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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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
其餘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
自然，大緻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
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39〕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
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曆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
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曆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
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曆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見，隻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适用的。
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
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
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将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
廣告上卻道“選譯”〔41〕。
措辭實在聰明得很。
十月十四日補記。
） 但我還要對于“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
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鈔襲。
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别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着他的真本領。
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并且因為自己爬着，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着，卻以為被我“罵”破了。
——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
彼此迎面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并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态，實在特别好看，因為曆來隐藏蘊蓄着，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
因這一回的放洩，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将“大盜”兩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
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
“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
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
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裡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于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
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
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賄選〔43〕，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彜〔44〕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佥事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裡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
好一個‘土匪’。
”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
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裡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
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确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45〕，也沒有希望國民軍〔46〕失敗；對于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複辟〔47〕時，一就是章士钊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
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面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于“孤桐先生”也一樣。
要在我的面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别的面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
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着。
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裡面，到外國去炸大〔48〕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佥事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镂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并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
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49〕，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面孔”了麼？ 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從别一方面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
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于國庫的麼？在曹锟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别。
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裡，是到了曹锟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
曹锟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彜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钊’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钊’”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
這當然是因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喽。
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于他的面孔，卻連我也并沒有什麼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
這一類的面孔，隻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
前面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章士钊在《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裡誣蔑女學生“不受檢制。
竟體忘形。
嘯聚男生。
蔑視長上。
”這期間陳西滢也曾在口頭上侮辱女學生。
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卻恭維陳說：“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隻寫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對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貞了。
”這就引起豈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針對徐志摩說陳西滢“忠貞”于女性一點，揭發了陳侮辱
其餘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
自然，大緻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
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39〕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
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曆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
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曆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
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曆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見，隻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适用的。
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
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
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将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
廣告上卻道“選譯”〔41〕。
措辭實在聰明得很。
十月十四日補記。
） 但我還要對于“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
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鈔襲。
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别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着他的真本領。
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并且因為自己爬着，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着，卻以為被我“罵”破了。
——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
彼此迎面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并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态，實在特别好看，因為曆來隐藏蘊蓄着，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
因這一回的放洩，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将“大盜”兩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
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
“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
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
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裡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于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
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
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賄選〔43〕，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彜〔44〕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佥事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裡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
好一個‘土匪’。
”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
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裡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
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确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45〕，也沒有希望國民軍〔46〕失敗；對于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複辟〔47〕時，一就是章士钊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
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面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于“孤桐先生”也一樣。
要在我的面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别的面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
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着。
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裡面，到外國去炸大〔48〕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佥事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镂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并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
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49〕，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面孔”了麼？ 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從别一方面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
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于國庫的麼？在曹锟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别。
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裡，是到了曹锟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
曹锟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彜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钊’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無恥的章士钊’”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
這當然是因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喽。
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于他的面孔，卻連我也并沒有什麼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
這一類的面孔，隻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
前面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章士钊在《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裡誣蔑女學生“不受檢制。
竟體忘形。
嘯聚男生。
蔑視長上。
”這期間陳西滢也曾在口頭上侮辱女學生。
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卻恭維陳說：“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隻寫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對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貞了。
”這就引起豈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針對徐志摩說陳西滢“忠貞”于女性一點，揭發了陳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