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于現狀”〔２〕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号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于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為什麼呢？因為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産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３〕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４〕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

    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為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産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

    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并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

    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

    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于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

    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