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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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

    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裡—— 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裡面。

    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Q”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1〕,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

    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2〕,靠俄款〔3〕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争了。

    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

    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僞”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

    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将為讀者所不滿。

    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4〕: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面,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5〕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并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 幸而還好,報上果然隻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面”了,隻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

     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

    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頭來,挂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6〕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隻要撮取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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