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未定”草（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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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并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
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
這裡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
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
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
但又并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
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
“事大”〔11〕，曆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
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12〕，就是這标本。
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
再抄一段名文在這裡——“……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
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顔色，其苦不堪言。
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
”（《今文八弊》中）〔13〕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羅詩力說》。
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
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14〕，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号，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
但生長于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
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15〕，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
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并未“已經聞名”而已。
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诃德》〔16〕，縱使在别國“已經聞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
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
這裡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
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
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
但又并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
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
“事大”〔11〕，曆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
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衆人之上”的文素臣〔12〕，就是這标本。
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
再抄一段名文在這裡——“……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
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顔色，其苦不堪言。
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
”（《今文八弊》中）〔13〕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羅詩力說》。
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
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14〕，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号，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
但生長于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
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麼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15〕，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
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并未“已經聞名”而已。
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诃德》〔16〕，縱使在别國“已經聞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