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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２〕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
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讨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
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
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
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
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
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松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标，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于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
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不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
而這風氣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着販來的洋貨。
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
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并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
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于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３〕，在洋貨裡，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
關于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蕭伯納是醜角》裡說過——“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産階級的革命，這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并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
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
”（劉大傑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 關于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５〕的信裡，已有極明确的指示，對于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于布
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讨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
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
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
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
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
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松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标，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于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
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不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
而這風氣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着販來的洋貨。
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
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并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
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于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３〕，在洋貨裡，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
關于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蕭伯納是醜角》裡說過——“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産階級的革命，這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并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
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
”（劉大傑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 關于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５〕的信裡，已有極明确的指示，對于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于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