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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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
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
别的編輯們好像也無人反對，這提議完全通過了。
散出的時候，某甲之友也是編輯先生的某乙，很感動的向或一書店代表道：“他犧牲了個人，總算保全了一種雜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約是以為這種獻策，頗于名譽有些損害的。
其實這不過是神經衰弱的憂慮。
即使沒有某甲先生的獻策，檢查書報是總要實行的，不過用了别一種緣由來開始，況且這獻策在當時，人們不敢縱談，報章不敢記載，大家都認某甲先生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須，誰也不敢捋。
所以至多不過交頭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譽無關。
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志審委會審查證……字第……号”字樣，說明着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删改的已經删改，并且保證着發賣的安全——不過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東西，書店改名《拾零集》〔10〕，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沒收。
這種亂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現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許是還帶着一點私仇，因為杭州省黨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複旦大學畢業生許紹棣〔11〕老爺之流，而當《語絲》登載攻擊複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
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堕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
至于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麼令人佩服。
自然，有時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氣，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體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
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
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吃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删，禁，删，第三個禁，删。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裡出來，幾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一輛，走了。
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
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為什麼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為西洋人隻有一個，當然隻能坐一輛，他也并沒有争。
後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于飯碗頗有礙。
真犯罪的不易得，就隻好這麼創作了。
我以為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裡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幾條紅杠子，恐怕也是這緣故。
倘使真的這樣，那麼，他們雖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選集”〔12〕做成“殘山剩水”，我也還是諒解的。
這審查辦得很起勁，據報上說，官民一緻滿意了。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雲——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會工作緊張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自在滬成立以來、迄今四閱月、審查各種雜志書籍、共計有五百餘種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十萬以上、審查手續、異常迅速、雖洋洋巨著、至多不過二天、故出版界鹹認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該會審查标準、如非對黨對政府絕對顯明不利之文字、請其删改外、餘均一秉大公、無私毫偏袒、故數月來相安無事、過去出版界、因無審查機關、往往出書以後、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審查會成立後、此種事件、已不再發生矣、聞中央方面、以該會工作成績優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種組織、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員計劃、以便利審查工作雲、如此善政，行了還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閑話皇帝》事件。
大約是受了日本領事的警告罷，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于“反動文字”還要嚴：立刻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者杜重遠〔13〕已經自認該稿未經審查，判處徒刑，不準上訴的了，卻又革掉了七位審查官，一面又往書店裡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牆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出版家也顯出孤苦零丁模樣，據說：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傳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不見了，拿了稿子，竟走投無路。
那麼，不是還我自由，飄飄然了麼？
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
别的編輯們好像也無人反對，這提議完全通過了。
散出的時候，某甲之友也是編輯先生的某乙，很感動的向或一書店代表道：“他犧牲了個人，總算保全了一種雜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約是以為這種獻策，頗于名譽有些損害的。
其實這不過是神經衰弱的憂慮。
即使沒有某甲先生的獻策，檢查書報是總要實行的，不過用了别一種緣由來開始，況且這獻策在當時，人們不敢縱談，報章不敢記載，大家都認某甲先生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須，誰也不敢捋。
所以至多不過交頭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譽無關。
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志審委會審查證……字第……号”字樣，說明着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删改的已經删改，并且保證着發賣的安全——不過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東西，書店改名《拾零集》〔10〕，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沒收。
這種亂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現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許是還帶着一點私仇，因為杭州省黨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複旦大學畢業生許紹棣〔11〕老爺之流，而當《語絲》登載攻擊複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
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堕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
至于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麼令人佩服。
自然，有時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氣，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體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
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
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吃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删，禁，删，第三個禁，删。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裡出來，幾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一輛，走了。
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
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為什麼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為西洋人隻有一個，當然隻能坐一輛，他也并沒有争。
後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于飯碗頗有礙。
真犯罪的不易得，就隻好這麼創作了。
我以為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裡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幾條紅杠子，恐怕也是這緣故。
倘使真的這樣，那麼，他們雖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選集”〔12〕做成“殘山剩水”，我也還是諒解的。
這審查辦得很起勁，據報上說，官民一緻滿意了。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雲——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會工作緊張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自在滬成立以來、迄今四閱月、審查各種雜志書籍、共計有五百餘種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十萬以上、審查手續、異常迅速、雖洋洋巨著、至多不過二天、故出版界鹹認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該會審查标準、如非對黨對政府絕對顯明不利之文字、請其删改外、餘均一秉大公、無私毫偏袒、故數月來相安無事、過去出版界、因無審查機關、往往出書以後、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審查會成立後、此種事件、已不再發生矣、聞中央方面、以該會工作成績優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種組織、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員計劃、以便利審查工作雲、如此善政，行了還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閑話皇帝》事件。
大約是受了日本領事的警告罷，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于“反動文字”還要嚴：立刻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者杜重遠〔13〕已經自認該稿未經審查，判處徒刑，不準上訴的了，卻又革掉了七位審查官，一面又往書店裡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牆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出版家也顯出孤苦零丁模樣，據說：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傳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不見了，拿了稿子，竟走投無路。
那麼，不是還我自由，飄飄然了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