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聾而啞〔1〕

洛文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說話的，隻因為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為誰也不過張着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隻好嗚嗚啞啞了。

    所以勃蘭兌斯〔2〕歎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

    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志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争。

    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

    加以對于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

    于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就也招緻了“啞”來。

    （《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并不能全歸罪于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啟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

    前者急于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麼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為媒婆〔3〕，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于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诋之曰“墟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面的書鋪，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裡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

    自然，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況還有“剪貼”。

    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ＡＢＣ〔4〕”裡，卻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

    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幹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卻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為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卻較前有退無進。

    文人雖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為了出力的吹，殼子大了，裡面反顯得更加空洞。

    于是誤認這空虛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至于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内面的寶貝。

    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