類迷信的預言。
他們夫婦看了這個預言後，可能彼此開玩笑地說：'這戲語可别成為事實，那可就遭了！'誰知竟'應驗'了：兒子死後，這位'子夏'（指雪芹——裕注）不幸也逝世了……"。
關于這種解釋，我認為頗不通。
曹雪芹不僅未必信這玩意兒，就是信，曹雪芹夫婦又平白無故的抽簽扶乩作什麼？還有，"乩诼"一詞并不同于"扶乩"一語。
"乩"純屬求神問蔔，而"诼"本身就是造謠诽謗一類性質。
"乩诼"一詞類同于"诼謠"，它偏重于人為的謠言一類；而"扶乩"一詞則是借重神明占蔔一事。
吳文将"乩诼"一詞混同于"扶乩"一語顯然是錯誤的。
在封建年代裡，由于人們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無法認識，便産生了迷信思想。
封建統治者利用谶緯學說來麻醉愚弄人民，農民起義也借此來推翻封建王朝，各朝代的教徒便是此屬。
"乩诼"不是指占卦扶乩之類，它是指各種"惑"人的"妖書"和因當時出現的一種自然現象做出的種種牽強的預言性"谶語"。
如秦末的"張楚興，陳勝王"和漢末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及明神宗三十年後出現的《續憂危竑議》一書即屬此類。
我們再退一步，就算曹雪芹相信迷信，有過抽簽扶乩一事，也就算"乩诼"等于"扶乩"，也不能如此解釋"乩诼玄羊重尅傷"一語。
其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曹雪芹并沒有死在"癸未"年。
這個問題在解釋"喪明子夏又逝傷"時已經說過，此處不再重複了。
我們接着說"玄羊"的問題。
在明朝末年，即靠近"重尅傷"的時間，有三個"未羊"年。
第一個"未羊"年是神宗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按甲子推算為"己未"年。
第二個"未羊"年是思宗崇祯四年（1631年），按甲子推算為"辛未"年。
第三個"未羊"年為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按甲子推算為"癸未"年。
在第一個"未羊"年裡，即神宗萬曆四十七年，滿洲努爾哈赤在稱帝之後，于此年與明将領楊鎬統領的二十多萬、号稱四十萬兵丁戰于薩爾浒（今撫順東營盤附近），楊鎬敗歸，沈陽震動。
這一次重創了明軍，在明王朝與滿清王朝鬥争史上，是關鍵的一着。
它激勵了滿洲的士氣，加強了滿洲貴族侵并滅亡明王朝的野心；對于府庫空虛、兵革久廢、宦官專權的腐敗明王朝來說，這一戰起了一種精神摧毀的作用，造成了一些人畏敵如虎之感。
在這一戰的兩年後，即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滿洲兵攻占了遼陽、沈陽，遼東七十餘城相繼淪陷。
對于"重尅傷"一語來
所以脂硯齋和畸笏叟同樣有作此詩的可能性。
2.就上款"題芹溪處士句"來看，當然"題"字看不出什麼名堂，誰也可以用"題"作為詩題的首字，如張宜泉的《題家大兄内室壁四首》《題祖先堂畫軸》，敦誠的《題沈庵畫》《題朱生畫虎》。
但上款中的"芹溪"二字，卻縮小了探讨"拙筆"其人的範圍。
在前邊讨論書箱的"真僞"問題時，已經談過了敦氏弟兄對曹雪芹每稱"雪芹"，有時敦敏也稱"芹圃"，但從未用過"芹溪"一語。
而張宜泉則不然，在《春柳堂詩稿》裡，除一首為《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在這一處用了"雪芹"之外，其它各首詩題皆稱曹雪芹為"芹溪"。
這一點就基本上框定了"拙筆"的作者是張宜泉而不是敦氏弟兄了。
還有脂硯齋批語中除用了"雪芹"或簡稱"芹"外，也曾使用"芹溪"一語來稱謂曹雪芹，所以脂硯齋畸笏叟也屬于此作者的範圍。
3.就詩的風格而言，吳恩裕在他的文章中用了這麼一段話： 關于這首五言詩的作者問題，首先不能排除曹雪芹自作的可能性。
這首詩合格律，也不算俗。
杭州大學蔡義江同志最近給我來信說："以前我認為此詩有點‘俗’，所以說它不像雪芹之作。
現在想來也不全面。
時隔兩個世紀，觀點有點不一樣：一種意思原來倒是新鮮的，後來被大家濫用了，就顯得俗了。
何況俗與不俗，不能孤立的看字面，以為一用‘并蒂’‘瑞’等字就不雅，恐怕也不是定論。
總之，不能排除有雪芹作的可能"。
（見《學刊》290頁） 在吳恩裕此段話裡，我認為蔡義江的看法還近事實，但吳恩裕的看法我就覺得有些不太客觀了：他不是以詩論詩，而是因人論詩。
這一點在對待箱蓋背面的七言律詩上特别明顯。
七言律詩明明是曹雪芹的手迹，詩的内容警駭，是曹雪芹保留下來的一首完整的詩。
然而吳恩裕為了把它說成"悼亡詩"，硬說此七言律詩筆迹"娟秀"（含義為女人筆迹，與曹雪芹"漢魏工夫"相對而言），并言"但以格律來衡量，那就比較差些"；此律詩第二句當平起，但卻寫成仄起；還有此律詩為"斷腰體"和水平不高，寫詩人"未成熟練技巧而已"等等。
我覺得吳恩裕這種因人下結論的評論觀點是不值得稱道的。
不管怎麼說，就蔡義江的前時認為此五言絕句有點"俗"，但後來又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就這一點來說，此詩确實就有點"俗"了。
如果不俗，那還争論什麼？當然俗與不俗的分界線那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此五言絕句的“俗”，倒有些張宜泉《春柳堂詩稿》中諸詩的風格了。
《詩稿》五言排律中有"問他山下樹，敢并耐寒冬"（《冬嶺秀孤松》）、"高東誠見憫，當教盡添油"（《鑿壁偷光》）、"心貞能忍凍，節勁最禁封"（《凍雪封松竹》）；五言近體有"癖性成清懶，吾蘆廢掃除"（《自嘲》）、"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與劉二弟閑話》）、"犬吠長街靜，牛鳴短巷連"（《晚投彩嶼村》）；七言近體中有"柴米隻争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四時閑興》）等等，此類詩可以說比比皆是。
可以說，用"雅""俗"的觀點來衡量，張宜泉的詩是偏于俗不偏于雅。
這一點正好與書箱箱蓋正面的五言絕句之俗相吻合。
至于張宜泉詩如此之"俗"，是不願意随大流而是偏重于"骨力蒼勁，意味深厚，得漢唐作者之神理，而不襲其貌"（見《詩稿》貴賢序言），還是如周汝昌所說的"他（張宜泉）為人素性诙諧，放浪跌宕，時時在窮愁中滑稽為雄，自嘲自解；這裡面就也包括着玩世不恭、憤世疾俗的意味。
‘正統’詩家、‘館閣’手筆，是絕對不肯也不敢這樣寫詩的"（見周汝昌《曹雪芹小傳》一書中的《村塾過從》一節）這一評論，我不想在此多作說明。
但不管怎麼說，張宜泉的詩是有點"俗"。
從蔡義江和周汝昌二位紅學家的這一看法來看，我們從其中可以得出，書箱之五言詩頗有些《春柳堂詩稿》的風格。
就這一風格而論，書箱五言詩的作者亦當張宜泉了。
4.還有一個問題，即此書箱五言詩的筆迹，經查對，頗類似“庚辰本”脂硯齋批語的筆迹。
但要說完全相同，當然不可能。
我們就“庚辰本”朱筆眉批來看，也好像有五六個人的筆迹，不仔細查時，也不敢承認“庚辰本”朱筆批語出自同一人之手。
經反複查對，我認為書箱五言絕句的筆迹與“庚辰本”朱批的筆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特别是書箱"時得露華新"的"新"字的最後一筆走勢頗類同于“庚辰本”第二十四回第559頁回後批第三行的"所"字的最後一筆和第二十八回第637頁第七行側批"新"字的最後一筆走勢（見圖5、圖6）。
這就足以說明書箱五言絕句筆迹和“庚辰本”脂批筆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按這種情況，書箱五言詩的作者又當是脂硯齋無疑。
按照書箱箱蓋正面五言詩中的"同心友誼真"來看，此"拙筆"當屬與曹雪芹有特殊關系的人；按照此詩上款中的"芹溪"稱謂來看，此"拙筆"的作者當是脂硯齋畸笏叟與張宜泉；按照詩的風格有點"俗"來看，此詩風格頗類似張宜泉的詩作；按照詩的筆迹來看，其筆迹有類同“庚辰本”朱筆批語的手迹。
為此，書箱箱蓋正面五言詩的作者為脂硯齋畸笏叟和張宜泉了。
在這裡，自然會有人提出，此詩的作者隻會是一個人，要麼是張宜泉，要麼是脂硯齋和畸笏叟，怎麼能這樣下結論？請不要忘記，脂硯齋和畸笏叟是化名，張宜泉才是一個真名，他們實際上是一個人。
這個問題留作以後專門讨論，此處無法涉筆。
七、書箱箱蓋背面七言律詩及其作者 吳文在研究此律詩時，未經任何分析就将此律詩定為曹雪芹續弦"芳卿"的"《悼亡詩》"，然後開篇便雲"芳卿的《悼亡詩》寫于雪芹那五條目錄的同一木闆之旁。
字迹較潦草，墨色也淡，而且有三句半是寫了以後又塗改了的。
盡管這樣，但還可以看出她的字是娟秀的。
她的詩有思想，也有些曆史知識。
但以格律來衡量，那就比較差些"（見《學刊》300頁）。
還有"她的詩有于律未合之處，固然主要是由于她在這方面的水平不高，但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不肯以辭害義而有意不顧的成份在……芳卿的詩隻是'以志言痛'，并不拿去發表，'不為世人觀閱稱贊'，何況又是草稿……這又說明她原來并非全不知詩律，隻是未成為熟練技巧而已……"（見《學刊》302頁）。
我們先不管此詩水平如何，吳文的論述顯然已有了數處漏洞。
幸喜吳恩裕并沒有弄清楚此詩為曹雪芹所作。
如果知道此律詩乃是曹雪芹的作品，其筆迹乃是曹雪芹的手迹，恐怕吳恩裕将會為他的什麼"就比較差些"，什麼"水平不高"，什麼"隻是未成為熟練技巧而已"的用語不慎而無地自容了。
吳文首先将曹雪芹的"新婦"之名定為"芳卿"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吳文又沿着此慣例，在既沒有詳實地查證筆迹，又沒有弄清楚此律詩的全部真實内容的情況下，又在未确切論證曹雪芹的兒子是死于曹雪芹之先還是死于曹雪芹之後的情況下，先入為主的将曹雪芹定為"因愛子殇而亡"，并以此參照敦誠所說的"新婦"一語，以此為依據來盲目的解釋此七言律詩，并将它定為"《悼亡詩》"。
我雖承認吳恩裕在紅學研究方面的研究上确實費心血不少，并且也取得了某些成就，如“己卯本”為怡親王府所抄。
但吳恩裕在"書箱"的文字研究上就未免不慎了。
吳文在未經論證的情況下，就盲目的将此詩定為《悼亡詩》，這已錯在千裡；吳文又并稱"芳卿的詩，隻是'以志言痛'，并不拿去發表……何況又是草稿"，他的這一評定和"芳卿的《悼亡詩》寫于雪芹那五條目錄的同一木闆之旁"的這一論述也甚為矛盾。
假定此詩為曹雪芹續弦所作，也假定其續弦之名為"芳卿"，又假定此詩确為《悼亡詩》；但既為草稿，又何必寫在書箱背面的"木闆"上呢？她家缺紙嗎？這一點就甚為不通。
這是一個方面，還不要說曹雪芹的續弦夫人此時有無心思"以志言痛"，更不要談曹雪芹的續弦夫人是否粗通文墨。
這首七律實際上是曹雪芹的一首抒情詩。
不論就筆迹而言，還是就詩的内容而言，還是就此詩為什麼寫在書箱箱蓋背面的木闆上，張宜泉為什麼用紙将此詩糊了起來以及為什麼要将此書箱保存200年之久，因為此詩為曹雪芹的遺作，這就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有人可能要說，吳文不是說此律詩不論就格律和其它方面而言，不是很"平庸"嗎？它會是曹雪芹所作嗎？這一點，我認為，我們曆來對曹雪芹有拔高之嫌，都在吹噓，吹得神乎其神，好像曹雪芹就是一個"美玉無瑕"，而忽視了曹雪芹也有不如人的地方。
比如說曹雪芹七言律詩的字就寫得不怎麼樣。
曹雪芹在《紅樓夢》上的成就，固然精通詩詞歌賦、占蔔醫學等，但根本的成功則在于他把握住了站在王熙鳳的角度上寫王熙鳳，站在賈寶玉的角度寫賈寶玉，并不是站在曹雪芹自己的角度或讀者的角度上塑造某一人物，這就是《紅樓夢》"傳神文筆"以及到現在人們也望塵莫及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不能不承認曹雪芹在語言運用上的獨到之處以及善于描神。
但我認為曹雪芹，包括任何人也有敗筆之處，更何況此七律如吳文所說的是"因文義的緣故而更換字句"造成的平仄失調。
我們現在來開始研究書箱箱蓋背面的七言律詩。
此詩第一句原作為"喪明子夏又逝傷"，第二句原作為"地坼天崩人未亡"，後塗掉。
吳文将"喪明子夏"解釋為："情況大概是這樣：'當芹前妻之子在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前數月死去，他因痛子之殇，亦即所謂'喪明'"，"兒子死後，這位'子夏'（指雪芹——裕注）不幸也逝世了"（見《學刊》304頁）。
吳文要如此解釋"喪明子廈"一語，我看還不如按吳文解釋"清香沁詩脾，花國第一芳"的邏輯，直接将"喪明子夏又逝傷"解釋為："喪"指死亡，"明"可能就是曹雪芹愛子的名字。
"子夏"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另一個别号。
此種解釋不僅可以将此詩論證為悼亡詩，同時也可以發現曹雪芹愛子的名字與曹雪芹的另一個别号。
當然，我的這種說法未免有些過分了。
在學術界，各人可以發表各人的看法，誰也難免筆下毫無差錯。
吳文解釋"喪明子夏"固然含糊其辭，但确有一古典，頗與這四字相合。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将孔子弟子蔔商（蔔商、字子夏）喪子一事記載為"其子死，哭之失明"。
結合這個古典，"喪明子夏又逝傷"一語中的"喪明"可當兒子死亡一事講，"子夏"可代指曹雪芹講。
但用這一古典解釋"喪明子夏又逝傷"，隻有在曹雪芹死于"癸未"年除夕的基礎上才可通，遺憾的是，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曹雪芹的愛子死于"癸未"年大約八九月份，那麼，這一古典便與"喪明子夏又逝傷"風馬牛不相及了。
不僅如此，下一句是"人未亡"，那有悼亡詩寫在人未亡之前呢？ 關于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的問題，本來有專文論及（見本書第十部分），現在還是略提幾句以釋"喪明之夏又逝傷"之疑。
在曹雪芹的卒年問題上，不論是“壬午說”還是"癸未說"以及最近出現的"甲申說"，盡管他們的結論分歧很大，但他們在曹雪芹的兒子死亡于曹雪芹之前以及曹雪芹死亡的原故乃是由于愛子死亡一事引起的這一問題上卻保持一緻。
這一"一緻"是導緻曹雪芹卒年問題陷入混亂的根本原因。
曹雪芹死後，敦誠的悼亡詩中明文寫着"孤兒眇漠魂應逐"與"腸回故垅孤兒泣"兩句。
如果曹雪芹的愛子死于曹雪芹之前，那麼，這"孤兒"一詞怎麼解釋呢？不僅如此，更甚者尚有"孤兒泣"一語：如果曹雪芹的兒子在曹雪芹逝世之前的"前數月"已亡故，那麼，在曹雪芹的墳上，"孤兒泣"豈不變成了"鬼哭"一意了嗎？"淚迸荒天寡婦聲"與"腸回故垅孤兒泣"分明是寫"寡婦""孤兒"的悲恸場面，而不是鬼哭狼嚎的形容。
看來，“壬午說”"癸未說"以及"甲申說"統統在"前數月，伊子殇，因感傷成疾"一段話上發生了誤會。
"前數月"指敦誠寫《挽曹雪芹》一詩的前數月。
即甲申年初的"前數月"。
這一點，不論“壬午說”"癸未說"和"甲申說"均承認它為事實，并沒有什麼分歧。
不論三說如何論争，都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即挽詩寫于曹雪芹逝世之後；并在挽詩中寫了"前數月"曹雪芹的愛子殇；而且這一愛子殇是在曹雪芹死後成為"孤兒"之後。
既然如此，挽詩作于甲申年初，曹雪芹的愛子死于甲申年初的"前數月"，曹雪芹更死于"前數月"以前。
我們在這裡姑且不談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還是癸未除夕，就曹雪芹死亡、愛子孤兒殇和寫挽詩的時間順序來看，就可見吳恩裕将"喪明子夏又逝傷"解釋為"情況大概是這樣：曹雪芹的前妻之子在癸未年（吳注：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前數月死去，他因痛子之殇，亦即所謂'喪明'，自己也病了"（見《學刊》304頁）。
"兒子死後，這位'子夏'（裕注：指雪芹）不幸也逝世了"（見《學刊》305頁）一語是絲毫沒有道理的。
"喪明"中的"明"乃是指明王朝；"喪明"是指明王朝滅亡于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這一曆史事實。
"夏"指華夏，指中國；"子"當"深"字講，如"子夜"即深夜；"子夏"在此句中，即指曆史淵久的疆土與民族。
"喪明子廈又逝傷"是說：明王朝在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推翻之後，緊接着，中華民族又遭到了滿清貴族侵略的浩劫。
在中華民族曆史上，這是接蒙古侵占統治中國之後的第二次亡國。
不管今天或一萬年以後我們對此問題的态度如何，在當時，除了漢奸賣國賊外，亡國之恨與羞恥是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
第二句"地坼天崩人未亡"是說明王朝被推翻又遭滿洲入侵吞(亻+并)，但雖然遭到了這"地坼天崩"的巨大變故，中華民族雖然淪陷為滿清貴族的奴隸，但思圖推翻滿清王朝以建立華夏政權的"人"，還是"未亡"的。
在這裡，"人未亡"的"人"字，絕不包括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他隻是指明王朝一些不甘心作亡國奴的士大夫、愛國将領和由原來推翻明王朝而後轉入抗清的農民起義軍以及其它愛國反清民衆。
"人未亡"确切地說，他不僅指前期彼伏此起的農民起義軍以及由抗清失敗而轉入秘密活動的顧炎武陳忱之流，也包括曹雪芹的同代人以及後代反清排滿分子。
和曹雪芹交往深厚的張宜泉的詩句——"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休喜城烏産，當愁塞馬訓""樵虬龍""雄劍今将赴石梁"等句所表現出來的反清排滿情緒，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七言律詩的作者為什麼要塗掉"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而又改成"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尅傷"呢？從文字上說，可能要隐晦一點，從内容上說，可能更進一步陳述了華夏遭難的原因——這可能是作者改動句子的原故。
"不怨糟糠怨杜康"，吳文是這樣解釋的："現在根據芳卿的詩句'不怨糟糠怨杜康'，可知他的病并非緻命之疾。
小病，拖到癸未除夕，大概又喝了酒，由于腦溢血之類病症，猝然而亡"（見同書三○四頁）。
"杜康"固然是酒名，"糟糠"固然指粗劣食物，但是，有些詞在運用時，已失去了本來的含義。
如"紅娘"指媒人，"須眉"指男子，"巾帼"指女子。
如果我們把"須眉"當胡子眉毛和把"巾帼"當頭巾來解釋則不行了。
我們看問題還是全面一點，在不牽強附會的情況下，不要機械地給一些詞彙下定義，要結合實際情況照顧句子的各個方面來作合理的注釋。
杜甫有"朱門酒肉臭"之詩，李白有"糟糠養賢良"之句，亦有"糟糠之妻"一語和"酒肉者鄙"一事；此後，酒肉往往與朱門權貴和纨绔相連，糟糠往往與貧踐賢良相接。
七言律詩第一句中的"糟糠"和"杜康"一詞亦喪失了酒與粗劣食物的本來含義。
——此"杜康"即指明王朝的朱門權貴而言，"糟糠"即指明王朝統治下的賢良與寒門平民而語。
原作"喪明子夏又逝傷"和改作"不怨糟糠怨杜康"基本上是一緻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說明了"喪明子夏又逝傷"的原因，即明王朝的滅亡，中華民族淪陷不應該埋怨勞苦大衆，而應該歸咎于明王朝的腐敗官僚機構。
我們不妨來看看明王朝官僚機構腐敗的一些情況： 沒收武宗宦官劉瑾家産時，抄有黃金一千二百萬兩，銀二萬五千餘萬兩。
世宗時，當時積蓄不夠支一年用，而朝臣嚴嵩的積蓄卻超過朝庭積蓄的數倍。
朝臣宦官不僅胡作非為，魚肉百姓，在道德方面，也堕落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如嚴嵩當政時，朝臣自願當他幹兒子的有三十餘輩。
熹宗時，因貪污被革職的崔呈秀因求為魏忠賢的養子而擢任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
朝臣宦官如此，下屬官僚的貪酷無恥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自憲宗始，就不接見朝臣，以後各皇帝随成慣例。
神宗後，機構更加癱瘓，六部尚書、侍郎僅存四五人，各省總督、巡撫大多空缺。
在滿洲崛起，中華民族的存亡關頭，派去的邊将，多是無能之輩，除戰死外，不是敗歸，便是投降。
甚而身為入閣的延儒，與清兵接，懼而不戰，待其自去，又虛報戰功。
就有能征善戰的熊應弼、袁崇煥，反死于皇帝奸臣之手，作了刀下之鬼。
明王朝官僚機構腐敗如此，真是不亡尚待何時，可恨的是将人民推到了死亡線上。
"不怨糟糠怨杜康"便是對以上種種現象的概括。
"不怨糟糠怨杜康"是比較好解釋的，但第二句"乩诼玄羊重尅傷"的解釋卻是令人大為勞神的。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吳恩裕的解釋吧。
吳文将"乩诼玄羊重尅傷"和"誰識戲語終成谶"合起來解釋為："事情可能是這樣：雪芹生前，——即他的兒子未死之前，他們夫婦兩人可能搞過什麼扶乩、占卦、抽簽之類的玩意兒。
他們看到了扶乩得出的乩語或抽簽中的話，說在'玄羊'（玄羊指癸未年、猶如赤鼠指丙子年：皆以甲子、十二時及十二屬，配合而成。
——裕注）年将有'重尅'這類迷信的預言。
他們夫婦看了這個預言後，可能彼此開玩笑地說：'這戲語可别成為事實，那可就遭了！'誰知竟'應驗'了：兒子死後，這位'子夏'（指雪芹——裕注）不幸也逝世了……"。
關于這種解釋，我認為頗不通。
曹雪芹不僅未必信這玩意兒，就是信，曹雪芹夫婦又平白無故的抽簽扶乩作什麼？還有，"乩诼"一詞并不同于"扶乩"一語。
"乩"純屬求神問蔔，而"诼"本身就是造謠诽謗一類性質。
"乩诼"一詞類同于"诼謠"，它偏重于人為的謠言一類；而"扶乩"一詞則是借重神明占蔔一事。
吳文将"乩诼"一詞混同于"扶乩"一語顯然是錯誤的。
在封建年代裡，由于人們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無法認識，便産生了迷信思想。
封建統治者利用谶緯學說來麻醉愚弄人民，農民起義也借此來推翻封建王朝，各朝代的教徒便是此屬。
"乩诼"不是指占卦扶乩之類，它是指各種"惑"人的"妖書"和因當時出現的一種自然現象做出的種種牽強的預言性"谶語"。
如秦末的"張楚興，陳勝王"和漢末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及明神宗三十年後出現的《續憂危竑議》一書即屬此類。
我們再退一步，就算曹雪芹相信迷信，有過抽簽扶乩一事，也就算"乩诼"等于"扶乩"，也不能如此解釋"乩诼玄羊重尅傷"一語。
其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曹雪芹并沒有死在"癸未"年。
這個問題在解釋"喪明子夏又逝傷"時已經說過，此處不再重複了。
我們接着說"玄羊"的問題。
在明朝末年，即靠近"重尅傷"的時間，有三個"未羊"年。
第一個"未羊"年是神宗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按甲子推算為"己未"年。
第二個"未羊"年是思宗崇祯四年（1631年），按甲子推算為"辛未"年。
第三個"未羊"年為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按甲子推算為"癸未"年。
在第一個"未羊"年裡，即神宗萬曆四十七年，滿洲努爾哈赤在稱帝之後，于此年與明将領楊鎬統領的二十多萬、号稱四十萬兵丁戰于薩爾浒（今撫順東營盤附近），楊鎬敗歸，沈陽震動。
這一次重創了明軍，在明王朝與滿清王朝鬥争史上，是關鍵的一着。
它激勵了滿洲的士氣，加強了滿洲貴族侵并滅亡明王朝的野心；對于府庫空虛、兵革久廢、宦官專權的腐敗明王朝來說，這一戰起了一種精神摧毀的作用，造成了一些人畏敵如虎之感。
在這一戰的兩年後，即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滿洲兵攻占了遼陽、沈陽，遼東七十餘城相繼淪陷。
對于"重尅傷"一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