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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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他們是“讀書人”。

    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

    現在我在此隻得特别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

    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眦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将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

    然而我以為也并不。

    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钊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着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

    但據我看來,他其實并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着的報館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

    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于中國也無損。

    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

    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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